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职务犯罪人员外逃、资金外流严重
从表8～14可以看出，抓获的携款在逃尤其是外逃的犯罪嫌疑人逐年上升。这固然是一种成绩，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谈到这个问题，这种事实本身其实就足以表明，大量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无法被抓捕。例如，2002年4月6日，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在无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外逃至美国;2001年5月，原河南省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到新西兰定居;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和许超凡在监守自盗近5亿美元之后都潜逃至国外。据一位曾供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件为20～30件，引渡回国者为5名左右，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另外一大部分案件并不是通过检察院办理的。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由三处，一是就近避难，潜入中国的邻国，二是逃往处于转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三是逃往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9)
前几年，职务犯罪者往往是罪行败露后被动潜逃，但现在，职务犯罪分子更加狡猾，往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任职期间将资产转移到国(境)外，将子女送到国外学习、定居，让亲属加入他国国籍，制定好妥善的“外逃预案”，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实施“战略转移”。例如，根据中山市检察院披露的资料，近年来共立案查处涉及向国(境)外转移非法资产的职务犯罪案件有15件26人，而且从发案的时间规律看，还有增加的趋势。其特点主要是:一是非法资产通过套汇转移到国(境)外;二是用内地的贪污挪用的赃款偿还境外赌债;三是内地进行犯罪交易，境外收受赃款;四是利用管理、经营境外公司之机，直接贪污挪用公款。(30)
有学者还总结了港澳回归后跨境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31)一是与不法外商勾结损公肥私;二是工作时间携公款出国豪赌;三是截留货款在境外以自己的名义投资;四是将贪占的钱财向境外置业;五是把赃款移送境外亲朋处存放;六是由情妇在境外置买房产物业。
另外，福建省的检察官发现，很多腐败分子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案发，因此提前做好外逃准备。很多人“狡兔三窟”，事先办好护照，拿好“绿卡”，把妻子儿女先安排到国外工作或留学，在国外安好家，一有风吹草动就出逃。据统计，2003年1月至2005年7月，仅福建省就有69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其中案值在100万元以上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人。福州市有6名“落马”高官的子女均在国外留学。原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徐某、副局长黄某，在“福州首富”——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首犯陈凯案发后，先后携巨款外逃，其中黄某带着数千万元和情妇逃到了美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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