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科举制刚被废止五年，在一片对科举的唾弃声中，梁启超冒着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言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1]在科举制才被废止不久的时候，梁启超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另类的，当时他还在日本避难，思想已趋激进。在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梁启超的言论接近于革命党人，是他政治上最激进、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的时候[2]；但在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上，却提出恢复科举制这种似乎是维护旧制度的反潮流观点。梁启超发表这段话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和纪念，因为2010年是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言论发表一百周年。
科举制是一个长期被误解和妖魔化的制度，科举则是一个被丑化的名词，一个被污名化的词语。过去多数中国人所知道的科举，基本上由教科书所构建，批判、否定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经过几十年的颠覆和灌输，主流的话语已经是“科举是恶制”。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一些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现代各种考试也都生怕被人说变成是“新科举”。
然而，科举真的有那么可怕和可恶吗？真是坏到透顶吗？过去一些批判科举的论者，怕是连科举制是怎么回事都没有真正弄懂，就匆匆挥笔作文，对科举制大加挞伐。实际上，那些灌输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或者说是“以一概百”的[3]。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现在需要回归科举的本真面目。
在清末，科举成为出气筒[4]。清朝灭亡后，科举制便沦为帝制时代的陪葬品，经常成为人们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替罪羊。在很多情况下，科举制实际上是替帝制时代担责受过。过去有“科举导致中国落后”、“清末割地赔款应归罪于科举”的说法，似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都是科举惹的祸。但是科举制同样促进了北宋中叶和康乾盛世的出现，因此不宜笼统地指责科举制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清末中国的落后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当时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差距。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归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过去人们批判科举，往往使用“过滤性证据”，就是把不符合命题的证据全部过滤掉，只留下适合命题的证据。经过一些人的主观筛选，科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只有“黑暗”、“腐朽”、“罪恶”等，似乎只考僵化刻板、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好像古代有识之士都是不满科举的，全然不顾1300年间多数民族精英的意见。不研究科举的人多觉得科举很坏，而研究科举的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太坏。过去，在将科举制批倒批臭的时候，总以为“明、清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形成庞大的势力，在整个封建制度中突出了它的罪恶性。在那个时代，凡是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或进行批判，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5]。现在，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认识的加深，我们对科举制的看法也更为全面和客观，不宜再用“凡是……”的态度来对待科举，不能人云亦云，而应深入的研究和冷静地思考。
只要不再受清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的羁绊，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科举，我们便可听到许多以往闻所未闻的言论，发现许多称赞科举的资料。例如，关于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的问题，古人的看法便与今人的印象相去甚远。金朝统治者兼采唐、宋科举之法，并结合女真民族的利益和特点，建立了风格独特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国家数路取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6]。龚自珍在搜集清朝四十九科登科录，充分了解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后指出：“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7]这类称赞科举的史料举不胜举，可见清末以前大多数人对科举是总体肯定的。
考什么、怎么考是一回事，要不要考试是另一回事。否定科举至多只能否定其不符时代需要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否定高考或主张取消高考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将高考与科举制度类比，只要说高考“变成了科举”，或者说高考是“新科举”、“现代科举”，就有很大的杀伤力。其实，科举本身已被妖魔化了，需要拨乱反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105年前的1905年，清廷发布上谕，“停止”科举考试。而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重新恢复了，这一停便是永远停止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科举就是一个坏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人们在谈到停罢科举或废止科举时，通常是使用“废除”一词。一个“除”字，便体现出除恶务尽的主观色彩，便体现出认定科举是恶制的观点。长期以来，“科举”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已被妖魔化的词语，当代一些人为了说明哪一种考试不好，往往说这种考试“变成了科举”。然而，说到底，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全面客观。实际上，“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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