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的区域

2.2　一体化的区域

虽然许多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WTO框架下互惠贸易协定的作用超过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质量上看，欧盟的关税同盟、内部市场以及一定范围内的货币联盟在21世纪初期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个作用将随着2004年5月1日之后10个新成员国的加入而不断增强。这个扩展中的共同体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30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样一来，围绕着欧盟内部市场就形成了互惠贸易协定和贸易关系融为一体的网络。同质量上一样，从数量上看，欧盟也可以被归入国际领先的一体化区域之列，但是，无法确定的是，欧盟的扩大是否会长期持续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7年由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率先发起建立欧洲共同体(EG)，这是对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尝试。除了经济上的动机之外，对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人们尤其希望通过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在西欧通过保障和平的方式把作为“一战”和“二战”侵略者的德国囊括进来，并且在冷战时期强化跨大西洋的安全架构。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共同恐惧，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一体化的政治上的驱动力和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黏合剂。这一段建立一体化的历史同东盟一样，提出了有关区域一体化当中与一体化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安全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与欧盟一体化相竞争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规划，也就是经济互助委员会(RGW)的经济一体化，曾经给国际经济关系打下了强烈的政治烙印，这一点恰好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个突出的弱点:苏联从政治上考虑，不仅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贸易中作为“社会主义霸主”(sozialistische Hegemon)而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以及在许多国际合作项目中，苏联的这一重要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亦即在(以苏联为大一统的)东欧中央管理经济(Zentralverwaltungswirtschaten)之下所实行的国际分工，于1990～1991年间在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寿终正寝，作为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主导力量的苏联也在1991年解体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The 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于1993年开始生效，在这个协定中，8个原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中东欧成员国联合起来，为加入欧盟做准备。如今大部分原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已经成为欧盟指定的成员国，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Ex-UdSSR)的欧盟成员国资格直到现在都是未知数。然而，一体化问题还是摆在了俄罗斯——或者说——独联体国家(GUS，die Gemeinschaft Unabh－ngiger Staaten)的面前，因为一方面有4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已经形成了中亚一体化区域;另一方面，有人考虑过，通过成为WTO成员，以便从受到各种不同扭曲和制度不稳定影响的前苏联的外部输入各种规则，从而帮助实现全球一体化(Welfens，1999;Wiegert，2003)。

从1991年起，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进行了一次建立广泛的多国关税同盟的尝试，但是这个作为一体化第一阶段的自由贸易区的跳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1997～2002年间，阿根廷和巴西出现的经济问题导致了条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中止。作为成员国的阿根廷选择货币管理局体制(Currency-Board-System)来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因而间接地导致签约国用于宏观经济协调的准备金不足，这就成为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弱点(Baer，Cavalcanti和Silva，2002)。另一方面，虽然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近期内还不会达到关税同盟阶段，但是还不能说建立关税同盟是不可能的。有趣的是，在东盟10个成员国的范围内也讨论了区域货币一体化问题。这样一来，以越南战争期间的1967年为标志，东盟作为区域安全政策的国家间联盟而开始起步，旨在实现具有宏伟目标的长期的区域一体化(Fischer，2003)。

当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的一体化样板时会提出如下问题，即为什么一体化会选择在不同的程度上开展。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早期历史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至少表明，自由贸易区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体化形式而发挥作用。因此，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持续地将一体化引向深入的动机和方法，以及那些相对成功的一体化俱乐部(Integrationsclub)的驱动力及其成就。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许多另外的促成区域一体化的努力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毫无成就——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尝试。按照对市场经济的曲解而产生的非洲一体化区域很少显示出成功的迹象，在那里，政治不稳定和国内战争阻碍了长期致力于实现一体化的努力。

有趣的是，大部分区域一体化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同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自由化进程并行不悖。冷战结束以来，不仅许多转型中的东欧国家成功地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所接纳，而且与国际法的关联相对薄弱的GATT在1995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也转变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即WTO。WTO在2001年因接纳中国为成员国而取得了一次更大的成功，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位于全球第二的国家从现在起被纳入了WTO的管理框架，也就是说，遵循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也将被接纳为WTO成员国，于是，WTO将至少覆盖95%的世界贸易。由此提出了一个有关全球一体化变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通过WTO成员国实现全球一体化，还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全球一体化(Langhammer和W9ssmann，2002)?这是因为区域一体化意味着对于加入一体化的国家实行互惠贸易关系，而对第三国则明确地实行歧视性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歧视性政策必须根据GATT第24条而被报告，或者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例如:在GATT执行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im Zuge besonderer GATT-Ausnahmeklauseln für Entwicklungsl－nder)的过程中——也必须报告。

产生于美国-加拿大双边合作并且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所组成的NAFTA必然以美国为主导，其重点在于实物经济一体化(real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领域。2002年，由NAFTA与智利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NAFTA的区域性扩张在拉丁美洲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同NAFTA向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扩张的理念相伴随的是，美国的目标是在向南部扩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The 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与此同时，像5个国家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ANDEAN，der Andean Community)这样的现有的一体化集团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更是必将首先获准加入。不管怎样说，北美的经济一体化显然走在前面，而美国-加拿大的贸易自由化也证明了这个一体化是一段长期而又成功的历史。与此相反的是，南美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显现出相对不稳定的特征，在那里，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似乎给实物经济一体化造成了困难。

总之，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过50年之后，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全球化过程与推动融合的那些驱动力量交错在一起。鉴于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完全可以说——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在丧失(Giersch，2002)。更多的一体化区域将长期存在下去，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等，于是，国际上的体制竞争不仅作为各国之间经济秩序的竞争而得以贯彻，而且也作为一体化区域之间的竞争得以贯彻。一体化俱乐部以及在这些俱乐部中各自起主导作用的强国(Führungsm－chte)，都寻求对全球的秩序架构施加影响。例如，美国或NAFTA间接地通过WTO，寻求对东盟和欧盟的秩序政策的自主程度(Ordnungspolitischer Autonomiegrad)加以限制。同样，欧盟也可以增加其成员国的数目，以便在国际组织中施加其影响力，并致力于发展同其他一体化区域之间的特殊关系。

与此相反，美国一方面因为它存有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野心而在背后受到指责，另一方面，它也显示了其在政治方面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与克林顿政府有关建立拉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相伴随的是，美国已明确地表达了它对NAFTA向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方向扩展的兴趣;美国还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这样一来，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一次使跨太平洋贸易超过了跨大西洋贸易，接着又提出了一个在亚洲持续不断地倡导一体化的纲领。与此同时，在这个场合，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在区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一个经济与经济政策合作俱乐部中第一次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