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一、理论研究

目前，对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原因

交易成本一直是解释企业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交易成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在交易过程中所需要的物流、商流、信息流及资金流的成本的大量降低。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Grossman和Helpman（2004）^【1】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既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水平有关（它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小，发展中国家就越有可能通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发达国家建立起一条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同时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有关（主要指经济契约环境）。

Yi（2003）^【2】认为关税水平是导致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发生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关税降低到某一水平之下，从而使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足以抵消关税和运输成本时，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和加工贸易才有可能发生。

Harris Richard（1993, 1995）发现电信通讯部门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方向和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刘志彪（2001）^【3】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迅速发展总的来说与制度、技术、交易成本和新兴市场等方面的因素都有直接关系。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分析

1．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高越、高峰（2005）^【4】指出，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由于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包含了多个国家生产的投入，各国对这种分工的相互依赖及其利益关系会有助于减少彼此间贸易摩擦的发生。但笔者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意味着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国际间的高度分离，某一产品的形成可能是其生产工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而这将会导致产品的原产地界定问题。例如，我国是加工贸易大国，原产地限制的过于宽松会使得仅在我国境内进行简单加工的产品也被认为是“中国制造”，这无形中夸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从而使得我国更易遭受外国利用“倾销”等借口来实施对我国的贸易报复，进而加剧了贸易摩擦问题的发生。

2．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资产专用性问题

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资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作他用，资产的专用性越强，企业在退出生产时的沉淀成本就越大。企业往往由于使用了大量的专用投资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轻易转向其他产品进行生产。高越、高峰（2005）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有利于克服资产专用性的束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行业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分工，不仅可以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也较容易克服资产专用性的束缚，减少和避免生产要素在转移中的损失，从而使资源的再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

3．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外贸增长的关系

为了回答世界制成品贸易的年增长率高于世界产出年增长率这一问题，不同学者试图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进行解释。其中，Hummels，Ishii和Yi（2001）指出，1970～1990年出口贸易的增长是与占世界出口增长1/3的垂直专业化增长密切相关的。Schmitt和Yu（2001）通过在标准的产业内贸易模型（D-S模型）中引入非贸易品，认为当贸易壁垒降低时，原本为非贸易品的产品将变为可贸易品，从而使得出口的增长快于总产出的增长。

国内学者柳剑平、孙云华（2006）认为，由于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所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的不同，而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产品制造环节的末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上游环节的中间产品导致了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因此，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分工模式

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分工模式，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新贸易理论的开创者Paul Krugman（2002）认为，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主要发生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其分工和贸易模式不可预测。田文（2005）在李嘉图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比较优势对贸易模式决定的影响，指出在中间投入品贸易成为可能的背景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主要取决于中间投入品价格的高低，而中间投入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一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以比较优势为切入点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并调整发展策略，不断提高自己在分工链条中的地位。

高越、高峰（2005）结合我国国情分析认为，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加工装配成最终品（主要是消费品），然后出口最终产品（主要是消费品）。这种分工地位与我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胡昭玲（2006）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出口部门或进口竞争部门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同样可以将两个部门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垂直专业化使国际分工与交换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利益：一方面，即使发展中国家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中不具有优势，但只要在这些产品的特定生产阶段上具有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上，国际生产分割带来的分工程度的加深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整体国民福利的提高。

（四）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验研究

1．关于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验研究

Feenstra和Hanson（1997）对美国制造业进行了检验，发现其中间品购买总量中进口投入品的比例已经从1972年的5.7％上升到1979年的8.6％、1990年的13.9％。Campa和Goldberg（1997）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情况，他们发现1975～1995年间，美国进口投入品占中间品购买总量的比例增加了1倍；加拿大、英国在1993年时均有超过20％的投入品来自于海外。

Hummels，Ishii和Yi（1999）运用投入产出表统计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垂直专业化水平。经测算得出，在过去的25年内，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增长了40％，占世界产品出口的30％。Hummels（2001）运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概念来说明产品内分工，根据他们对OECD国家及爱尔兰、韩国、中国台湾、墨西哥4个市场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测算，产品内部贸易占这些国家和地区1990年出口的21％、1970～1990年出口增长的30％。

Andersson和Fredriksson（2000）研究发现，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比重增加迅速。他们对公司内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和成品贸易作了区分，并对瑞典的跨国公司贸易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瑞典的母公司在公司内贸易结构中倾向于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在公司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1970年的30％上升到1990年的70％。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运用美国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检验母公司和海外分公司之间中间投入品的贸易状况，经验研究结果证实，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每下降1％，中间投入品的贸易量将增加约3.3％。这与Yi（2003）^【5】提出的模型结论是相吻合的。

2．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经验研究

国外学者中较早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是Naughton（1996），其研究表明中国的进口份额在1988年大约为0.25，而到了1994年上升到0.41，但这种计算口径过于宏观，很多不能真实反映国内的中间产品贸易水平，后为国内学者所修正。

刘志彪（2001）借用投入产出表对中国1988年、1994年、1997年的17个产业部门的国际垂直专业化水平进行了具体测算，结果表明，丹麦、荷兰、爱尔兰、韩国等小国总出口的份额一般高于大国；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份额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中国内地的平均值仅次于丹麦、荷兰、韩国、中国台湾，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大国。

张小蒂（2006）结合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产业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合1995～2000年中国各产业的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及指数，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时在国内的价值链较长，从事的加工程度较深，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的加工程度则较浅。

高越、高峰（2005）为了解答中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将中国的贸易数据进行分类后得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主要是消费品）并进行出口，而且这一分工方式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赵伟（2006）从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测算了中国典型年份的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结果得出：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我国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的30％以上，纺织业次之；关税与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扩展呈负相关变化；产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居多的部门一般具有较高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

二、应用研究

（一）国际垂直专业化与收入分配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明显扩大，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与相对工资均有所下降，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普遍重视。国际垂直专业化被认为是造成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发达国家将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阶段移往低收入国家，从而降低了国内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提高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相对工资。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大量文献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

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涉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有无影响、有什么影响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诸如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作比较。从研究对象看，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与中国香港、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研究得多，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研究得少，只有极少数学者分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东南亚（Cheng和Kierzkowski, 2001）、中美洲与加勒比海（Feenstra、Hanson和Swenson, 2000）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看，理论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试图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一般性结论进行分析，但这一角度的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的结果。例如，Jones和Kierzkowski（2001）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非熟练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依赖于一国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与具体的垂直分工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Kohler（2003）则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由那些从经济角度看应当留在国内进行的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决定的。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与技术扩散^【6】

对通过贸易与直接投资等途径发生的国际技术扩散进行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领域，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技术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技术扩散，或者对垂直专业化中企业是否会进行技术转移的动机进行研究。Jabbour和Mucchielli（2004）、Jabbour（2005）证实了垂直专业化可以成为技术扩散的途径，并分析了不同的垂直专业化模式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二是对垂直专业化过程中技术扩散的影响进行研究，这种影响涉及技术移出国与接受国两个方面。Pack和Saggi（2001）考虑了发达国家进口中间投入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供给中间投入的企业转移技术的情况。假定这一技术会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企业，则这种技术扩散会引发中间投入供给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受益。而另一方面，垂直专业化中的技术扩散对技术接受国的企业，甚至对整个国家都可能产生利益。例如，Amighini（2005）对中国ICT产业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这类产业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从低端起步，从技术扩散中获益，这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有利于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国际贸易增长

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全球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另一方面，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也成为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一个推动机制。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与贸易增长关系的研究回答了垂直专业化能否解释、如何解释世界贸易增长的问题。

Hummels等（1998, 2001）的研究证实了垂直专业化发展与贸易增长的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30年中，垂直专业化对总出口增长的贡献超过1/3，对出口增长贡献大的行业（如化工、机械）也是垂直专业化贸易增长快的行业。Yi（2003）在Ishii和Yi（1997）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垂直专业化的两国动态李嘉图模型，并对关税削减的效果做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解释50％以上的贸易增长。

Yi、Ishii等学者指出，由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涉及的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因此关税削减与运输成本降低等因素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被放大。并且，垂直专业化还使贸易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呈现非线性的变化，当平均关税水平较高时，不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而当关税下调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垂直专业化分工出现，使得达到这个临界值之后的关税削减产生更大的贸易增长效果，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与以后国际贸易对关税下降反应弹性的非线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