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问题的法学“形而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5]。所谓道，事物的本源，问题的本质。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出“法学形而上”，当然的原因是法学所要关注的形而上的问题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所能揭示或者力图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应然状态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对于秩序的理想，那么我们不妨说，社会科学为我们描画出了一片道德的天穹。而在这片天穹下，每一个社会单元（包括个人、团体、机构、政府等）都生活在道德理想极限之下的现实之中——实然状态（见图2－1）。

图2－1　道德的天穹与法律的底线

要求每一个社会单元的行为都靠近道德的天穹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当它在天穹之下距离人类共同的理想太远时被要求规范则是毋庸置疑的了。人类社会对于所有社会单元的行为都存在最低底线的要求——这就是法律。法学研究所要关注的正是这条底线如何确定的问题。

政府投资本质上讲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政府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之一。各种经济学理论对于政府干预甚至参与市场的问题都有各自的观点，并根据各自的观点为政府的行为指出了应然的方向。但是，无论哪一种理论体系都不能完全否认政府投资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存在。实际情况也是，在当代国家进行政府投资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差别不过是政府投资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的大小。

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体系下，政府被要求具备充分的道德都是很自然的，因为现代国家的政府是在这样的期许之下被建立、被赋权和被接受，从而使之具备有别于其他社会单元成分的超然特征。但是，从法学的视角来看，政府的这种超然的成分可以暂时地放在一边。实际上，任何的政府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道德的寄托，而成为道德麻烦的来源。对于法学而言，探讨政府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充分的道德，或者说距离道德的天穹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本非其所长；而什么是政府行为不能逾越的底线这样的问题才是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

这条底线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法律制度的建设将会采取的原则和标准，因此笔者称它为法律的底线。它对社会单元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激励。这看起来似乎是更技术性的一个问题。如图2－1所示，政府行为的底线x的合适高度在哪里是法学研究的目标。如果底线的标准设置过高（如x′），政府将更多地表现出不作为以减少其作为可能带来的自身成本的增加。其结果是社会效率的下降；如果底线的标准设置过低（如x″），政府在约束降低的前提下过度作为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对政府行为与其他社会单元的行为采用不同的底线标准（如x），那么，公平的原则将会被破坏。在这三种情况下，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在有效性上都将受到质疑。因此，政府投资行为的法律底线在哪里，以及如何确定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法学形而上研究的重要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