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国际秩序

这是一个与雅尔塔协议紧密相连但是又有着差别的问题。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雅尔塔协议的基础上的，同时也通过在冷战期间（主要是美苏缓和时期）东西方就尚未解决的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取得的协议得到了补充。这些安排可以分为全球性和地区性两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对“敌国”的戒备和提防。

一方面，按照联合国的宪章，尽管各会员国“主权平等”是其重要的组织原则，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权力则集中于由五大国担任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而且，虽然宪章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五大国会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从其对非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来看，显然是由于五大国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不难想象，这主要是指它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牺牲，担当了不可替代的责任。换言之，联合国安理会既不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也不是一个“大国”俱乐部。与此同时，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还特别提及了如何“对付”敌国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这里“所称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的”。^[4]

另一方面，在中欧、东欧和远东的地区安排上，其主要目标就是惩罚法西斯国家及制止其重新武装和侵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就宣布了“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的具体做法，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则强调了为“确保德国绝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而必须采取的各种措施。东欧国家间领土的变动，特别是波兰疆界的西移，虽然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也反映了它建立在以往历史教训基础上的安全要求，有着其合理性。

当然，在坚持半个多世纪以前确定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的同时，对它的某些具体做法可以有所调整，但是这一调整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第一，德、日、意法西斯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和战争暴行不容否定，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贡献不容否定。否则就会给残余的纳粹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提供推翻历史定案和实现卷土重来的机会，使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遭到威胁与破坏。第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等就剥夺法西斯国家所攫取的领土宣布的决定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盟国就法西斯国家与邻国间的领土调整作出的安排也必须得到认真遵守。否则国际稳定与和平就会遭到破坏。第三，安理会在维持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安理会的扩大，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的增加，是一件十分谨慎的事情，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加以解决。第四，德国、日本的军事能力曾因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通过的有关国际协议受到了重要限制，与此同时它们也采取了一些自我限制措施。德日若想摆脱这些限制，首先应当以诚恳态度和悔过行动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谅解，然后再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在如何对待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前法西斯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产生了有着巨大差别的结果。联邦德国（还有冷战期间的民主德国）比较彻底地清算了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比较认真地遵守了盟国关于分区占领德国及剥夺德国的军事能力的措施，甚至在领土的问题上最后也接受了现实，承认了奥德-西尼斯河为德国和波兰的边界。此外，它还积极促进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事业。正因为这样，德国也得到了欧洲各国及其人民的谅解和信任，逐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并且通过“2＋3”会议使国际社会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德国的统一。

与此相反，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在东亚受到了日本的挑战。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变得愈益嚣张，而且积极在政坛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些右翼政客不仅否认对邻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公职身份祭祀战争罪犯，而且力图重新霸占本应归还邻国的领土，拉拢一些国家强行推行“入常”计划，以谋求“正常国家”地位为名推翻“和平宪法”。他们的这些做法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又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基石的破坏，对亚洲和平稳定的冲击，从而引起了邻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警觉和反对。2012年12月，在中俄第17次总理磋商联合公报中，两国首次将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秩序作为共识确认下来。就是在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日本的种种否认战后国际秩序和恶化与邻国关系的做法表示了担忧，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