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洁如雪艺馥芬

袁雪芬（1922年3月～2011年2月），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越剧袁派（旦角）创始人，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是第一、二、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缅甸总理吴努授予她金质奖章。1956年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89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12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表演艺术成就奖”。2005年4月获上海市“三八红旗荣誉奖章”。2006年4月获首次颁发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年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2009年10月，被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授予“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口述：袁雪芬

采访：陶思亮　郑　芬　石　怡　马诗瑜

整理：陶思亮　郑　芬　石　怡　马诗瑜

时间：2011年1月25日

地点：上海市中山医院

投身戏剧生涯，开创越剧改革

1922年农历2月28日，我出生在浙江嵊县杜山村。当时正是大雪纷飞之时，乡村私塾教师袁茂松便为我取名雪芬。我家里很贫穷。11岁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个戏班，我有个同伴，她说唱主角的可赚30块钱一个月，当时3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正在这个时候，有个科班来让我父亲起个班名，我父亲替他们起名“四季春”。我就想跟这个班主商量，让我去唱戏。当时我父亲一直都不同意。最后我离家出走了，去唱戏，签了“自愿书”^[1]。最后我父亲才同意了。

我从11岁就开始唱戏。第一出戏学的是《三仙炉》，我演一个小家碧玉，卖身葬父。当时我想，假使我父亲死了，我也会卖身的。从排练开始，我就一直哭，演得可真了。后来，我认识了马樟花。

马樟花是我刚开始唱戏时候的好搭档，我们演出时配合得非常默契。当年她比我大一岁，正好17岁。她人很聪明也很漂亮，因此很多人捧她。后来，大来剧场的老板看中了她，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因此就破坏她、攻击她、报复她。周边的小报也开始攻击她，很多人也跟风谩骂她。她因此郁郁而终，死的时候20岁都还不到。所以我就为她不平。这一世，我都忘不了她。她死后我就吐血了，回去休息了很久。很奇怪的是，即使现在做梦，梦里还会做到和马樟花一起演戏。

1959年，袁雪芬在青浦农村演出

马樟花的死，让我对当时不良的社会氛围深感痛恨。后来，我在兰心大戏院看话剧《文天祥》，被深深地感染了。当我们正在被日本人欺负的时候，话剧竟然能上演这样的好戏，让我产生了“用话剧改造越剧”的念头。在当时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情感的话剧启发下，我想到了应与大家一起来倡导和开展越剧改革。那时的越剧很不好，一般都没有剧本，没有舞台布景，没有规定服装。由师傅向演员说一下大致的剧情，演员在台上即兴编造，内容迷信、色情、陈旧，有时很粗俗。台后更是混乱，演职员工随便讲话说笑，地痞流氓、小报记者等闲杂人员经常窜来窜去。后来老板请我回去继续演出，我就提出了要求：回去演出可以，但必须改革，要像话剧一样，有固定的剧本，要有正规的舞台布景和服装，要聘请编导，要建立演出制度，要用油彩化妆等。老板觉得这样要增加很多开销，编导人员的薪金发不出。于是我就对他说：“那就从我的薪水里扣。”由此我开始了越剧的改革。

那时，我特别希望通过演出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越剧，让当时的老百姓能清醒地看到国家的现状，就像鲁迅说的来拯救他们麻痹的心灵。

创立袁派唱腔，歌颂爱国主义

在进行越剧改革的过程中，随着演出的题材不断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越剧原有的音乐唱腔太贫乏，无法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像“四工腔”是女子越剧曲调的主要标志，节奏明快而且跳跃。我认为必须创造出更多的本剧种曲调，才能让改革更好地发展。当时我出演《香妃》一剧，戏里面有个表现香妃看到丈夫头颅时的情景是：大步倒退后，惊呆，再停顿后，唱出“啊……啊……”的“四工腔”。在演出时，我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当看到丈夫头颅时突然高叫一声，即在原来的唱调上突然冒高了一个音，琴师周宝财随即用碎弓也提高一个音。接着，我又哭出了一句“我的苦命的夫啊”的长腔。台下的观众当时就被我这种长腔所感染，一个个痛哭流涕。后来，这个唱腔被定为尺调腔^[2]。以后我又发展了弦下腔及各类板式和调腔，使越剧唱腔不仅在板式结构上得到完善，在唱腔曲调上亦增强了抒情性和戏剧性，扩大了表现力和可塑性。在雪声剧团时期，我形成了自己的唱腔和表演风格，后被人们称为“袁派”。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所以我们在越剧中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自从看了话剧《文天祥》之后，我就觉得既然话剧能演那么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作品，我们越剧也可以。演戏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对得起越剧这个舞台，所以我就演了《香妃》、《红粉金戈》、《木兰从军》、《黑暗家庭》、《王昭君》这些戏。后来，我又演了《祥林嫂》。无形当中国民党当局就怀疑我是共产党，就想拉拢我。于是，国民党弄出一个越剧工会让我去当理事长，我不去。我知道这里面有些人不正当，我不答应。他们说要让我好看。我就想，有什么好看的。有一天，我在静安新邨乘了朋友的一辆黄包车，刚刚从弄堂出来，一个粪包就抛下来，抛了我一身粪便。后来抛硝镪水的事情也来了。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无所畏惧。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要遭到这样的对待？我只是做了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随后，我演出的时候他们又来敲诈勒索，限制我三天内必须离开上海，不然要叫我好看。我不管不顾，仍旧演出，他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7年，袁雪芬饰祥林嫂

坎坷人生道路，此心只为越剧

我活到这个岁数了，也有过很多觉得自己无法坚持的时刻。像是刚唱戏的时候，家里人不理解我；年轻的时候好朋友马樟花被迫害去世了；反动政府当时拼命阻止我们唱一些进步的戏；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我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斗……这些时候，我都有点觉得自己好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认为，自己这辈子唱戏，从来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为人准则，没有对不起别人，一直都认认真真、本本分分。可能被一些人误会了，或者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诋毁，但这些都并不可怕。后来，周总理启发和帮助我。我提高了认识并加入了共产党。在党的引导下，我坚持“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这种坚持让我能继续为越剧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从11岁开始唱戏，已经不知道唱了多少年了。我觉得我演的角色中有很多都还是不错的，像祥林嫂、崔莺莺、祝英台、香妃、秋瑾……在这些角色中，祥林嫂是我演过的最满意的角色。祥林嫂是我为之付出最多，也是最喜欢的一个角色。1946年的一天，负责雪声剧团编务工作的南薇先生拿来了一篇介绍鲁迅作品《祝福》中祥林嫂的文章，便征求我的意见，看能否改编演出。那时我觉得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好像就是我们家乡的故事。这些故事我都可以在我妈妈和祖母身上找到影子。那时不知道天高地厚，只知鲁迅其名，并不理解鲁迅作品的深刻性，更不知其思想之伟大。然后，我就去找鲁迅的书籍，开始了解鲁迅和祥林嫂。后来在上海女青年会的安排下，我和南薇一起去拜访了许广平先生，获得了她的支持和理解。

1946年我演祥林嫂，全场都爆满了。各种各样报纸上什么消息都有，这好像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搬上越剧舞台。两年后我又演了《祥林嫂》的电影。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放映了这部影片。会后，周恩来总理请夏衍同志转达了他的意见：在国统区能够拍出《祥林嫂》这部影片很不容易。他希望能按鲁迅原著精神重新改编，使之成为有保留价值的剧目。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一遍又一遍地了解原著。我认识到祥林嫂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和典型性。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之日，《祥林嫂》再度公演。为了更能体现鲁迅原著精神，我组织了对剧本的重新改编工作。那时候，我又再读《祝福》原著，对原著中一段话有了新的认识。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祥林嫂心中的痛苦和创伤。1962年，《祥林嫂》作第三次修改。1962年本的《祥林嫂》，进一步揭示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对祥林嫂心灵造成的伤害。1977年，《祥林嫂》第四次公演。从“文革”炼狱中走出的我，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切身体会。在演到祥林嫂捐了门槛回来，以为自己又有了做人的权力时，我想到自己所遭受的灾难，一下子泪水就涌出来了。我一共四次演祥林嫂，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新的提高，每一次都更合乎人物性格，每一次都更接近原著精神。

8年前，80岁的我患上了骨髓瘤。这种病有个特性，会分泌出坏蛋白并吸附在身体器官上。但是我拒绝化疗，担心那会一下子摧垮身体，因为我还有一桩心事未了。我的这桩心事就是由我组织有关专家教授编撰理论著作《越剧艺术论》。事实上，早在40年前，我就想出版一本系统研究越剧艺术的书籍，但这项浩大工程直到1996年才正式启动。这本越剧艺术理论专著耗时14年，书尚未出版，其中4名编委和撰稿人刘如曾、胡越、傅骏、高义龙已与世长辞。2009年底，我入院抢救时，此书已进入制版印刷阶段。我的助手黄德君生怕我不能见到自己的呕心之作，就委托人赶做了一本样书，以备不测之时让我看到该书。幸好，那次化险为夷。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是乡村老师，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清清白白。我始终践行“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理念。可以说，这与我父亲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情，也更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为人准则，做人做事都要无愧天地。

我刚唱戏的时候，在当时的越剧圈子里，演员认“过房爷”、“过房娘”比较流行。但我很厌恶这些应酬，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穿青布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搞艺术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该做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做，不能为了一些小小的利益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样就很容易把自己给毁了。

我写过《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袁雪芬自述》一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希望我的演员生涯能为大家作参照，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投入到越剧这一行里。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爸爸。他对我进行了人生哲学的启蒙：“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的。你将来一不靠爹，二不靠娘，三不靠丈夫，要自立、自尊、自重，不能自轻，自贱，要做到人穷志不穷……”这是我爸爸给我最大的人生启示。于是我把这些写到书里面，也是希望这些精神能给年轻人一些启示，让年轻人少走弯路。

几年前我在接受采访时曾许下心愿：我死了以后，不要开追悼会，很快把我火化。我是从曹娥江来的，经过钱塘江再到黄浦江，就把我的骨灰撒入黄浦江，流入大海。我是清清白白地来，也要清清白白地去……

采访札记

只为袁老师

2011年3月11日下午，在上海越剧院进行着一场越剧人为袁雪芬进行的追思会。富有历史感的陈旧小楼内，一张袁雪芬的照片、一些围着会议桌的越剧人，以及大家对袁雪芬的无尽追思构成了这个时空下的特殊氛围。

虽然在袁老师住院的时候我们采访了袁老师，但是那时的袁老师已经缠绵病榻，对于很多细节的回忆也已经模糊。于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袁老师，在追思会的间歇，我们采访了袁雪芬的老同事卢时俊、袁雪芬的助手黄德君。年近八旬的卢老先生面容平静而恬淡，但在采访一开始和他谈起袁雪芬时，他便再也难掩其激动、悲恸、遗憾……他口中讲述着袁雪芬的生前种种，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袁雪芬：她的越剧改革开拓了今天的越剧事业、她的努力变革更是对艺术环境的改革、她的“清清白白与认认真真”践行了一生、她的理论建设与提携新人是远瞩也是无私……我想如果说袁雪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折射着党性光辉，那么这种光辉定是一种耀眼的洁白。卢老激动地侃侃而谈，不吝惜自己的气力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是为了袁老师！

我们的另一位采访对象是袁雪芬的助手黄德君。或许是在袁雪芬去世后他应对了太多的媒体，他对每个关于袁雪芬的提问都能思路清晰地随即应答。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按规程让黄德君写下自己的职务。虽然他有太多光鲜的职务称谓，但他当时只说了一句：我是袁老师的助手。事后，他说他已面对了太多的媒体。原本不喜欢站在台前的他，如今甘愿接受采访——只为袁老师！

【注释】

[1]“自愿书”：当时唱戏的人写的类似“卖身契”的东西，在书上一般会写着生老病死概不负责。

[2]“尺调”为越剧的主调之一。“尺调”的出现，又使越剧出现了丝弦、流水等各种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