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层次”方法的当代发展

遗憾的是，“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在《资本论》之后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仅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研究中得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和发展。当然，这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性本身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

《资本论》之后，人们试图用各种方法实证地研究经济波动的长周期。例如，1896年，俄国学者帕尔乌斯最早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约50年至60年一次的、周而复始的长期变化现象；1912年，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在《春潮：对工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指出西欧和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850—1873年、1896—1911年间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并用价格、外贸、工业生产、利率、企业创建和资本积累等指标论证了这两次“春潮”；1924年荷兰经济学家S．德·沃尔夫使用专门的统计分析对盖尔德伦的研究结果加以证实；同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考茨基研究了经济运行中的长期波动，把近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下降期”和“上升期”四个波段，指出价格波动导致长期繁荣和长期萧条，而价格水平的变动源于黄金生产的变动^[2]；1925年，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中，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百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系列统计项目进行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3个长波，科学技术是对之适当划分的分析出发点；随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支持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期，将其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引发20世纪70年代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研究热。

大体说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长波研究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是新熊彼特学派。这两支理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出了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曼德尔通过赋予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以“半独立”变量的意义，开创了“中间层次”分析的先河；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从制度约束和制度变革方面解释特定经济长波中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新熊彼特一派则采用了“技术—经济”分析范式，建立起“技术—经济—制度”的协同演化模型，尝试在一个“中间层次”的分析框架中将资本主义变革的“三维”（技术、经济、制度）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