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等国家就已逐步形成。随后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则更是加速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西欧各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反映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国家形象思想也就应运而生。

1．马基雅维利:“君权至上”的国家形象观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思想巨人。当时正处于意大利封建割据、内乱外患的时期。意大利要想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形象思想正是适应当时意大利这一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他基于对意大利当时形势的认识，基于对历史上所存在的国家史实的观察，在其《君主论》一书中精心设计了他心目中的君主国的形象蓝图。这个形象蓝图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应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理性的王国，即一个“君权至上”的王国。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国家形象思想以人性恶为根基。与古希腊许多思想家主张人性善不同，马基雅维利主张人性恶。他认为，权力欲望与财富欲望是人性的基础，按照人的本性来说，人都是自私、贪婪、无情和奸诈的。因此，这种人性恶的本性就导致了人类的不和与战争。而人类要想过一种比较安宁的生活，就需要一个保障人类安全、维持和平的工具。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法律、国家就是实现人类和平的工具。

在政体划分上，马基雅维利比较赞同共和国的国家形式。但是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内争不休、腐败盛行的境况，根本没有建立理想共和国所应具有的条件。因此，马基雅维利指出，统一更为重要。他认为意大利当时最当务之急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只有这种强大君权的建立，对内才能克服意大利的分裂状态，“抑制权势者的过分的野心和腐化”^[33]，对外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强有力地抵御外来入侵者。

同时，马基雅维利在论述他的“君权至上”的国家形象思想之时，还花费了很多笔墨来阐述他的君主形象思想。他认为，要想达到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权目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这个君主在统治一国时，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即使采用残忍、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即所谓“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原则。但是君主又必须学会伪善以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领导者形象。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君主应该正确处理好慷慨与吝啬、仁慈与残酷等关系，并应该在行动中表现出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爱才惜才、近君子远小人、一言九鼎等特点。这样统治者才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个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的形象。

在国家策略上，马基雅维利也是坚定的“君权至上”者。他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在内政方面，一个国家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应该观时势而定夺;在外交方面，一个国家应该以武力为后盾，仅靠持有伦理道德是很难纵横天下的。为此，他特别强调军队的建立，认为要想捍卫君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此外，他还认为国家形象的建立离不开君主对外扩张的野心，唯有采取开疆扩土的政策，才能在国内外永保国家强盛的形象。

总而言之，马基雅维利国家形象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性恶为根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权、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形象的设计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且也是克服意大利封建割据的现实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君权至上”的国家形象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触到了国家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支配阶级的经济利益总是决定着国家的反映形式。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形象思想在国家形象思想史上影响深远。

2．霍布斯:“利维坦”的国家形象观

霍布斯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上层贵族的“圈子”里，在他的政治思想上，很明显地带有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恶”“君主至上”等思想的烙印。又加上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急需自己的国家机器来巩固革命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霍布斯代表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利维坦”国家形象思想就诞生了。

“利维坦”(Leviathan)这一词来源于《圣经·旧约》，原本是指海上凶猛无比的怪兽。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指称国家，是把国家与暴力等同起来，强调国家权力的绝对性。“利维坦”国家形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性论与国家起源。由于深受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人性思想的影响，霍布斯也认为人天生具有自私自利、残暴好斗的自然特性和趋利避害的行为准则。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恶的这种特性在没有公共权力作后盾的情况下，就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仇敌，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像狼与狼一样”的状况。他指出，导致人与人之间争斗的主要原因是竞争、猜疑与荣誉。在公共权力缺失下，这三种因素使人性恶的本性不断膨胀，导致最后这种“自然状态”就是“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34]。这时候，人类为了和平，就需要彼此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交与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来行使，“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35]就这样，霍布斯眼中公共权力代表的“利维坦”形象开始粉墨登场。

其次，君主权力的绝对性。霍布斯认为，由人们授予主权的那一个人或者那一个集体的意志和行为其实就代表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因此，当所有的社会契约订立者都放弃自己的权力，使自身隶属于这一个伟大的主权者——“利维坦”时，这个“利维坦”在人间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面对这个“利维坦”，人们不能对其产生任何的怀疑，更不能反抗，否则就等于破坏人们所订立的契约。同时，在主权者的权力上，他反对分权学说，认为权分则国分，国分则不国。因此，他主张主权者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也就是主权者的权力只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权者的权威得到人们的完全承认，国家得以存在与发展;另一种就是主权者的权威得不到人们的承认，那么人类只能又返回到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生活。就这样，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形象理论那里，“主权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特性无形之中使主权者的地位也变得崇高不可侵犯起来”^[36]。

再次，人民的基本权利。虽然霍布斯规定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性，规定了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权者，但他还是认为人们应该保留一些基本的权利。他指出，这种专制只能限制在国家的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上，只要不是法律规定的，个人都可以按“趋利避害”的本性自行其是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买卖或其他契约行为的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所、饮食、职业及按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37]。后来，霍布斯还给了个人以拒绝服从主权者的权利。他认为，对于主权者危及个人生命的无理要求，个人可以抵抗主权者的命令，因为这侵害到了个人的“自我保存”原则。不过他又反对人为了他人而反抗主权者，只许个人自卫。这就是说，人们不能组织起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主权者的统治。显然，霍布斯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对于国家这个“利维坦”的绝对权力来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是无任何反抗意义可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霍布斯在他设想的国家中，人为地为主权者设计了一个凌驾于所有人、所有权力之上，不受限制、大权独揽的“利维坦”形象。虽然“利维坦”是表征着世俗生活的唯一命令者与权力的唯一独揽者，但客观上其实就是“上帝”的现代翻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这种“利维坦”国家形象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君权至上”的国家形象思想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的国家形象思想又时不时地冒出一些自由思想的火花。如对人们的一些自由权利的阐述就表达了资产阶级对自由的根本要求。这相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形象思想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且霍布斯在国家形象思想中对个人自由思想的论述，后经其他思想家的发挥，被资产阶级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