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

被妖魔化的M2

郎咸平的逻辑错误

（2013年2月21日）

最近，著名“财务专家”郎咸平发了一条含标点符号在内共137字的微博称“中国荣膺2012年全世界最大印钞机的桂冠”，炮打统计局、《人民日报》和货币当局，可谓一炮三响。同时，也是一炮三错，郎咸平博文显然存在概念错误、数据不准、结论虽轰动但是错误三大问题。

鉴于众多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中国式M2普遍误读，甚至恶意妖魔化严重，笔者将在《华夏时报》“金融常识系列谈”中分四篇从概念与总量、M2与GDP比重、央行的有限责任、利弊等方面逐一批驳与分析。

本文的基本结论：中国M2增长主要靠准货币（各类存款——不含M1中的活期存款，下同）增长带动的；中国印钞速度是合适的；中国央行并未滥发货币。

第一错：概念和逻辑错误

郎咸平微博全文是：“【中国荣膺2012年全世界最大印钞机的桂冠】去年全世界新发行26万亿人民币，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且中国GDP不过占全世界8%，但却占了全世界货币总量的27%。为了掩盖烂（应为滥）发货币钞票所引发严重通胀以及沸腾民怨，不但统计局造假，而26号《人民日报》还假意谴责其他国家货币放水，完全无视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大放水国。”

假设郎咸平第一个数据是准确的，即：2012年全球新发行26万亿人民币，那么，中国占一半就是13万亿。

郎咸平所称的“中国荣膺2012年全世界最大印钞机”显然不是指基础货币增加额，因为，2012年末，中国基础货币余额是25.2万亿元，全年新增加基础货币为2.7万亿元。

所谓的基础货币亦称“货币基数”、“货币基础”、“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而能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货币。西方国家的基础货币包括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和。

我再次不厌其烦地帮郎咸平算笔账，假设他所称的印钞是指M0新增额。

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M0余额是5.5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不要谈当年M0新增量了，就连余额都达不到他称的新增“印钞”13万亿元的一半。

退一步讲，假设郎咸平所称中国印钞第一的数据是指M1的新增额。

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M1余额是30.9万亿元，当年新增的额度是1.9万亿元，远远达不到13万亿元。

根据郎咸平博文表述，与新发行货币最接近的金融专业术语叫“货币发行”。所谓的货币发行，是指发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投放货币的行为。按其性质，分为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在现代银行制度下，它包括货币投放和回笼两个方面。因此，货币发行量等于一定时期内货币投放量和货币回笼量的轧差数。中国公布的货币发行量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与出入库轧差数扣减商业银行业务库库存数。

2012年末，中国央行“发行货币”余额为60645.97亿元。

因此，2012年央行印钞13万亿元的数据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错：M2增长≠印钞增加

通过排除法，郎咸平所说的央行印钞13万亿元显然是指中国M2去年的新增加量。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数据，2012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7.4万亿元，当年M2新增12.2万亿元，即便四舍五入也未达到郎咸平所言的13万亿元。此乃数据不准，尚算小错。

即便郎咸平关于M2增长是准确的，那么其结论也是错误的，因为，M2增加的额度不一定是印钞增加获得的。

中国的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M1=M0+活期存款（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0是流通中的现金。

在金融学专业术语中，将上述M2中的各类存款叫做“准货币”，准货币=M2-M1。

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M1的新增加额度为1.9万亿元，换言之，中国M2增加主要是靠各类存款（准货币）增加，各类存款增加额度是10.3万亿元，占M2新增额度的84.4%；M1新增额对M2的影响带动仅仅占15.6%。

显然，中国的M2主要是靠存款（准货币）增加而增加的，而不是靠印钞增加的。

M2被称作广义货币，尽管它叫货币，但是，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它不仅仅包括现金货币或狭义的货币，更多的是各类存款（准货币）。

郎咸平在概念、数据、结论上都是完全紊乱的。

第三错：中国M2高并非央行放水

郎咸平在上述错误数据、错误逻辑、错误结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更大错误是：中国是世界最大放水国。

即便郎咸平不懂金融，你在微博上还认证为“经济学家”，想必略懂经济吧。

那好，我诲人不倦地从经济角度跟你谈点金融。

一个简单的原理是，货币也是特殊的商品，你就把它当成商品吧，无论什么商品，供给过多，就会贬值；不足才会涨价。人民币也不例外。

假设你的结论是对的，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印刷多了，那么会出现两个结果：对内，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外，人民币会对所有的货币大幅贬值。总之，是人民币不值钱了。

先看通胀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这远远未达到任何国家设定的或者教科书上的通胀标准，更谈不上恶性通胀的标准。

对了，你说过，“为了掩盖烂（应为滥）发货币钞票所引发严重通胀以及沸腾民怨，不但统计局造假……”。

那好，咱们放弃这一指标，告诉你一个造不了假的指标：人民币对美元涨跌幅。

还是央行数据：2012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元，比上年末升值154个基点，升值幅度为0.25%。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2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1.68%。

如果你对央行的数据也不信，好，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2012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7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2%。

总之，郎咸平那条微博在新浪和腾讯共被转发四万多次，仅仅在腾讯被阅读达253万人次，虽然很热，但是，完全错误。非要说这条微博的积极意义的话，就是他向金融专家展现出了一个丝毫不懂金融的人无知的勇气，以及煽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过剩的民粹情绪。

如果郎咸平对金融学——好歹也是一门学科，尚存一丝敬畏的话，道歉是应该且必须的。

M2高企根源不在央行，出路在于改革

（2013年2月28日）

从货币角度看是高地价推高了房价，高房价推高了贷款，以及派生存款，从而推高了M2。

如果我说中国M2世界最高跟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关系不大，你肯定不信，那些动不动就把M2高跟央行发行货币甚至印钞过剩挂钩的经济学家们更不信，那好，咱们一起来看看M2高企的原因吧。

在一定时期内，任何国家M2余额都是由基础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乘数决定的。中国M2高企的主要原因是：各项改革的货币化需要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需要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中国货币乘数是全球较高的国家之一，货币乘数高是因为储蓄率高，储蓄率高是因为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制度有待完善，主观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优良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社会融资以贷款为主造成派生存款等。

在发行同等基础货币状况下，货币乘数高的国家M2会更高。这是为何中国有些年份发行基础货币少而M2增量依然会最高的重要原因。

解决M2高企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中国房价普遍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地价高，要根本解决应打破土地垄断和消除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外汇占款多需要贸易平衡和实现资本项开放；解决储蓄率高需要进行三大改革；同时，增加各种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的比重。

央行对高M2负有一定责任但不是最根本的，改革是解决M2畸高问题的唯一出路。央行能且只能对存款准备金率、资本项目未开放、利率等负有有限责任。

另外，鉴于中国各家商业银行都把存款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有虚假存款推高M2的可能，加大了中国M2的水分和泡沫。上面基本讲清原理，以下纯属验证性数据和常识性废话。

刚性需求：基础货币之源

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学者高连奎先生对笔者介绍，在中国，对M2影响更大的是货币乘数，笔者通过对近13年货币政策报告研读，发现不是这样的，货币乘数变化不大甚至有降低趋势，M2高的根源还是在于基础货币的供应量逐年猛增。

还是得不厌其烦地解释几个比较专业的名词。按中国央行的定义，M0是流通中的货币（不含金融体系内的货币），M1（狭义货币）=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M2（广义货币）=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这个公式与前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基础货币亦称“货币基数”、“货币基础”、“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而能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货币。西方国家的基础货币包括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和。

货币乘数就是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扩张关系的数量表现，即中央银行扩大或缩小一定数量的基础货币之后，能使货币供应总量扩大或缩小的比值，亦称基础货币的扩张倍数。

无论哪个学派都认为，经济要发展都有货币需求，而央行必须有适当的货币供给，央行提供主要基础货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主要靠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21世纪初外汇占款取代了贷款成为主渠道。

除了外汇占款，中国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还有公开市场业务证券买卖、对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等。

影响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最大的因素有两个：货币化改革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购买外汇的外汇占款。据《上海证券报》统计，2012年之前的十年，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据其统计，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94%。之后出现减少趋势。

2012年底，中国基础货币余额是25.2万亿人民币，是2001年4万亿的6.3倍，是2005年6.4万亿的3.94倍。2001年和2003年的货币乘数分别是3.95和4.23，而2012年的货币乘数是3.87。

200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21.65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7558.8亿元；2005年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第一年，当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8188.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6084.6亿元；2012年年末，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08150亿元。

由于中国资本项下尚未开放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各种外汇都会最终被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等方式收回变成外汇储备。这样，由于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央行基础货币逐年递增。为何央行为此发行大量基础货币而未引发恶性通胀另外再议。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等领域实施货币化改革，央行必须投放相应基础货币，特别是住房货币化之后，地方政府需求暴增。

现任央行副行长易纲早在1991年《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就提出：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

由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刚性需求，保持适当的基础货币增长是必要的。

被动选择：货币乘数之困

很多《华夏时报》读者提问，既然央行货币发行不多，为何M2会成为全球最高？简言之，这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相关，主要通过派生存款产生。派生存款是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办理贴现或投资等业务活动引申而来的存款。派生存款往往是基础货币的数倍。

鉴于本节过于专业、计算公式和模型过于复杂，笔者试图用最通俗的方式予以解释。直接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是，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比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等。货币系数与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关系、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定期存款比率高货币乘数就会高。

这是因为，如果流通中的现金增多、存放央行的货币过多，就会减少商业银行用来放贷的资金，派生存款就会减少；定期存款对银行来说，派生存款的能力高于期货存款。

尽管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全球最高，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但是由于中国储蓄率高，社会融资中依靠贷款占比高，还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造就了世界最高的M2。

在不能压缩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只有降低货币乘数才能遏制M2快速增长，但是，中国货币乘数始终位于世界较高之列。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很多，央行能做的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能力。尽管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属于世界最高，但是，2012年货币乘数依然保持在3.87的高位。

高货币乘数还因为中国经济活力比较高、增速快，在经济高增长的国家贷款高，由此导致的派生存款也多，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或是停滞，货币乘数就可能自动缩小一半左右。

撇开其他因素，造成中国M2高企最主要的原因是储蓄率高和社会融资中间接融资占比过重，由此带来了派生存款。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考核中存款所占比重大，银行间的转账游戏造成虚假存款推高了M2，形成M2泡沫。

2012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称：存款“季末冲高、季后回落”现象较为明显，季末月份平均增量达2.3万亿元，而季初月份均为下降，平均减少5115亿元。这与金融机构重视季末考核要求以及表外理财快速发展等因素有关。

根据笔者的基层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经验来看，这是银行间相互转账造成的，比如，A银行是23日扎账，B银行向A转入一笔资金，第二天转出；到B银行扎账时，A银行也是如此“回报”B银行。早期在银行工作中甚至发现，同一家银行内部也可以“空转”存款，从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就能发现这一问题，而这部分存款是不存在的，最终，这部分不存在的存款增加了M2泡沫。

互为因果：M2高房价之惑

是M2推高了房价，还是高房价推高了M2？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和学者高连奎曾有过一场未被重视的文字辩论，但这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兰杰的房价与M2单向正相关理论，房价高低不决定M2余额，但M2余额多少可直接影响房价高低。任志强的观点似乎更符合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理论。

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房价是由高地价决定的，高地价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与人为抬高价格，这背后的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根据推算，在高企的住房价格中各种税收、收费要占成本的八成以上。特别是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地价直线上涨。由于地价的上涨迫使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

已有论述，即便按马克思的理论，央行也得提供必要的基础货币，满足商品流通实现其价值。

比如，原来一亩地的价格是800万元人民币，现在同样的地段一亩地卖到了8000万元，地价上涨了10倍。再看央行基础货币的发行，涨价之前，央行需要提供的基础货币是100万元；现在需要提供的基础货币是1000万元。

在央行提供基础货币的同时，根据货币乘数原理（假设乘数不变均为4倍），原来创造的M2为400万元，现在创造的M2是4000万元。

任志强说中国M2高，房价涨了5倍。高房价的根源在于高地价，这跟基础货币供应增加更密切、更直接一些。

2002年底中国基础货币余额为4.5万亿，2012年底基础货币余额为25.2万亿，十年上涨了5.6倍。

从货币角度看是高地价推高了房价，高房价推高了贷款，以及派生存款，从而推高了M2。

改革攻坚：解决问题之道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M2难题了。

第一，派生存款是造就M2高的主要动力。近年来，由于直接融资和其他融资功能增加，银行贷款占比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占比依然很高。2002年，人民币贷款（本文不计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91.9%，到201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至52%，依然较高，减少人民币贷款占比就需要发展直接融资，比如发展债券市场，减少债券发行的审批手续，规范评级机构，规范IPO等。由于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从2012年11月起，中国IPO暂停3个多月的审批放行，这又加重了贷款需求。

第二，降低储蓄率。根据《经济参考报》数据，“统计局数据分析，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根据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储蓄率仅仅为13.8%。首先得承认中国人民消费习惯不同，美国人有刷卡借钱消费习惯，中国人有传统量入为出先存款后消费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传统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必须要自己存款，另外由于高房价的威慑和压力，降低和削弱了消费意愿。只有继续推进和加强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居民无后顾之忧后，储蓄率才会逐步下降，而不是相反越来越高。

第三，加强税费改革和土地供应改革。《中国企业报》发文称：“分税制在接下来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发挥一系列正面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和积累了一些问题。地方政府要以45%的收入办80%左右的事，卖土地成为解决办法之一，结果是富国穷县、穷镇，老百姓越来越穷。”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垄断和人为抬高地价，最终导致了高房价。改革税制和改革土地供应方式，才能降低地价，减少央行基础货币供应。

把物价、房价高等归咎于央行，归咎于M2，显然是不对的，这如同把你的工资低归咎于给你发工资的会计一样缺乏常识与正常思维。

M2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远不及贪腐，中国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和贪腐造成

（2013年3月14日）

一次，笔者在北京打的跟的哥聊天，得知他以前是给自己郊区姐夫家的肉联厂开车，干得好好的却出来开出租，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一般是嫌干出租累转行的较多。这位出租车师傅告诉我：“主要是逢年过节，我都得开130型小卡车，拉一车杀好的肉，朝各个部门送，什么质检、卫生防疫、派出所、工商、税务等，都得送到，早上出去满满一车，晚上就送空了。当然，关键部门的人还得送银行卡。不要以为这是肉联厂出的，其实，肉联厂还是会通过加价把成本分摊到消费者身上，全体消费者为腐败埋单。有几次送完肉回到厂里，看到姐姐因此事伤心痛哭。最后，实在无法忍受常年给腐败分子送肉，就出来开出租了，虽然挣得不多，但心里踏实。”

很多经济学家纯粹从M2分析通胀原因，夸大了M2对物价的影响。M2对物价的影响，远远不及贪污腐败和垄断对物价的影响直接和强大，也没有税收、费用增长的影响大。事实上，没有任何主流经济或货币学派把M2存量作为通胀指标的，也没有把其纳为通胀原因分析的。

通货膨胀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人人都能感受到，如果说钞票印刷多了，物价普遍高了，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同时都会有另一种感受：自己的钞票不够用，物价远远高过购买力，但实际上商品一点都不匮乏。那钱到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导致中国式高物价？本文试图探讨这一话题。

本文结论：造成中国物价上涨的特殊原因是：成本推动；税费负担过重；对外输出通缩对内输入通胀；腐败与垄断等。

通货膨胀与CPI

通货膨胀（通胀）是一个人人能感受到的现象，遗憾的是，就连教科书都没有统一的概念。一般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普遍地上升过程，或者是说货币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地下降过程。通货膨胀不是指这种或那种商品及劳务的价格上涨，而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物价总水平或一般物价水平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交易价格总额的加权平均数。这个加权平均数，就是价格指数。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批发物价指数）、GDP平减指数。

GDP平减指数，是衡量物价的最准确指数，统计范围涵盖全部商品和服务。但统计它成本最高，且包含很多消费者并不会直接感受到的价格，所以一般只用于名义GDP到真实GDP的折算，因为其统计周期太长，一般一年公布一次。而经常被经济学家和各国央行用来衡量通胀的指标是消费价格指数CPI。CPI是度量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综合反映居民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中国的CPI涵盖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262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大众很多时候对CPI的感受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会严重不符，甚至很多经济学家质疑数据造假，但是由于没有可以取代、广泛为人所接受的、合法的数据，一般还是沿用其数据。需要说明的是，CPI中包含有涨价幅度较高的食品和蔬菜，也包括一直在降价的家电、手机等。为何我们一直感觉物价总是在涨？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几乎每天都要买菜、做饭，而手机、家电等不会经常买，即便买新的也不至于买同型号的而是会买产品升级后的——升级后的产品价格与老型号价格不会差很多。

很多人觉得房价在这几年翻倍地涨，为何CPI还那么低？因为，CPI不统计房价，只统计租金。而城市居民真正登记的出租房屋占比却不高，更难统计真实的房租价格上涨水平。即便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显示，中国依然属于较为温和的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对通货膨胀的定义是：通货膨胀，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颇多歧义的概念。就其定义而言，大致可归结为：1.因货币供给过多而导致总物价或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2.由财政赤字和主动的信用膨胀所引起的货币过多的经济过程。3.价格水平持续上涨。

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现象。然而，造成通胀的原因各有不同。不同的经济学派对通胀造成的原因分析各不相同：1.凯恩斯认为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总需求过度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2.成本推动；3.结构性通胀；4.混合型。笔者认为，造成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成本推动和结构性通胀。

垄断和腐败型通胀

众所周知，石油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然而，中国石油进口和生产基本被中石油和中石化所垄断，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石油的价格对整个CPI影响至关重要。

2月底，国内油价再次上调。在2008年6月份国际油价达到140美元时，国内93号汽油价格大约在6元左右；而调价时，国际油价在93美元左右，国内一些地方的93号汽油价攀升到8元左右。而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升值的。

此前，《华夏时报》报道，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成品油在CPI中的比重约为0.2%，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在3.6%左右，将对CPI涨幅直接拉升0.007%左右。不过，油价的上涨将拉高运输成本，通过成本传导，进而加大对CPI的影响。对于以油品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物流运输业而言，此次成品油价格的上调将加大物流企业的油耗成本。卓创调查载重50吨的物流货车，月跑10000公里左右，单车月度油耗成本将增加930元左右。卓创数据显示，目前运输成本占物流企业成本的70%左右，而油价成本占运输成本的一半左右，此次柴油价格3.6%幅度的上调，将直接增加1.77%的运输成本，进而增加1.24%的物流成本。

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涨得更快；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油价依然上涨。而成品油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奠定了物价不可下跌的基础。

国内有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说腐败不会推高CPI，说这话简直缺乏常识，他们应该跟上述出租车司机学习常识。

无法找到权威的“三公消费”数据，相信一定是天文数字，其中直接拉高CPI的两大动力是：公款消费和公车。公车不仅仅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燃油，还有无数修理费漏洞，无论哪种都会直接推高CPI；而公款消费也是直接推动CPI的罪魁祸首之一。

楼市传媒一位媒体人爆料说，北京某开发商一年有两百多天陪官员泡温泉，盖一栋房子要盖一百多个公章，每个公章后面都有一大沓人民币要送。开发商不会为了赔钱而盖房子，于是，他们会把送出去的钱和泡温泉的支出计入成本，加上只涨不跌的地价，房价能跌吗？

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部分去了垄断企业，一部分被腐败消耗了。

成本推动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严格来说，这是件好事，是对劳动者之前过低工资的一个纠正，但是，对于通胀来说影响相反。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首先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巨大影响，之后各地陆续出现用工荒，继而在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简言之，就是从劳动力过剩转向不足。几乎同时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用工单位必须要为员工上各种社会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由于要招收新员工挽留老员工，企业必须通过给员工加薪来解决，企业劳动力成本猛增。

短期内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增加，而劳动生产率未必能跟上，企业为保证利润，必然要提高商品价格。

其次，税费负担有增无减。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当年1—11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2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增收8726.37亿元，增速回落了14.4个百分点。

之后四年，200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同比增收5290.91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万亿元，增长21.3%；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2012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10.060万亿元，同比增长12.1%。

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倍，增幅远远高于企业平均利润，也数倍于GDP增长率。

企业还得承受看不见的各种部门收费、有依据的收费，更多的是滥收费和潜规则费用。如的哥所言，这些都会最终表现在商品价格上。

再次，流通成本和市场垄断。如果说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属于行政垄断，而关乎民生的菜价普遍存在市场垄断，也就是老百姓十分痛恨的“菜霸”。之前，媒体广泛报道的菜价在最后一公里涨价十倍，白菜从农民手中收购两毛一斤，菜市场卖出两元一斤，除了高企的油价等流通成本外，菜市场的各种菜霸才是价格的实际控制者。

货币哪里去了？一部分流向了普通劳动者工资——道义上合理；一大部分流向财税和各种收费；一部分被“最后一公里”吃掉了——类似于菜农的生产者未得到任何涨价带来的好处。

对外输出通缩，对内输入通胀

中国是大宗商品和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也是贸易出口大国。大宗商品又是各种工业品的基础，大宗商品一直是上涨趋势，前述国际油价有涨有跌，而国内油价只涨不跌导致制造成本居高不下；而国际农产品也一直呈现上涨趋势。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经济体的央行竞相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已经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今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依然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最近四年，CPI涨幅最高的一年是2011年，当年CPI涨幅为5.4%，除了上述原因外，进口商品价格涨幅高，出口商品价格低也是造成国内通胀的原因之一。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进口价格涨幅高于出口价格涨幅。全年，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4%，比上年高0.3个百分点，各季度分别同比上涨14.6%、15.1%、15.1%和11.1%。出口价格同比上涨10.0%，比上年高7.6个百分点，各季度分别同比上涨10.0%、10.4%、9.7%和10.1%。

长期以来，只要是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而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涨幅缓慢，甚至会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商品品牌竞争力较弱，只能通过压低价格抢占市场。一些企业都是把最好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卖到海外赚取外汇，而为维持企业利润，把较次的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消费者。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重了国内通胀压力；所得外汇最终会以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再度刺激通胀；内外消费者事实上的不公平等。唯一的好处是，有效避免出口国通胀。

这里，我们用国内消费者补贴了全球消费者。

抑制通胀最有效的做法是，加息，提高再贴现率，发行央票，正回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最直接的方式是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冗杂且承受钳制。

仅仅从M2大小分析通胀而不分析造成通胀的原因，很难给出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通胀的长期隐患必须打破垄断，消除乱收费、乱罚款的基础；降低税负；改变贸易结构。在保持工资收入不降低的情况下尤其该如此。

周小川连任为中国央行独立性加分

（2013年4月11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央行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他们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比如：注资、买债等，同时还强化了金融监管权。不过，另一方面西方央行在获得前所未有权力的同时，其来之不易的独立性正在削弱，且重拾独立性将很难。

反观中国央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获得的权力，从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或者说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权力，甚至被削弱了。

周小川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连任央行行长，为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实实在在加了分。国际公认的伦格尼和塞茨（Loungani and Sheets，1997年）的评估央行独立性方法共三大项14个指标，每个指标1分，其中：第七、中央银行行长或总裁的任职期限是否超过竞选周期？第八、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任职期限是否超过竞选周期？周小川和其他副行长连任，打破换届周期，直接为中国央行独立性加了2分，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家在这两项上均给中国央行打0分或0.5分。

根据量化指标，中国央行独立性整体不高。但是，在经济独立性方面，中国央行独立性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当然，尚有改善空间。

西方央行权力、功能达顶峰，独立性逐步削弱甚至丧失

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当其冲的是商业金融机构、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美联储当时忙得不亦乐乎，向金融系统注资，拯救“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甚至帮助拯救实体经济。之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购买政府或金融债券。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采取上述措施，十分必要，否则，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美国经济、金融，甚至会波及全球。

然而，美联储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已经直接或间接牺牲了独立性。

在伦格尼和塞茨央行独立性评价体系中，分“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三大部分。其中，目标独立性1个指标；经济独立性有4个指标；政治独立性有9个指标。

伦格尼和塞茨评价体系的第三条：“是否存在对政府向中央银行直接融资的法律约束？”不管西方国家是否有如此规定和约束，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和日本央行公开购买本国国债，无论是叫量化宽松QE还是其他名称，这项都是零分。

该评价体系的第四条：“政府是否被禁止接受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禁止，还主动接受央行的直接融资。

这在经济独立性方面严重削弱了美日央行的独立性。

中国央行独立性优势，周小川连任有重要意义

可见的文献基本都是批评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的文章，现实情况是，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方面，中国央行独立性高于西方国家央行。

在伦格尼和塞茨央行独立性评价体系中，目标独立性只有一个指标，即：中央银行法是否将货币稳定列为中央银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央行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保证经济增长，是多头目标，有人打0分，有人打0.5分。

现实中，很少有国家把保持币值稳定作为央行唯一目标的。1990年，新西兰率先提出，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其后，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接受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德国则一贯奉行“保卫马克”的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改变了货币政策目标。

美联储多次表示，在失业率高于6.5%，且1—2年通胀预期继续低于2.5%时，将继续维持利率不变。

货币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项内容。四项不可能同时满足，经济增长会带动充分就业，同时会推高物价。美联储的目标事实上是保经济增长以解决就业，同时又要控制通胀。

从这方面看，中国央行与美联储在“目标独立性”上，打分应该是一样的，不管是0.5分，1分或0分。

再看“经济独立性”，上述第三、第四项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不得向政府直接融资，也不容许政府接受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实际上也没有接受过直接融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是朱镕基任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期间（1995年3月）通过的，于2003年12月修改，朱镕基为央行独立性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周小川连任央行行长并升任政协副主席除为央行独立性加了分外，还提升了央行地位，历史上曾有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并非首例。

央行独立性依然不够，尚有提升空间

中国央行独立性不足显然是存在于第三大项中，另外，现行的法律也限制了央行独立性，而要提升央行独立性，除修改现有法律法规之外，其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明确了央行不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第七条虽规定央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有“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前提，这实质上反映出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还是受政府命令的限制，因此从法律层面考虑得0分。

还有学者认为：从实际情况看，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拥有很大的技术垄断性，主要是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即央行上报的决策方案往往是唯一可选方案或选择余地很小，使得在技术方面难以否认，决策往往符合央行意图。技术垄断性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具有的优势，中国不应把自己太过特殊化，通过立法明确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最佳途径。对此观点笔者基本同意。

有人建议加强央行第三项独立性，从根本上将中央银行和行政当局隔离，进而更好地将整个银行金融系统与行政当局隔离，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目标和经济独立性。有人反对称，在央行政治独立性建设方面一味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应根据客观实际情况，适度增强央行的第三项独立性。

由于行政部门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渗透过多，使之产生行政依赖性和缺少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应有所变革，在尽量减少行政官员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实业界代表以及金融界的专家学者。笔者认为，选择专家委员要选择真正懂金融的专家，而不要选择连M2怎么来的都不懂的所谓“经济学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六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利、有责任了解掌握对宏观调控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情况。有不少学者提出应改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笔者认为这种建议可以考虑。在这之前要减少行政干预央行决策，还央行独立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