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

□ 殷　辂^[2]

摘要：网络舆情事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互联网中的表现。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产生的背景，特殊的事件是风险的爆点，而网络的聚焦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助缘。目前网络舆情除了具备一般性特征之外，还折射出一些新问题，其中政府与民众隔阂、基层治理危机、舆论麻木等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舆情疏导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去除壅塞、彰显公道，减少非理性舆情的破坏性，这是舆情疏导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网络舆情　舆情治理　路径

网络舆情是由特定的事件引发的公众情绪和意见。它虽然围绕着事件展开，却并非事件的简单呈现。在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重合的时期，网络舆情是在社会事件、现实矛盾、社会情绪与网络媒介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是一种“社会性”呈现。在反映民意的同时，也折射出现实存在的问题。

一、2015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及特点

网络舆情事件是指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引发网民关注、形成舆论焦点的社会事件，它虽然发生在某地，却在互联网上引爆聚焦。河南省是全国人口大省，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网络舆情事件的高发地。2015年发生在河南省的网络舆情事件比较典型的有20起（见表1）。

表1　2015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汇总表

从表1中可以看到，这些事件贯穿全年，涉及各个地区和领域，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网络舆情事件并不是简单的新闻事件，而是社会事件、社会背景、网络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网络新闻事件的本质是“事件+网络”。偶发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后迅速消失，这是网络新闻事件的特点。首先，它不是外在的偶发事件，而是与某类社会问题联系的社会性事件。它是社会风险的结果，同时又激发了与之相应的社会情绪。其次，其社会影响或冲击性也并非仅仅来自事件本身，而是连带了背景因素。2015年发生在河南省的网络舆情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产生的背景，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事件是引爆点，而网络是其形成、聚焦和扩散的助缘。社会性事件连带着背景因素在网络环境下聚焦、扩散，这是网络舆情事件的本质。

（二）涉及政府负面资讯占据网络舆情事件的大多数

在表1中列出的20个典型事件中，“大学生救人被反转”“医生护士被逼抱尸示众”“少林寺方丈被举报”“女中学生被逼吃垃圾”事件与政府无关。“村民被政府人员土埋”事件本是邻里纠纷，但因为被打上政府工作人员的标签，形成了强烈的舆论效应，它虽然与政府无关，但却与政府民众隔阂问题相关。“鲁山老年公寓火灾”虽然属于公共安全事件，但却暴露了地方政府管理中的严重问题。除此之外，其他14例事件都是典型的涉及政府事件，占网络舆情事件的70%，主要涉及腐化堕落、用权任性、骄横跋扈、冷漠无情、“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在政府与民众隔阂的背景下，少数官员的问题极容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引起舆论聚焦。

（三）拆迁、城管执法中的极端事件不减，成为网络舆情的焦点

强征强拆与城管执法一直是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网络舆情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并且事件的当事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但恶性极端事件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冲击性、震撼性并没有被“信息疲劳”所抵消。在强拆方面，2014年发生了新郑“半夜遭强拆”等事件，这些事件已经冲击到公众的心理底线，但2015年发生的“洛阳拆迁坠亡”“平顶山暴力拆迁”等事件还是冲破了已经麻木的底线。在城管执法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数量还是暴戾程度都没有减弱。恶性极端事件的发生，败坏了相关人员的整体形象，在民众中产生激烈的对立情绪，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四）网络舆情事件的持续性骤减，“断头新闻”增多

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包括形成、爆发、扩散蔓延、消退四个阶段，在以往，这几个阶段较为清晰，事件会在网民围观声援、媒体追问中持续一段时间，但近年来，事件的持续性却骤然减少，往往刚刚形成，就进入了消退阶段，“新闻断头”现象非常突出。在2015年网络舆情事件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舆情爆发得很快，但消退得也很快，几天之内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同时，自媒体和新闻网站、平面媒体的互动与以往相比也明显减少，对事件的关注止于有关部门的初步表态，不了了之的现象非常突出。除了“鲁山老年公寓火灾”“平顶山暴力拆迁”“男童救助站饥饿致死”这些得到上层批示的事件之外，其他事件很快就在网络媒介中消失。在事件还没有结果之时，新闻就变成旧闻，脱离了公众及媒体的视野，这种“断头新闻”现象的出现，是舆论麻木的表现。

（五）“微信、微博、微视频”成为信息发布、传播的重要渠道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发布与传播更加快捷。带有视频的微信、微博使信息传播更具有真实性和震撼性。在2015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中，“官员涉嫌嫖娼”“不嗑瓜子就晕倒”“城管暴力执法七旬老夫妻”“城管打人砸店”“洛阳城管局局长打记者”“医生护士被逼抱尸示众”“灵宝警察枪指女子”“女中学生被逼吃垃圾”“村民被政府人员土埋”等事件的视频都由微信、微博最先发布，然后被论坛、网站大量转发，最终演变为网络舆情事件。这种“文字极少、让视频说话”的方式正成为信息发布、传播的主要渠道，也成为公众维权、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

二、网络舆情折射出的问题和风险信号

（一）政府与民众的隔阂存在固化的风险

政府与民众的隔阂并非简单的话语体系的分割，而是有现实原因的。权力失控、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政府与民众隔阂的问题。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但却不是真正的对立。这种问题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虽然这种问题还不突出，但已经开始显现。

（二）公共安全事件的背后隐含安全风险的“人为性”

公共安全事件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不仅仅因为事件的突发性，更因为它牵涉到生命的陨落。近年来河南省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典型的有“兰考弃婴收养所火灾”事件、“义昌大桥爆炸”事件、“获嘉化工污染”事件、“鲁山老年公寓火灾”事件。从表面看，这些事件似乎是由不可抗因素造成的，但外在因素是与内在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以2015年“鲁山老年公寓火灾”事件为例，这场造成38名老人死亡的悲剧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电器线路接触不良发热，高温引燃周围的电线绝缘层、聚苯乙烯泡沫、吊顶木龙骨等易燃可燃材料”，但“接触不良发热”能够起作用造成特大火灾，其背后却隐含着一系列“人祸”：老年公寓“违规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违规使用大量铁皮泡沫和不合格电器电线；管理部门“违规审批许可，行业监管不到位”；消防部门“消防监管不力”；国土、规划、建设部门执法监督工作不力。这些问题是制度问题，但更是人的问题。一旦丧失了最起码的责任心，微小的偶然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大的灾难。在系统性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很强的人为性，不存在孤立的事件，外在的偶发因素都是通过“人的因素”而起作用的。不但制度与人无法分割，社会环境乃至自然环境都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人祸”不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

（三）网络舆论出现麻木的迹象，舆论监督的效力减弱

2013年下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网络环境，网络谣言明显减少，网络炒作和网络暴力活动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网络公共空间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网络监督的效力下降、网络维权的难度增加。在遏制负面因素的同时，正常的网络活动也受到了影响，网络活力下降。这虽然是阶段性的，但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自媒体与新闻网站、网络与平面媒体的互动本是舆论监督的有效形式，但这种互动目前却仅限于发现题材，事件被曝光之后，相关议题却很快就消失，形成“新闻断头”现象。在是非曲直还未显现的情况下，事件就退出了公众的视野，这是对社会公道的伤害。与以往相比，网络舆论出现了麻木的迹象，舆论监督的效力开始下降，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关注的阈值越来越高。人们对各种“怪事”开始适应，“义愤”下降而失望情绪有所上升，即便是出现更怪的事件，也不再关注其结果。二是公共事件出来之后，情绪性发泄占据主流，缺乏理性地参与。三是网络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报道缺乏持续性，存在“重题材轻跟踪”的问题。网络治理的前提是激活网络活力，发挥其正面作用，遏制其负面影响。如果规制网络行为变成正邪两伤，就失去了意义。在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舆论麻木的迹象并非积极的信号，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网络舆情治理理念与路径

网络舆情事件是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重合下的特殊问题。特定的社会事件点燃了其背后的社会情绪，连带着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在网络上聚焦、扩散、蔓延，这是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轨迹。从系统观点看，网络舆情事件实际上是社会风险的具体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视为风险的引爆，也可以视为风险的释放，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如果顺着风险发作的惯性力，网络舆情事件最终会在各种矛盾问题的作用下演变为公共危机，但从风险治理角度看，这种具体化的过程却为风险的释放提供了出口。社会风险借助特殊事件而爆发，就成为可治理的风险。虽然社会情绪在聚集，但事件有其本然的是非曲直，这为风险治理提供了可见的路径。回到事件本身、彰显公道，社会风险就会借助事件而释放。

从网络舆情事件演变为公共危机，这是非治理状态下的连锁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与事件相关的问题、矛盾、情绪集中爆发，产生一连串的反应。虽然事件最终会在时间因素的作用下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但这只是暂时的退潮而非真正的平息，其代价是社会风险的积累。在治理状态下，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得以彰显，附着在事件上的连带因素被剥离，在事件真正平息的过程中，社会风险、情绪得到释放。因此，网络舆情的治理，实际上就是打破风险发作的连锁反应的过程。就事论事、还原真相、还原是非是可行的路径。

（一）激发网络活力，发挥网络的正向监督作用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不应该幻想社会的平静，更不应该采用强制的办法人为地制造不正常的平静。激发网络活力，保持言论与诉求渠道的畅通，是沟通上下、使潜在问题外化的一种方式。网络公共空间中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公开、理性的方式予以消除，一味地打压舆论或将某种观点强加于人，都不可能让人信服。网络舆论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但态度的对立却完全处于自私、无知和偏见。在基本事实之上无法形成共识，绝非“判断的负担”，而是偏执和蛮横造成的。网络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场所，它可以将原有的危机扩散，但同样也可以用来消除危机。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基础上规范网络行为，网络公共空间就会发挥其正面效应。

（二）去除附着在舆情事件上的壅塞，彰显本来的是非曲直

舆情疏导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但疏导的目的不是将舆情引导至某个方向，而是去除壅塞、还原本来的是非曲直。所谓壅塞，就是附着在事件上的私利、情绪、先入之见和预设立场。只要疏通壅塞，是非曲直就能够显现，变异的舆情就会回归正常。舆情失真乃至变异，其原因并不是没有真相和是非，而是人自身被外物所障，真相与是非不能显现。去除附着于网络事件上的“外物”，以公道为基础的共识就能形成。因此，舆情疏导并非仅仅针对舆论，其本质是通顺人情，而通顺人情其实就是主体间除去私障、建立共识的过程，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管控。不相信人的良知与理性，就不存在舆情疏导的问题，其结果必定是比拼力量，不是压服舆论就是被舆论所支配。这种管控思维只会将问题复杂化。

（三）完善公共治理体系，实现网络舆论与现实的互动

舆情治理是公共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与源头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加强源头治理、减少社会矛盾，这是舆情治理的基础。如果将舆情治理孤立于源头治理之外，即使存在舆情疏导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在源头治理上，应捍卫群众的合法权益，消除少数官员绑架政府的现象。如果不涉及问题的解决，是非曲直仅仅在虚拟空间得到彰显，这并不足以消除负面情绪。目前，各个地区和部门都制定了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办法，但大都停留在危机公关之上，网络舆情事件只有引发上层关注，才能够触动行政体系。应对与解决处于隔绝的状态，缺乏彰显公道的社会机制，这已经成为矛盾积累的重要原因。对于政府来说，在消除习惯性应对失当的同时，必须推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互动，促使舆情所针对的问题在现实中得到真正的解决。只有这样，网络舆情才能逐步趋于理性。

【注释】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公共空间官民共识的生成机制研究”（13BSH35）的阶段性成果。

[2]殷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