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体育

一、电视与体育

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作一些概念和意义的界定、并且介绍前人的部分研究成果。

1.电视与体育

体育活动本身就包含有利于传播的成份：从符号学观点看,体育比赛本身就是符号不断流动与呈现的场域,比赛场上运动员与运动员、运动员与裁判、场上人员与场边观众之间之所以能进行互动,实际是彼此之间对符号建立共识并从中获得意义,从而进行意义交换^[1]。

从体育活动的特性来看,也适合进行电视传播。第一,体育赛事往往观众众多,并且观众群特定,适合电视转播,也适合广告投放；第二,体育比赛是一次性的,具有垄断性的特点,电视传播有及时传播或延缓这种一次性的作用；第三,体育比赛最有魅力的部分是比赛过程,电视传播可以充分展示这些过程,甚至更胜于现场观看；第四,体育的对抗性带来了观赏性,激烈的竞争激发出比赛者的极限潜能,给观众带来真实且刺激的视觉和心理快感；第五,体育比赛结果的难以预见性和悬念性比许多其他节目都更能留住观众；第六,与平面体育媒体相比,电视体育不刻意突出专业性,大多数观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迷,电视也不是靠行家们发表一些专业性的讲话而赢得观众。一方面,充满冲突和对抗的现代体育运动已经越来越具有娱乐性；另一方面,体育节目的娱乐性在相当程度上藉体育明星来实现,而毫无疑问,电视是表现冲突对抗和展示明星魅力的专家。此外,电视体育节目还有无尽的节目源、观众源、广告源。大小赛事无时不有,每一场赛事都是全新的对抗,电视台或者进行转播,或者直接购买相关节目。相对电视剧及其他电视节目来说,制作上少了许多环节,制作周期也较短,而电视观众不仅包括那些直接参与体育运动者,还有大量不参与、但时常通过观看体育节目来满足各种需求的观众,而无以计数的跟着遥控器走的观众也是数量可观的潜在体育节目消费者,平时,他们可能偶尔被某些奇观式的精彩运动镜头所吸引在体育频道作短暂停留,当发生重大赛事或某项体育比赛成为一个社会性议题时,他们虽然未必看得懂,但同样是体育节目的忠实消费者；最后,大型比赛本身就是一种公众性的活动,保证视觉上的安全与健康,也多数不具有直接的政治意旨,是比其他直播活动更让组织者和领导者放心的节目。

电视不仅影响了体育的规模,影响体育的经济收入与所有权,而且影响了体育比赛的规则、时间安排和对比赛的组织管理,甚至影响了体育活动的审美特征。例如重职业体育报道轻非职业运动报道；对某些项目进行大量报道,造成冷热不均；重竞技性报道轻休闲及业余性报道；体育新闻明星化；体育新闻议题冲突化；体育新闻文学化而非科学化等等。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重大体育赛事)必须在黄金时间段里演播,另外还要服从观众的需要,满足不同民族观众对这一或那一体育项目的爱好,特意选择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喜悦、或给他们的民族主义带来满足感的体育比赛项目。这样,不同体育项目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相对分量,越来越取决于它们在电视上的成功程度及其相应的经济效益。

2.电视体育与政治

杰姆逊有言,快感是身体的,但快感的意义是整个社会的。从人们对世界级运动会主办权的激烈争夺,从围绕电视转播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从主办国对比赛与电视转播不遗余力的组织、策划与安排上,我们不难发现,电视与体育的结合,有着重大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比赛的完美程度,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形象。

体育在现代社会被纳入政治体系,或者说与政治整合在一起。体育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但政治家们却可以通过政治区域中游戏规则的运用,进入体育区域,并从中赢得政治资本与权力,不仅如此,它还成为国家力量的表现。奖牌排名就是一种象征符号,可以暗示一个国家力量的强大。比如许多国家运动员获奖后会得到英雄待遇,在我国也有让冠军们组成奥运报告团,巡回讲演介绍他们努力拼搏为国争光的事迹的活动。

凡是有体育比赛的地方,就有阶级、国家等群体或派系的斗争、角逐。不论何种大型的国际文艺比赛,也不会为夺冠者升国旗,而国际体育比赛如果不升国旗,就不能称之为一场比赛。因此许多国家政府把竞技体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纳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轨道,政治功能由此得到充分体现。

近代体育传入中国,正值西方体育由于战争和殖民扩张而扭曲为政治工具的时候,体育顺理成章地成了洗刷耻辱的工具,因此在一些国际赛事中,为了国家荣誉,压抑个性,提倡服从是得到大部分国民赞同的,而媒体也时时引导人民关注金牌数量,甚至宣布中国已进入第一军团。许多主持人一说起中国足球,就充满慷慨激昂荆轲刺秦般的悲壮气概,一心就想把足球摆放在国家利益的位置上,似乎只有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算是真正强大起来。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与国际接轨热望却未能充分兑现,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足球口号正是这种接轨欲望的一种体现,足球成为中国国际化想象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途径。也因为此,曾经一度被奉若神明的外籍教练米卢在与日本客场比赛时,因奏中国国歌时还未走出更衣室,而引起国民的强烈不满。

3.电视体育与经济

媒体通过对体育的报道,可以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3年初,美国ABC以2.75亿美元购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电视转播权,而在当年,该集团就以广告形式卖出了5.75亿美元,从中净赚3亿美元。从国内看,电视台、电台从体育转播和体育节目中获取的广告费用也是十分可观的,有的电视台、报刊每年从报道体育中经营的广告收入已经成为该单位的经济支柱。

电视媒体关注体育,说到底还是为了商业利益。因此,它会花大量时间转播某项只有十几人参加的体育赛事,而不愿花时间在成千上万的街头百姓的健身活动上。

现代体育是一个大产业,体育节目为媒体带来了相当的收益,且带动了体育产业本身的发展,而各种比赛的丰富也为创造出优秀的体育节目提供了条件。目前,体育从比赛本身到开发相关产品、从电视转播到广告效应、从运动员教练到体育媒体记者,已形成一条重要的产业链。

4.电视体育的文化意义

以足球为例,作为一种文化,比赛是足球文化的载体,观众通过观看比赛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足球文化的信息,并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足球运动中所负载的绅士风度或运动家风度、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等,已为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

郑也夫把足球这样的竞争性体育运动引入人生哲理的思考,从游戏与人生的关系说出了更深层的原因。首要的原因是,在人生与社会中,永远找不到像田径场上同一条起跑线、棋盘上一方16个子、足球场上一边11个人这样的公平竞争,因而一切体育竞赛就成了人们对社会竞争中不公正现象作出的游戏补偿。其次,足球赛中的胜负得失之间、实力与运气之间、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所留下的惋惜、遗憾、余味更多,更能够引发对人生社会的种种联想与感悟。再次,足球是把力量与技术、粗野与精细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使人们欣赏精美艺术与崇拜野性力量的心理同时得到满足,文明给人以规矩,人们却在竞技场上找到了人性的发泄口。另外,与其他运动比起来,足球运动的胜负因素更加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它既酬劳辛勤与基本实力,又嘲弄微小过失,必然与偶然不可分割,未知与期待造成悬念,这正如人生一场的浓缩。

体育精神包含三重含义：英雄主义、团队精神、民族精神。胜负观念与体育运动休戚与共,电视乐于把夺冠者捧上天,竞赛冠军被镁光灯频频曝光,随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荣耀。进球者也是熠熠生辉,他们进球的镜头被一遍遍重复,颁奖仪式大肆渲染胜利的文化意义,传媒人趁夺冠者陶醉之际,将赛后采访不失时机地插进来。

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体育节目周期性地吐出残存于公众身体之中的血性、狂野及异样的激情和亢奋。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是对于某种欲望的隐秘呼应。人们的视线始终渴望遭遇身体,摄像机提供了种种观看身体的特殊方位、角度和距离,这些方位、角度、距离常常遭到现实的否决,或者由于过分熟悉而视若无睹。这样,影像就恢复了身体的核心位置,解除了视觉禁忌。

体育赛事与电视转播的结合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出售身体意象的商业网点。

体育作为一种运动与可以观赏的娱乐,其中有各种符号：音乐、场地安排、裁判规则等,人们有要求平等、宣泄情感、追求瞬间快乐等心理需要,而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非理性的,是作为理性的对立而出现的,并被认为有破坏作用,体育通过我们所忽视或常识性的种种安排满足了这种需要。(1)酒神的狂舞。充满热情、爱好幻想、易冲动、富有进攻性是人的一种精神特征。现代社会是理性化时代,并不希望出现酒神式的行为,因为它具有威胁性,而体育适合酒神心理需要；(2)平等性代替科层等级化。观众按入场券坐在座位上,互不熟悉,他们因一场比赛而聚集,因此是平等的,他们可为喜欢的球队加油或沮丧,其他人不能控制或强迫。观众不是被动的,他们也是演员,在场下进行较量与自我表现。自由宣泄代替自我约束,而现代人的人格特征恰恰是自我约束。体育提供自我解放,旗帜、标语提供心理暗示,焰火、灯光渲染情绪,观众欢呼,啦啦队表演,吉祥物扮演者等都是解除自我约束的方式。(3)日神的操纵。每个社会均有各自不同征服狂喜与无序的符号模式,作为规则,它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体育让人们暂时脱离了理性而规则的日常生活,但现代商品社会将其所体现的威胁迅速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将买卖双方都引入现有的社会体系,并给他们一种仿佛逃离了社会的幻觉与假象,教练、医生、球探、经纪人、俱乐部、广告商、观众、体育传媒和球员工会通过商品化使体育与社会各种理性的组织交织在一起,体育商品化带来的是日神气质,即理性计算,一切必须围绕赢利进行。因此,满足人们酒神心理需要的背后是一个在理性动机下编成的神话,通过平等、不确定性激发人们心理宣泄的各种手段都是理性策划的结果。在消费社会中核心原理是制造消费、制造欲望,对体育运动的欲望的创造主要通过传媒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