西班牙国王出访英国

自击败“无敌舰队”和西班牙的威胁退却后，英国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内向，不再密切卷入大陆事务。它在1618至1648年的30年战争中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是波兰以西唯一没有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国家。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与议会间的长期争吵、内战的爆发削弱了国家对外采取行动的能力。但这一混乱却导致了最具建设性的结果，它最终催生出英国独特的君主立宪制度，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

都铎王朝虽然在英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专制主义在英国从未发展到法国、西班牙那样强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英王没有常备军（陆军）。常备军制度产生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没有常备陆军，安全就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变成了国王政府一种必要的统治工具。因为有了常备军，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英国因其相对安全的岛国地位而未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压制公众的反对，也不能控制国家的钱袋子——掌握了税收权力的国会。

与此相联的第二个原因是，英国始终存在国会。以常备军为后盾，所有欧陆国家很快都取消了各自的国会，而英王则无此资本。不仅如此，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国会的权力反而提高了。国会控制着钱款的征收和花费。如果国王能够自给自足，没有特殊的金钱需要，那么，他就可以自己统治下去而不必召开国会。问题是，与欧洲大陆同时代的君主相比，英王并没有经常的、固定的财政收入，平时国王及宫廷只能靠国王领地的地租及骑士捐维持生活。近代早期又恰逢价格革命发生，食品价格从1500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通货膨胀导致国王岁入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有特殊的金钱需要，或者一旦发生战争，他就必须召集国会，只有征得国会同意，国王才能向自己的臣民征收临时捐税。无疑，国会的存在构成了对王权的极大限制。

我们以同期的西班牙为例，看看在近代早期做一个“有追求”的君主需要付出怎样的经济代价。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不可谓不富有，当时欧洲最富庶的两个地方——意大利和低地都是其领地，又有来自美洲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他们掌握着欧洲其他王室望尘莫及的财富。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西班牙君主一直在为具有偿付能力而苦苦挣扎。16世纪40年代，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正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查理退位时，留给腓力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000万达卡。腓力二世的开支更大。他承继了父亲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如此之大，以致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在低地的战争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经非常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虽然16世纪80年代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猛增，每年约有200万达卡，但是1588年“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000万达卡。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时，西班牙王室的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

撇开西班牙霸业成败不说，只就其支付的高昂经济成本而论，就是受到重重制约的英国王室所无法企及的。因此，16~17世纪的英国之所以在军事上一直表现乏力，既无法在欧洲大陆维持有效的军事存在，也没有能力在近海以外保持一支舰队，究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国家穷，问题在于它的政府。由于君主不存在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固定税收，因此就不能充分利用其人民的资源，导致政府在军饷、给养、招兵、舰船建造和维修方面困难重重，维持长期服役的军人成为国王政府负担不起的一项奢侈。以伊丽莎白时代为例，当时西班牙的岁入是其可利用资金的6~8倍，所以伊丽莎白女王的谨慎、优柔寡断以及令人惊讶的悭吝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前者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之内统治整个国家，后者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国会。

问题是，在一个由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战争开支迅速增长的时代里，只有那些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方面的消耗、并且形成一套能够替补损失的财政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国家，才有希望赢得帝国竞争。

16世纪，由于都铎王朝几位君主的明智、审慎与精明，国王与国会之间尚能和谐相处。但是，1603年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所奉行的对外政策与宗教信仰却大大冒犯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如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海外贸易和殖民地事业的强大敌人是西班牙，但国王却对西班牙实行友好政策；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和法国维持亲密的外交关系，从路易十四手里领取补贴，而此时法国已经成为英国海外事业的头号竞争者。更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能容忍的是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恢复天主教的企图。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了“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恢复天主教的先声。这一前景使资产阶级新贵族寝食难安，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那些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买到天主教寺院土地的大商人及新贵族势必要归还这些土地。詹姆斯二世是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徒，他即位后，作为恢复天主教的第一步，就是任命天主教徒为法官。

斯图亚特家族国王的倒行逆施导致其与国会的关系日趋紧张。从1640年开始，英国的国内政治陷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其间经历了内战、护国政体、复辟，最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找到了他们理想的权力代理人——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三世。1688年11月5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689年2月，威廉正式登上英国王位，为威廉一世。这是英荷两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划到了同一个人的名下。1689年3月，国会通过“权力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而且只有在下院同意下，才能征收新税及招募常备军。至此，英国变成了君主立宪国家。

上述1688~1689年发生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的新政体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现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掌握了国家权力，从而可以确保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而资产阶级则愿意为此支付必要的开支。所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对外殖民扩张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海军则是确保国家安全、繁荣的基石以及赢得对外征服的工具，并因此被置于压倒性重要的位置。

现在，国会开始慷慨地打开钱袋了，英国政府有了远比从前更充裕的财政收入，可以充分利用经济成长所带来的收益。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1660~1685年在位），正常情况下王室年度收入仅为130~140万英镑，只有在1665年和1666年的战争年头才达到200万英镑，并且在1687年詹姆斯二世时再次上升到这一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年战争期间英国财政总收入为3270万英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是6420万英镑，这一增长单独一项最大来源是1692年开始征收的土地税。消费税也扩展至几乎每一种消费品。增税之所以得以实施而没有引起造反是因为控制国会的人支持它。从前怀疑政府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信赖他们的政府，不再担心自己的钱被用来颠覆他们的自由，所以，他们愿意承担必要的赋税以支持国家的战争行为，当然，这些战争也能够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在光荣革命后的100年当中，英国平均税收总值增长了6倍。一位国会议员这样评论道：

九年战争

（1688~1697）

又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是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时的第三场重要战争（前两场分别为权力转移战争与法荷战争）。战争起因是路易十四欲在欧洲大规模扩张，因此遭到荷兰、英国、西班牙、皇帝等组成的大同盟的联合对抗。战争的结果是法国被逼与大同盟各国言和，并退回了此前占领的很多土地，其扩张势头被遏制。

任何一位绅士请看一眼我们桌上的财务报告书吧。在那儿他将注意到我们的税收状况已膨胀到了多大的规模，多大的数字……太可怕了，就是看一眼目录也让人恐惧，因为挨着的好几栏中，我们看到的只有税、税、税……

据统计，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每20先令的开支中，就有10先令是以消费税的形式交给了国家。

不仅税收前所未有地增长，更重要的是公众还愿意借钱给政府，信用市场开始在英国大规模发展。这进一步表现了公众对于新的政治制度的绝对信心，既相信它有能力，也有意愿偿还借贷。正如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达韦南特所说：

在所有仅存在于人们思想领域的事务中，没有什么比信贷这种东西更虚幻、更美好了。它绝不能被任何强力控制，它只悬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赖我们的希望或恐惧的激情，它常常是不经意地来，没理由地走，而且一旦失去，便很难恢复。

威廉一世（1650~1702）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到1700年，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已是全欧最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公众在公共证券上的投资支付了战争费用的大约1/3。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国债已达7581.2万英镑，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增至12679.4万英镑，到1783年对美战争结束时，大英帝国的国债已积累到近乎天文数字的2.45亿英镑！——相当于20多年的税收总值。

对于供养一场战争来说，信贷的重要性无疑是压倒性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以它当时的收入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信贷给予国家预支未来的繁荣以救济现在的贫困的能力，即以按揭的方式打仗。至此，英国的全球战略终于摆脱了财政上的尴尬，钱已不再是问题。在整个18世纪，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英国那样，能够为漫长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金钱，并以此为手段在欧洲大陆寻找愿意替它牵制法国的盟友。

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确立的政治制度在18世纪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君主立宪政体进一步完善。根据1689年的《权利法案》，立法权、军权及财政大权完全属于国会，国王手里只剩下行政权，枢密院大臣仍由国王任命并且向国王负责。而在威廉一世在位期间，英国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国王必须任命下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威廉一世在任命下院多数党为枢密大臣后，经常与少数几个重要的大臣议事于密室，从此之后，这几个大臣就逐渐形成为内阁，而且内阁大臣向国王提出的建议，国王一般总是采纳。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国会所通过的法案都要由有关大臣签署。这样，批准法律的部分责任也由国王转到内阁大臣身上了。

安妮女王（1665~1714）

到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在位）又形成先例，内阁大臣所推荐的法案为国会两院通过后，国王或女王必须批准；假若否决，那么内阁大臣就必须辞职，但是国王仍只能从下院多数党中任命大臣。从1707年以后，英国国王就不再行使否决权了。这意味着国会开始享有绝对的立法权。

1714年，安妮女王病逝，且无子嗣，来自德意志的汉诺威选帝侯、新教徒乔治一世继承英国王位。乔治是詹姆斯一世的曾外孙，算是安妮的远房表兄（有50多位比他有优先权的信奉天主教的亲戚因信仰而被排除在外）。此时他已经54岁了，讨厌英国潮湿的天气，在担任英国国王的13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汉诺威度过的。对于乔治而言，这个意外的王冠带来的最大困难是他不会讲英语。他的英国大臣们又不会讲德语，君臣之间只好用法语交谈，但是懂得法语的廷臣也不太多。于是，君臣之间使用蹩脚的拉丁语来帮忙，双方又经常词不达意，交换意见时造成很大的语言障碍。因为语言不通，乔治一世从1717年起就不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在内阁大臣中逐渐就产生了主持内阁会议的首席大臣——首相。内阁完全摆脱了国王的控制。

就这样，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正在享受着绝对王权之际，英国的君主却逐渐变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但虚君并不代表国家权力的软弱，国会和内阁为英国提供了当时世界最为优质和稳定的政治管理，这是英国大国地位强有力的依托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