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提出的其他城镇化思路的思考

自2010年来，经济学界一般从劳动力供给减速、储蓄率和全要素增长率下降等方面，分析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未来经济增速将放缓。同时，从三驾马车角度分析认为国际低端产业转移进入尾声、外需不振、国内高投资拉动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模式要转变为以扩大内需和消费为主。由此提出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落后地区，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化，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转变，从而释放其带来的需求潜力，认为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能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未来20年经济增长不可限量。

(一)户籍制度改革是必要不充分条件

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把新型城镇化当作经济增长动力。应该说，城镇化是发展潜力，户籍制度等是阻力，破除阻力可以释放潜力，但潜力本身不当然成为动力。实际上，如果城镇化率低就是动力的话，那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都该自然实现高增长，而且它们大多并没有户籍制度。以中国自身为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现在的51.27%，也并非是以“城镇化”作为核心工作目标才推动的，而是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自然发生的，在地方上，也已有“村改居(广东)”和“乡镇城市化(江浙)”等具体实践，城镇化一直在推进，如果政府财政实力强，甚至像深圳那样让农民“一夜之间洗脚上田”。

因此，想要把城镇化当增长动力，首要还是如何使农民工就业而且长期就业，有工作，暂时没户口，也可以在城市“常住”下来，拥有市民化的消费;光有户口，没工作，那消费能力不会比农民工更强。

(二)消费水平已经城镇化的程度可能出乎意料

在传媒通讯发达的今天，人思想意识的城镇化早于生活水平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又领先于身份的城镇化。到沿海、省会城市的工厂去调查可以发现，与省吃俭用攒钱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上网、通讯、娱乐、社交、购物、游玩等支出占据年轻农民工更大部分生活成本，许多甚至是“月光族”，意识和消费习惯已基本“城市化”，省吃俭用也要给手机换代。这也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不再是简单的吃住成本上升，而是当代工人生活支出项目显著多样化。要是其能有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支出自会相应增加。

因此，如果按照意识和生活方式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已经达到60%～70%，而不是按户籍人口算的更低。近来有许多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农村实际剩余劳动力数量比官方统计数字要少很多，这是可能的，与农村空心化等现象呼应。这就意味着，我们希望通过改革户籍转换身份来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却可能在现实中发现，外来人口们本身就已经是这么个支出，没有更多可释放了。要想扩大他们的消费，必须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是必须通过升级就业层次提高其总收入量，增加其初次分配所获得收入，并减少其因通货膨胀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