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成熟的“文牛”

第四章　齐鲁，成熟的“文牛”

▼老舍在齐鲁大学曾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和“世界名著研究”等课。

1930年7月，父亲受聘于齐鲁大学，任文学院文学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教授“文学概论”、“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以教为主，以写为辅，一连气四年。中途曾想不教书只写作，1934年夏便辞去齐鲁的教学，到上海实地考察了一番，顺便到南京和杭州玩了几天，结论是光靠写作无法糊口。于是又东去青岛，继续执教，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当教授，教“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还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两年之后，再次下决心只干写作一种，终于在1936年夏成了专业作家。可惜好景不长，坚持了一年，在七七事变之后，因入不敷出，又接受了齐鲁大学的聘请，回济南任中文系主任。冬天，战争形势严峻，济南危在旦夕，父亲于11月15日只身南下，结束了七年多的山东生活。

济南前后四年半，青岛三年，合在一起，是父亲一生中的大丰收时期。

▲1930年摄于济南。

在山东期间，父亲一年起码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平均一个月写一篇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是：《大明湖》（1931年）、《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4年）、《骆驼祥子》（1936年）、《选民》（1936年）。短篇小说集是：《赶集》（1934年）、《樱海集》（1935年）、《蛤藻集》（1936年），还有《东海巴山集》中的东海部分（1937年）。此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年）和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7年）。

七年半总共创作二百篇作品，产量不低，而且大部分是地道的“夏收”，因为放暑假才有空写作。

以小说而论，除六部长篇之外，父亲开始写短篇、中篇，出版了三部半中、短篇小说集。与此同时，父亲的散文、杂文、旧诗、新诗都开始大量涌现，向他约稿的报刊，不下二三十家。他的小文章几乎到处可见，此类小品多半都是讽刺作品，后来汇成《幽默诗文集》。从1935年开始，父亲对自己以前的每部重要作品都做了自我剖析，把优点、缺点，尤其是缺点，一一理出，坦率陈述，公之于众，对己、对人都是个借鉴，编成一本，便是创作经验文集《老牛破车》。此外，父亲还写了一批文学论文，翻译了一批文学评论。

这个时期，父亲写出了《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这样的优秀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造诣上都有较大的突破，成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重要成果。

▲《齐大月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合影，第一排左二为老舍。

▲1931年初寒假时老舍回到北平，经好友罗常培、白涤洲、董鲁安的介绍与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读四年级的胡絜青相识。图为1931年胡絜青的毕业照。

《大明湖》是父亲由英国回来后的第一部作品，其中塑造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形象。第二年，在《猫城记》中，父亲借用寓言体，对旧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家庭生活和国民性，全面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暴露。过了一年，在《黑白李》中，父亲描写了一位罢工运动的领导者——白李。第五、第六、第七年父亲连续塑造了三位下层人物——人力车夫祥子，暗娼“我”和巡警“我”。通过他们的触目惊心的悲惨遭遇，父亲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的暗无天日，揭示了它的必然崩溃的趋势。父亲虽然没有直接投身到革命队伍和普罗文学的争论之中，但是在革命运动和普罗文学的影响之下，正像文学的革命转向革命的文学一样，他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加成熟。这是父亲思想的大丰收。

1931年，父亲经过罗常培、白涤洲和董鲁安的介绍和胡絜青结了婚，她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比父亲小六岁，也是满族人。在济南，胡絜青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济”。在青岛，又添了一儿一女，叫“乙”和“雨”。父亲管孩子们叫“文艺的副产品”。显然，家庭生活的美满，对从小就缺少家庭温暖的父亲来说，在个人生活上，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在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上，父亲题诗一首，记下了自己的满意心情：

▲两人通过频繁的书信交谈，情投意合。他们有爱好文学的共同志趣，都是满族人，有相同的生活习惯。1931年暑假老舍回北平与胡絜青结婚。

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

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1]盆里鱼。

安定的生活条件为父亲创作上的丰收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文武两个战场上的反革命“围剿”，日寇的节节进逼，以及由此而来的时局动荡，国家危机和人民的大苦大难，使父亲这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悲剧气氛。《骆驼祥子》是长悲剧，《我这一辈子》是中悲剧，《月牙儿》是短悲剧，《一天》和《抓药》是小小悲剧。在这些作品中父亲的幽默变成了讽刺或者比讽刺更深一层的诅咒，连他的“纯幽默”也都老泡在苦笑中，反映了父亲深沉的忧国、忧民、忧时心情。

丰收，收的是苦瓜和苦果，是一堆比黄连还苦的苦药！给人以苦的清醒，苦的刺激，苦的警报！

种田的叫农家；父亲叫自己“写家”。他对自己从不用“作家”两个字。父亲那里只有苦汁子，他照直地写出来，不用去“作”，他是“写”家。

农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烈日当头，不管刮风下雨，全得下田，他们以此为生。父亲，以写为生，和农家一样，扛着他的各式农具——毛笔、钢笔，蘸水的、自来水的，天天下田，在他的稿纸上耕耘。

父亲生活很有规律，这方面一点活泼劲儿都没有。早起早睡，每天必写，规律性之强和按节气操作的农家没有两样。

他没有假日。暑假、寒假全都用在写作上。平常连星期天也搭进去，正好凑篇短文。一年一本，一周一篇，就是这么出来的。

不放假的时候，父亲不敢写长篇。齐鲁、山大，都是国内大学中的佼佼者。山大的教授中人才济济，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有一大堆，文科方面，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赵太侔、梁实秋、张怡荪、游国恩、肖涤非、丁山、赵少侯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任过教。父亲在教学上是位新手，初学乍练，而且他是自学成才，不敢掉以轻心。“我的学问就够往外掏两个星期的。”父亲自谦地说，“咱可得现趸现卖呀！”在伦敦，他大量地读过，可是，那毕竟是为了自己的写。在山大，学生们常常在图书馆中看见父亲和他们一起找资料、借书、阅读、编讲义。学生问他：“最近写什么小说？”答：“没有时间啊！”又问：“你每天才教一小时，不是很空吗？”答：“可是，我得准备讲义呀！这么一来，一整天就完了。”

▲1934年老舍夫妇与长女舒济。

父亲教学认真。讲义全是自己写，印出整本的书来发给同学们，而且年年补充新材料。观点上自成一家，不受什么约束，很有独到之处。五十年后，人们偶然发现一本幸存下来的父亲的《文学概论》讲义。里面绝少教条式的说教，观点上锋芒毕露，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尤有不少可以汲取的地方。在这本书里，父亲引用了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名家的论著。难怪他的时间不够用。

父亲讲课很严肃。一要点名，不准无故缺席；二不准上课睡觉和搞副业，一经发现立刻当面警告；三不准不领旁听证就来旁听，绝不允许打“马虎眼”。可是，父亲讲课妙语连珠，生动活泼，自己绝对不笑，学生越是哄堂大笑，他的脸绷得越紧，只是眼睛在眼镜后面格外闪闪发光。连前来视察的教育部特派员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听完了整整一节课。

他的讲演，赫赫有名，到处被约请，也占了他不少时间。

这样，就苦了假期。

写《离婚》和《牛天赐传》时，都正好赶上济南的奇热天气。“早上一睁眼，屋里——是屋里——就是九十多度（摄氏三十二度以上——笔者）！小孩子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父亲说，“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手背流到纸上。”不得已，父亲把毛巾放在纸上垫在肘下，当“吸汗器”。

勤奋，是父亲创作丰收——量的丰收、质的丰收、品种的丰收——的重要原因，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

《离婚》创作得很顺利，只用了七十天，平均每天写两千字。

《离婚》是父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它前后共出了十版，在父亲所有的长篇小说中，仅次于《骆驼祥子》。在国外，《离婚》共有十个译本。以译本的数量来说，《离婚》和《骆驼祥子》、《猫城记》一起，属于前三名。

在人物、风格、文字上，《离婚》近似《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可是，在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上，《离婚》比那三部都高出一块。《离婚》标志着父亲的成熟。

最大的变化是：人物“厚”了，主题“深”了。作者转入幕后，他不再提示、旁白或者破题，也不给人物贴好坏的脸谱。他只讲故事，至于故事是什么意思，您去猜。所以《离婚》更耐看了，更有嚼头。

《离婚》里前后写了六对闹离婚的男女，好不热闹。用“离婚”这个木桩子，父亲把人物都拴在一块儿了，从写小说的角度看，这个主意挺不错。

▲《离婚》国内版本及日、英、俄、法、德、瑞典、丹麦文等译本。

《离婚》里有两对夫妇是主角：张大哥夫妇和老李夫妇。张、李二人都是公务员，都是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热心极了，专给别人说媒。他忙，他闲不住，他不停地走，可是，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他稳，太稳。他是谦卑积蓄的化身，永远不会走极端，他认为离婚就是一种极端。叫他像老驴一样围着磨转十二年，他甘心；叫他痛痛快快地跑几步，他必定落泪。他老在车辙里走，出了车辙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净为别人帮忙，一辈子没得罪人，可是他倒了霉，祸从天降，儿子被当成共产党抓走了，再没人理他，他丢了职，卖了房，一蹶不振。为了救儿子，让人家连女儿也敲诈了去。

按照一般悲剧的写法，到此为止，悲剧味儿也出来了。父亲的《离婚》却走了一步妙棋：张大哥的儿子被放回来了，张大哥本人官复原职，大家为他祝贺。张大哥又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人。闹着离婚的人，包括最时髦的马少爷，都撤销了原案。天下又太平了。张大哥的一切行为都是善意的，残酷的善意！他的善意只能维持社会的黑暗，为它细心地解围，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

这才是大悲剧！

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有了他的帮忙，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应该被打倒的人。善意？正要打倒这样的善意！

老李比张大哥复杂。不过，看得出，父亲同情老李，想给他一个彻底的解脱。在社会上，老李受到的指责和戏弄都比张大哥多得多。他有理想，他追求“诗意”，并为此而终日苦闷。他和社会格格不入，他不喜欢乡下的妻子，可是他没有勇气反抗。伦理和理想常常打架；他倒是能自谴，所以往往瞧不起自己。他的面前有两条路：空洞地做梦或切实地活着，后者还可以再分一下，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或为大众争面包而活着。

父亲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提了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如果都像老李那样，替狗粪样的社会做演员，充当腐朽社会意见的化身，还说什么理想、革命、打倒无聊的社会规俗！

老李的追求和整个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太太，一个老实的乡下女人，到了北平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庸俗的小市民，她让社会教坏了。社会是罪魁。

《离婚》在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是在“根”上找毛病。官僚、土匪、流氓、骗子、媒婆、饭桶，“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笑话！一定是有个总毛病”。“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重新地整个地建设起来。”这就是父亲在《离婚》中找到的“根”。

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连人人都挂在嘴上而不敢实行的离婚，作为对包办的反抗，也应彻底地推行！《离婚》的回答是大胆的。它表达了叛逆和挑战。这不仅是父亲的成熟的表现，而且带有很大的启示性。“不必一定同床，不必说话，而要什么时候都合成一体，呼吸一致，两颗心相对微笑。”这是《离婚》里的新恋爱观。它是父亲专门针对禽兽般的两性结合而发的。

当父亲写《离婚》的时候，他立志“返回幽默”，实际上，此时他已经返不回原地了。在文字上，《离婚》精细、深沉，像爆发前的火山，而没有多少幽默。有人说，《离婚》是带着泪的微笑，父亲不同意。要么大哭，要么大笑；微笑，还带着泪，非笑非哭，什么都不是！父亲这个意见和《离婚》主题的深刻性和严肃性是相通的。于是，幽默渐渐经过苦笑、讽刺，走向抒情，成了淡雅的清泉，平易、亲切、新鲜。

如果说《离婚》里描写过社会怎样把一个乡下女子教坏，那么，一年后，父亲再一次返回到这个题目。父亲在另一篇小说中讲了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故事——社会怎么把一个城市姑娘彻底吞噬。这就是1935年父亲写的著名短篇《月牙儿》。

▲摄于济南南新街54号书桌前。

《月牙儿》有它的得天独厚的成功基础，因为父亲写过它两次。

第一次是长篇小说《大明湖》。稿子寄到上海后，正好碰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炮火把印刷所连同稿子全部烧毁。《大明湖》没有副稿，父亲也无心再重写，就这样彻底覆灭了。

过了三年多，父亲把《大明湖》中最精彩的片段改写成短篇小说，取名《月牙儿》。它取了《大明湖》的精髓。父亲自己说，这个片段独立之后，比“窝”在《大明湖》里强多了。

《月牙儿》描写了一个姑娘，她七岁丧父，母亲改嫁，新爸对她们娘儿俩都很好，她上了小学。可惜，好景不长，新爸失踪，母亲不得已沦为暗娼，为了从长计议，要么女儿跟妈一起“挣”钱，要么妈跟别人走，母女分手。女儿决定分手，因为那个挣钱的方法叫她哆嗦。在校长的帮助下，女儿去和学校的老女仆做伴儿。后来校长换了人，她只得上街去找事。可是一切职业大门都对她关着。她成了丧家之犬。这时校长的侄子乘机诱骗了她。他是有妇之夫，夫人找上门来，求她“放了他”。她去当了女招待。可是她自爱，不愿和顾客套拉拢，她又失了业。一个多月之后，饥饿使她走上了妈的路。母亲被男人扔了之后，她像以前妈养活她一样，用自己的卖身钱养活母亲。她还想自拔，“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她问妈：“我们老干这个吗？”在受尽蹂躏折磨之后，她被抓进“感化院”。这时，她已看透这个地狱，大官来视察，她吐了大官一脸吐沫，进了监狱。她说：“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想再出去，在我的经验之中，世界比这儿强不了多少。”

在主题上，《月牙儿》继承了《离婚》的转变：把美的毁灭揭开给世人看，把善良人们的挣扎和社会制度的桎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剥给世人看，从而证明现实世界就是大监狱，应该从根儿上来个大翻个儿！

《月牙儿》又在三方面超过了《离婚》。

月牙儿姑娘彻底毁灭了，悲剧悲到了底，一点儿希望都没有，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赵子曰的路，小马威的路，老李的路，改良的路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物极必反，留给读者深思。

其次，主人公的社会地位降了整整一层，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回是贫苦大众的代表唱主角。这一变，戏更悲，因为他们除了自己善良的心、朴实的心、美的心之外，一无所有，就像月牙儿姑娘在世界上只有一片月牙儿是她的朋友一样，可是社会偏偏不让这颗心跳动下去！这是个大转折，它通过表现被剥削者的苦难，表达了社会最本质的冲突。

最后，幽默也走到了头，成了抒情的散文诗，带着种种有哲理的警句。

“春在我心中是个凉的死的东西。我不肯哭，可是泪自己往下流。”

“她养着我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得那样！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

“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

……

难怪，凡是读过《月牙儿》的，在记忆的天幕上，永远会留下一个洁白的、带着寒气的月牙儿。人们也忘不了那个和天上的月牙儿永远分不开的地上的月牙儿姑娘。

有《离婚》和《月牙儿》在前面开路，招出来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

这四部作品，正好一年完成一部。1934年《离婚》，1935年《月牙儿》，1936年《骆驼祥子》，1937年《我这一辈子》。虽说这期间父亲还发表了大量别的文章，可是这四部却应另当别论。它们是里程碑，引人注目地标志着父亲的描写对象由公务员、教员、商人等转向了社会的最贫者。

在旧社会里，有三种人是处在最底层：女人——妓女，男人——拉洋车的和当巡警的。父亲的《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是专给这三种受剥削、受污辱、受折磨、最卑贱的人作传的。所以，这三部作品同属于一个崭新的、奇特的范畴。这么一来，父亲触到了社会的最痛点，也是社会最不愿意让人看见和最不屑于注意的地方。父亲不是光挠痒痒肉了。

父亲对拉洋车的和当巡警的都很熟悉。他的哥哥既拉过洋车又当过那种每月只拿六块大洋的老式的“汤儿事”的巡警。他的舅舅家、姨家的表哥也有以拉车为生的，不止一两位。小羊圈故居的胡同口上就开着一个车厂，每天出出进进几十辆车，车厂主人的女儿是一位没嫁出去的姑娘，又丑又老。母亲后来住的小院西墙外也住着一位车夫，他有自己的车，可是后来丢了。父亲自幼就和拉车的有缘分，不是亲戚、邻居，就是朋友。日本有一位给《骆驼祥子》作过注释的老教授，叫北浦藤野，他本人年轻时在日本拉过车，1982年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观，看见正在试拍祥子拉车，忽然，车瘾大发，非要拉导演跑跑。跑了一圈，有了一大发现，他发誓：老舍自己一定拉过洋车，要不然怎么连车夫身上什么味儿都能描写出来呢？

其实，父亲并未拉过车，可是他是和拉车的哥们儿一块儿长大的，他们是一茬的庄稼。别说拉车的身上什么味儿，就是拉车的住的大杂院里，乃至拉车的住的小破屋里什么味儿，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写《骆驼祥子》不是靠几句车夫的行话，诸如“闸住”之类就能成功的，作者必须在车夫的外表、举动之外，还知道他们的感情和思想。父亲的穷苦出身帮了他的忙。

1936年春天，有一次，山东大学的朋友跟父亲聊天，说他用过一位车夫，此人自己买了车，又卖掉，三买三卖，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介绍，父亲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成一篇小说。”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后来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转移之际，偷偷地牵了三匹骆驼回来。

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起始。

父亲开始盘算怎么把这一点简单的故事发展成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

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虽然熟知车夫，但是真提笔写小说，还是要再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由春天到夏天，他全忙着调查。方法有二：一叫“遥测”，靠书信代问；二叫“面试”，亲自采访。

他写信给哥哥、给表哥、给老同学、给专家。打听骆驼，打听车厂，打听洋车，打听口语中的字和词，打听一切和车夫有关的琐事。如果对方是穷人，一定要付钱，绝不白打听。

到了1936年秋天，他辞了教学，一心写《骆驼祥子》。阴历九月十四日，祖母八十大寿，父亲为祖母祝寿，到了北平，办完了事，他开始亲自采访。

酝酿的时间相当长，搜集的材料相当多，之后，他开始动笔。到1937年1月，《骆驼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连载，一共二十四段，每期两段，一年登完。

《骆驼祥子》和父亲以往的著作有两个不同：第一，边写边发，不是写完了一次寄出，证明父亲准备充足，对全盘很有把握。第二，开始专以写作为业，《骆驼祥子》是头一炮。这一点对作者有特殊意义，带点成败在此一举的味道。所以，写得很用心。他说：“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

父亲很少夸奖自己的作品，《骆驼祥子》是个例外。刚写完，他便告诉《宇宙风》编辑：这是一本使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骆驼祥子》各种国外译本。

《骆驼祥子》里人物不多，可是故事曲折。重要的角色只有两位：车夫祥子和车厂主的女儿虎妞姑娘。祥子出场的时候是位健壮的农村出身的小伙子，他敦厚，体面，要强，一心一意想拉上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他豁出命地拉着、奔着。他有劲，可是他谁也干不过，谁都比他强。他干不过大兵，干不过侦探，干不过放高利贷的，也干不过盯上了他的虎妞姑娘。在哪儿，他都打败仗，而且每次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成了行尸走肉，年纪轻轻，举着两条挽联，在人家办丧事的行列中慢慢地向前蹭，永远不看前后距离和左右排列，锣夫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用锣槌敲他的背，“我说你呢！骆驼，看齐了！”他只朦胧地翻翻眼皮，继续留神地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捡起来的烟头儿。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就这样整个儿地被社会吞没了，最终变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半人半鬼！

是祥子的过错吗？

谁也不会这么想。那一定是从“根儿”上就全错了。

虎妞难产去世之后，祥子去找小福子——似乎是惟一的安慰，碰上了老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车夫，眼下已经拉不动车了，穷极潦倒，扛着根柳木棍子，前头挂着个大瓦壶。“茶来！谁喝碗热的？”没提小福子之前，老马先给祥子来了一段“哲学”，仿佛是总结了他自己的毕生经历：

“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

“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也蹦得老远的，可是叫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了阵，哼，一下子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治它们！你说是不是？”

团结起来，谁也没法治！对，这才是出路。

《骆驼祥子》问世之后，极为轰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父亲的传世之作。

1945年，《骆驼祥子》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虽然结尾改了样，变成了美国式的“大团圆”，引起父亲的不满和中国文艺界的批评，但是销售极为成功，立刻成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选书”和当年的“畅销书”，各种印本多达百万册。以后，《骆驼祥子》又被陆续翻译成二十六种文字。不同的译本，迄今为止，多达三十八种。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丰富了世界文学。

[1]*老舍爱猫，取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