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听涛声

唐西民同志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们互不相识。1958年3月，他奉命出任《吉林日报》副总编辑时，我们一大批“右”字号的人物，已被扫地出门，下派到报社自办的农场劳动改造。但也有过一面之识，大约是1960年初春，上级党委决定我重回报社工作，报社党委召我回机关报送思想改造材料，在静悄悄的编辑部二楼走廊里，同唐西民邂逅。我们本已擦肩而过，不料，这位一派学者风度的人物急忙驻足，轻声轻气地问：“你是谁”?我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便头也不回地走开。这时，他又赶了上来，拉着我长满老茧的双手，深情地说：“看来，你改造得不错呀，有成绩嘛，好好干吧!”这样一位“大人物”，关心一位年轻的“小记者”，我泪雾迷漫了双眼，感动不已。

唐西民同志（1958年于长春）

他刚来地方报社工作了三年(1958年3月至1961年5月），便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给予了同样的处分：“党内严重警告”。虽然所犯错误和处分是一样的，但具体情况完全不同。我是“反右”斗争前夕踏进报社大门的，由于人生地不熟，在整个“反右”斗争中，不鸣不放，一言不发。他是“反右”斗争后来报社的，前车之鉴，本可谨言慎行，稳坐钓鱼台，但他没有退避三舍，而是凭他生来的良知，以及在长期革命工作中铸就的坚强党性，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总是掏出真心交给党，处处事事讲真话，讲真理。求真、求实、求是，是他本性使然。在我的档案里，连只言片语的文字材料也没有，直到“平反昭雪”时才被告知是一次“历史的误会”，而在我整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他没有我这么幸运，他的档案塞满了他的言行录，仅主卷宗就多达53件，长达250多页各种证明材料。在生命的航程上，他遇到了暗礁。

由于上述这些相同与不同之处，便产生了“同气相求”和怜惜之情，我对这位陌生的领导，做了长时间、多方面的了解，特别是三年前，我在撰写拙作《心路花香》时，为核对事实，查阅了大量文书资料，走访了一些健在的老同志。我的一位友人无意中，在落满灰尘的死亡档案库里，发现了唐西民的全部资讯，并借给我阅读，我如获珍宝，撂下手中的工作，细心、认真地默读了全部材料。不，正确地说，我是在毕恭毕敬地拜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一位思想者用良心写成的“教科书”，我面前这位立如山岳、凛然正气的“顾准”式人物，令我肃然起敬，我的心，蓦然被一位崇高人物的思想光芒所照亮。

今年（2009年），是唐西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愿公开我的学习实录和心得，以缅怀斯人。

唐西民其人

唐西民，原名刘复因，笔名刘方，山西省兴县人。生于1919年11月，1936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学运工作的重要职务。1935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5月8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后任山西牺盟会总会宣传干事，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党团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兵站医院宣传队队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41年，任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卫河日报》特派记者，《冀鲁豫日报》编委。此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孙理华司令》和第一部话剧《爆炸》双双荣获冀鲁豫区党委征文一等奖。抗战胜利后奉调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二野新华社分社、西南新华社总分社担任随军记者、特派记者和记者团团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一直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战斗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在参加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向淮西平原进军、淮海战役、横渡长江战役、解放南京、重庆、云南诸多重大战役中，写出千篇新闻报道，受到刘邓大军首长赞许。他撰写的《攻克郓城之战》《六营集旷野歼灭战》《抢渡沙河》《记高山铺战役》《轻舟飞渡天堑》等通讯、特写受到总社通令嘉奖，并数十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全国解放后，根据工作需要留在云南。1953年4月担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一书，由此使西双版纳闻名全国。由于他曾就读一年清华大学电机系专业，为加强工业战线，离开了他最挚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从1954年11月到1956年2月，先后出任云南锡业公司、重工业部有色局西南设计公司和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1956年3月至1958年2月调任国家建工部任调研室主任，是行政11级干部。但他的重要业绩是在新闻战线上创建的。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被评为写稿最多、短新闻发表最多、新闻写作质量最高的“三最”好记者(转引自兴县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兴县人物谱》，1991年版，第276页）。

在2002年4月21日举行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典礼上，新闻界老前辈、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评论说：“清华大学非新闻专业的一大批人才成为建国后的顶梁柱，他们中有第一任新华社社长、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第一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杨述，第一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韦君宜，50年代香港《大公报》总编李侠文，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唐西民，70年代新华社日内瓦分社社长王纬……都是大家熟悉的著名人物。”(转引自《中国新闻人才五十年发展轨迹》，中国新闻社《时代传媒》，2002年第4期）由此可见，唐西民同志来吉林工作之前，就在新中国的新闻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像唐西民这样才华横溢、久经考验的著名新闻界的“顶梁柱”式人物，中宣部指名归队的领导者，在吉林日报社仅仅工作了三年，就被打倒了。他被打倒，不是因为他有错误，而是因为他正确；不是因为他违背真理，而是因为他坚持真理；不是因为他说假话给事业造成损失，而是因为他讲真话减少了许多损失。诚然，敢说真话未必就是正确的，而正确的真话，是要经受千百万人实践和历史时空的检验的。50多年的岁月延伸，他出于良知的讲真话精神是与历史同行的，而且日增其辉!

唐西民其事

唐西民同志的“问题”，听起来特别吓人，令人不寒而栗。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省委等。这些“事实”都是由专人逐月逐日罗织的，似乎“铁证如山”。然而，正是有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有根有据地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把镜头推向50年前。

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上海会议精神传达以后），在新闻系统高级学习组讨论中(这个组包括吉林日报社三位正副总编、广电局两位正副局长、新华社吉林分社社长），当大家谈论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唐西民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毛主席提出今后实行农、轻、重、交、商按比例发展的建设方针，由此看来，‘以钢为纲’的方针不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方针。这个方针，既不符合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性。”

1959年9月末至10月初，唐西民同志带记者去东丰、海龙等县搞调研，看到“小土群”遍地开花，小高炉林立，却看不到“钢花怒放”，铁水畅流。原因何在呢?主要问题之一是焦炭稀缺，不能开炉。而东丰县用煤炭取代焦炭，炼铁初见成效。他很高兴，写了一篇社论，介绍东丰经验。社论中说，现在“虽然高炉遍地起，就是铁水不畅流”，“在焦炭短缺的情况下，不妨借鉴一下东丰经验”。这篇社论送省委批准发表的，主管书记认为社论写得好。可是报社内部有人抓住其中“铁水不畅流”的一句话，上纲为反对大炼钢铁。

在采访中，当他听到地方党委领导说，“高炉不能点火是个别现象”“一时不能出铁是暂时现象”“我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唐西民对这位同志的“信心”不敢苟同，但也没有当面“顶牛”。针对某些片面认识，他又撰写了第二篇社论，社论中指出，信心的源泉是唯物的唯实的，是从科学试验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全省小高炉点火率还不到十分之一，怎么能说是个别现象呢?十分之一的土高炉，从来没有投产使用过，怎么能说是暂时现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站在十分之一基础上，千方百计地解决十分之九的问题。这篇社论也是经过省委批准发表的。

在另一次调研中，他问记者：“你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可是一门大学问呀!要有先进的配套设备、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所以，我们搞宣传的不要鼓吹‘越土越好’，要敢讲科学，不要忌讳‘科学’二字，讲科学绝对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崇洋媚外。”“现在的炉型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究竟哪种炉型好，必须经过科学实验和科学论证……”针对这个重大问题，他又写了第三篇社论，社论又是省委充分认可的。这一年，他一连写了三篇社论，都是针对大炼钢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而讲的事实、真话。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三篇社论竟成了他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如果说上述三篇社论是省委批准发表的，那么下边的一些话语，则是个人良心“批准”的。

1959年5月间，他与报社两名搞工业和农业的级别比较高的记者到延边采访，工作之余，他们之间发生一次小争论。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大炼钢铁确实很赔钱，现在到了赔不起的时候了，要求中央多给些补贴，结果出现不良循环，省里掏中央腰包，地方掏省里腰包，乡镇掏县里腰包；越赔越大干，越大干越赔。从省委简报中看我省白城地区，每吨铁的成本高达两万元(不包括工人费），炼出来的不是铁，而是投进去的饵料，换来的是铁釉子。我们在宣传大跃进，‘以钢为纲’，要注意把握一点度，讲一点经济效益，不是帮倒忙。”有位记者质问：“你这不是‘得不偿失论’吗?”他说：“正是。”另位记者说：“我向编辑部汇报思想的题目就叫‘以钢为纲全面跃退’吧。”唐西民没有批评他，反而说：“对，就是那么回事。”他认为，如果把大跃进也确定为长远方针，继续“跃”下去，其他方面的事业，必然滞后发展，“这绝不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方针”。

唐西民同志对在居民委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十分忧虑。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地方的小孩子和家庭妇女用砂锅“炼铁”时，他对记者说：“这是瞎胡闹，一点科学也不讲。”

报社工业组在讨论报道计划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大搞群众运动的报道。主管工业组的唐西民同志对此持否定态度，并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大炼钢铁不应该搞群众运动，在农村也搞群众运动绝不是中央的精神。在全省钢铁电话会议上(指1958年10月25日的会议），省委也没有提出明确安排。我们搞宣传的，不要动辄鼓吹群众运动，这样做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工业组有位同志不同意他的看法，同他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唐西民一直忍着性子，耐心开导这位同志，他语出惊人地说：“到了农民弃耕弃农，都投入到‘大炼’中来的时候，全国人民就要饿肚子了。那么‘吃、穿、用’的问题怎么解决?‘吃饱肚子才能搞建设，思想怎么理解?”他引用新华社外宣顾问法国《人道报》的阿兰·魏宁顿的一句话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讲实话。”(见新华社内部学习刊物《新闻业务》1956年3月号）实际上，这句话不是魏宁顿的原创，是他转引英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杰罗姆(1859—1927）的名著《游手好闲者》中的一句话，原话是：“最好的策略是永远都要讲实话，当然，除非你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骗子。”唐西民对这句话留有余地。他说：“实际情况是农村大炼钢铁还没形成群众运动，报纸不要煽风点火，引偏了方向。”

经过唐西民两年两次、两个月的深入调研，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深感不安，当别人对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而欢喜时，他却为热热闹闹过后的结果忧心忡忡。如果简单地同上边保持一致，他可以三缄其口，可以少讲真话，可以学得乖巧一点、油滑一点，可以藏神作伪，可以明哲保身、安身立命、永不沉沦。但是，唐西民就是唐西民，他从15岁就背叛了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毅然决然投入党的怀抱，把一颗真心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讲假话不是他的人格，尤其在一些事关党和人民最高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宁可承担巨大风险或因言获罪也要坚持天铸良心，讲真话。这就是他成功与失败的基本因子。

1959年7月末至8月初，在另一次新闻系统高级学习组上，唐西民对大办人民公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主席一再倡导一切都要经过实验。过去，由个体户到互助组，由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都经过一个较长试办期，先个别试点，再由点到面，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这符合客观事物和人的思想渐进发展规律，因而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而人民公社的试点时间太短，还不到半年，我省更短，没有多少经验，硬性去‘化’，‘化’了以后究竟怎么办?谁也不清楚，就用高压手段在全国全面推广，限期完成任务，只要搭起架子就行，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多一点试办时间，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他的这些逆耳之言，在当时“人民公社好”的大政治气候下，是绝对大禁大忌之言。然而，唐西民在真理面前，绝不旁逸，绝不投人之好。这种共产党人向党讲真话的光明磊落精神，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罕与伦比的。

唐西民在吉林日报社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值夜班。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他坚持要参照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做法，多讲点实事，多讲点经验，切忌引上几条主席语录，加上一组陈旧的数字来应付“报差”，这样的官样文章看来很“积极”，实际很有害，不利领导和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他对两篇粮食产量放卫星的失实报道很恼火，要求有关业务组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原来，这两条“重要新闻”，犯了一个通病：都是记者同基层干部“合作”编造的。

1959年，农业生产“过黄河，跨长江”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唐西民在审稿时，对一些“假大空”的稿件，从不放行，有关组负责人对“胎死腹中”很不满意，批评他不尊重记者的劳动。唐西民同志说：“无效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大量报道这增产，那高产，实际产量经省委核产，连百分之五十都没有达到。有些地方大搞深翻地，破坏了地力，产量不但未增，而且大幅度减产，为了捍卫党报的纯洁性，虚假报道必须杜绝。我们不是严格把关过了头，实则做得很不够。”

有一个时期，强调加强农业“八字宪法”的宣传，于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大张旗鼓地报道“粪”，内容雷同，标题也如出一辙。有一天晚上，四篇上一版的农业报道的标题为：“八字宪法放光芒”“八字宪法就是灵”“八字宪法好得很”“八字宪法得人心”。而且每条消息都配一幅新闻图片，图片的说明词也大同小异。唐西民同志见状非常不满，当即表态：只能从中选出一条较好的消息发表，绝不让公式化的报道践踏有限的版面。唐西民不是一味地指摘和挑毛病，他一边指出存在的问题，一边表扬内容好、写得好、标题好的报道，如：“双辽制伏西辽河”“农安战胜旱灾”“永吉克服水患”等。他认为只要突出成绩而不是作表面化文章，只要突出特点而不是泛泛空谈，才能更好地宣传“八字宪法”。

1959年夏秋之际，要求报纸每天必须刊登3至5篇养猪、养鸡的消息，还要配发3至5幅新闻图片。声势和规模越大越好。唐西民同志明知这种宣传安排有来头，却提出一点质疑。他说：“养猪、养鸡从开始饲养，到供应市场，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副食品基地的建设’，要有所投入，光靠白手起家可能很难大见成效。”他建议要多组织一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的报道，造声势造不出成果，市场没有猪肉、鸡蛋供应，群众的期望落空了，将产生负面影响。应当说，唐西民同志的建议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正确的。正是他为党为人民而思想，敢于讲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绝对构不成执行省委指示“打折扣”和“对抗”省委。事实上，省委很快就指出：“报纸宣传不要只讲养，不讲供。”

作为省委机关报的领导者，怎样尊重和对待省委某位领导的意见，的确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它有时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沉浮和贬谪。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都留给了值夜班的总编来处理。1958年省里召开第四次“小秋收”电话会议。记者写了约两千字的报道，并已送给有关领导审定。报道中写了“某某副省长作了重要讲话”，某某副省长“强调指出”等字样。一般来说，已经送审的稿件照办就是了，但是唐西民同志没有遵办，只在第二版下切栏发了200字的小消息。第二天下午这位副省长的秘书打来电话质问：“是省长大还是总编辑大?”唐西民同志说：“你应当问一问是中央大还是地方同志大!”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晚截稿前，新华社发来一批重要电稿，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消息的表达方式是‘某某领导同志讲了话’，然后将讲话改为‘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要求’……这就是我要遵循的原则。”后来，那位主管副省长亲自给唐西民同志打来电话，完全尊重和支持唐西民同志的处理意见并表示歉意。

除了外部“压力”外，内部同志也对唐西民的“粗暴”杀砍这篇重要稿件提出了意见，财贸组还以“组”的名义上书一把手，要求追究责任。唐西民同志看到这封措辞尖锐的批评信后，来到财贸组做“检讨”，他说：“当天夜里零点钟，既不便打扰那位领导‘请示’，也找不到采访记者‘商量’，所以，我只能自作主张了。为什么不登在一版上呢，因为一版已被电稿和要闻占满，而且还有一部分电稿转到二版。说到我‘粗暴’，我看我一点也不‘粗’：一个月来，召开的前三次电话会议，经我核对，内容基本重复，只有200字有新意，我全部保留了。我看了所有电话会议的稿件，都是讲‘百宝下山’，有点‘大扫荡’的味道，而未强调青山永续，保护资源，荫及子孙后代问题，如果把这部分内容写进稿中，这篇报道的地位就抬高了，也不会出现大杀大砍的问题了。”

有的报道确实是省委领导有明确批示的，在这一点上，唐西民同志是从不含糊的。但有的报道是有关部门打着某位领导同志旗号，明令报社“必须”照办。有一次，四个部门发来四种表格，要求登在一版显著位置，其中关于大炼钢铁进度的表格，必须每天一版。农业部门关于“滚珠轴承化”的表格，共有四十多个详目，长达三十多页，需要占去三个整版。这样一来，四块版全发表格还不够。唐西民同志指示值夜班的另一位编委分别请示省委领导同志：大炼钢铁进度表可否两天一报，因为一天一报数字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轴承化”的表格可否简化一点，否则人们看不懂。那位编委有所不从，并“将”了他一军：省委指示，遵办就是了，不能推翻!唐西民同志说：“战争期间军令如山，必须执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是，现时，搞“表格大战”未必就是省委的指示，“省委决不会用表格去指导工作。”随后他自己打电话请示。结果，有的表格一日一报，省委领导同志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那样做，会压下边造数字，并同意搞周报或者旬报。

不久有关部门请示另一位领导同意，让报纸立即恢复大炼钢铁日报制度。唐西民同志又一次请这位编委请示领导并将前后情况说明，免得造成误会和领导间的矛盾。这位编委依然故我，认为覆水难收，“再请示撞一鼻子灰，绝不会接受咱们的意见的”。唐西民同志不假思索地说：“如果这样，那我就送他一张小字报。”

由于唐西民同志多次“犯上”，配合他值夜班的编委给他扣上了“一贯反省委”的帽子，而且白纸黑字有根有据!但是，心斋无邪，笃诚征德的唐西民同志，并未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照讲他的真话，照样按原则办事。对上级，他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对报社内部一些重大问题，他也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一次，编辑部专职支部书记向三位正副总编单独汇报“十六级以上干部政治表现考察报告”。这种形式的报告，是“反右”斗争以后形成的制度。在“报告”的结论中，大部分被冠以“可用，但不可信用”或者“可用，但不可重用”以及“中游”“下游”等固定的政治评语。在其他同志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情况下，唐西民同志直率而坦诚地对那位唯上为马首的支部书记说：“既然你们明明知道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找他们谈谈心、批评、教育呢?难道非等问题酿成，凑足材料，一批一批打倒不成!”那位支部书记说：“我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推出了在编辑部‘大跃进’中的先进典型：农村组的某同志一个月写了27篇社论，反映良好。我们的成绩，你不肯定，竟在鸡蛋里挑骨头。”唐西民同志说：“你们的成绩我都看到了，但我认为在编辑部‘开展大跃进’的做法，值得商榷，尤其是一个人一个月写27篇社论的经验不值得推广。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东西，保证不了社论的质量。社论质量低，省委没少批评，有一次找我们三位总编一起去省委研究如何提高社论质量问题，省委领导同志指出：‘宁缺毋滥’……他建议政治思想工作要转变一下工作方法，要在阳光下，关心、爱护干部，要促进人进善，走上德门义路的康庄大道……。”

报社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他“话里有话”，直接批评的是支部书记，间接影射的是他本人。会后，立即找他个别谈话，指出：顶撞支部书记，也是一个具体的政治态度问题。睿智、敏感的唐西民同志，听出了“话外之音”。他平心静气地说：“也许你说得对，也许你也有点‘唯长者尊’的思维，不过，我对你本人，对支部书记都是尊重有加的。研究中层干部政治思想状况时，我只提了一点具体意见，没出大格，算不上什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吧。”这次不愉快的谈心是无果而终的。

但另一次个别谈话，是唐西民主动提出的。他建议充实办报力量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他详细分析了报社干部政治、业务和身体情况：“病号多、超负荷的多，要求调离的多；眼下，省委决定给报社抽调5位县委书记，只报到了2位，其中一人要求调离；拟抽调20名一般干部，只报到7名，其中6名同志业务上短期不能过关；22名‘右派’、30多名‘中右’‘右倾’和‘坏分子’及‘少不更事的小青年’等被清除后，90多人的编辑部只剩下了一半。现在，每个编辑记者都是一个人承担两三个人的任务，其中三分之一是病号；三位总编两位编委全都是病号，不能值夜班。我算是‘年富力强’的人，但是有严重高血压、下肢静脉曲张。面对现实，如果不尽快补员，不补充几位编委，我们就变成无兵司令了。”

但是，他的良苦用心，被大大误解了，主要领导同志，怒斥他挑拨干群关系，一腔“右”的气息。这次谈“崩”，唐西民同志“问题”的性质几近定型。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矛盾凸显时，经理处的负责同志向他报告说：1959年第一季度《吉林日报》的发行量达到10万份，到了第三季度末的时候下降到6万份。他要求唐西民同志让省委正式下发文件保证报纸的发行量。唐问：“下降原因何在?”处长说：“邮局收订工作不力。”唐指出：“你让我向省委告人家的刁状，我不干那种事!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自身存在什么问题，难道下降到6万份才引起重视?”唐还提示这位处长：省委是管全省大事的，让省委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发行工作是很不妥当的。随后，他召开各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报道质量问题。可惜，他的言行又被大大误解，灾难即将临头。

1960年春夏之交，分别召开两次“恳谈会”，一次仅限三位总编、副总编；一次扩大到党总支书记和专职支部书记。重点是批评他反对突出毛主席、反大跃进、反大炼钢铁、反对突出省委领导、反对编辑部的政治思想于作、损污报社主要领导人的声望以及喊冤叫屈等等。这些批评是“和风细雨”的，但字字如铁，分量很重。随后让唐表态。

唐西民同志对每件事，都如实说明情况，承认自己在处理一些稿件时，删除了一些奉承、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的过度描写，但这是毛主席提倡的，是遵行党的七大、八大决议精神的，是符合马克思教导的。马克思说他“厌恶歌功颂德的东西”“厌恶一切个人迷信”。恩格斯也“恨透了下流文人”附庸权威主义者，“在报纸上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

这在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度精研的情况下，有的人认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反红旗有理论”等。因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85年才出齐。唐西民同志早年读的日译德文版和日译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有关章节，确有他所引用的话，但很不完整。经查1957年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唐的引语，可能出自以下两小段：其一，“我们两人(注：恩格斯）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个例子就可以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注：指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时候，我从来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全国的、使我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秘密团体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6—289页）其二，恩格斯原话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查到。

这足以证明，唐西民同志绝不是打着伟人的旗号去杜撰“理由”。

唐西民精神

唐西民同志的“问题”集中发生在1958—1959年。大约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高级组学习会上的发言；二是值夜班安排版面时提出的处理意见；三是研究报道时发表的个人看法；四是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时的个人建议；五是同报社主要领导的个别谈话。

从这五个层面来看，知情面有限，多则五七人，少则1至5人，谈不上“流毒甚广”“危害甚大”。

研究大量材料表明，唐西民同志主要是由于阵营内部的错误的“投枪”而受到伤害的，是极少数人(火力较猛的只有两三个人）炒作起来的，是“庐山会议”后升温加热的，是紧急追加的重点人物，也是报社继“反右”斗争后又一次“重大胜利”。1960年7月9日，经省直机关党委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1962年12月，省委察觉了对唐西民同志的处理存在严重失准和不公的问题，当即指令省直党委监督甄别复查，党委正式同唐西民同志谈了话，并商报社党总支，指定持公允态度的政文支部负责甄别工作。在甄别中，所有同志包括整过人的同志，由于良心发现，主动撤销了不实证言，政文组党支部推翻了强加于唐西民同志身上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还唐西民同志以清白之名。

1963年1月27日，省直党委[63]006号文件云：“经党委常委讨论，同意关于唐西民所犯错误的甄别结论，取消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在原批判范围宣布甄别结果。”

受到委屈和伤害后，唐西民同志更加“大彻大悟”，唐西民的精神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他满怀深情地说：“我30年的革命生涯告诉我，共产党必须坚持真理，讲真话，我两年多的吉林日报工作的教训也是坚持真理讲实话。今后，官可以不做了，但绝不出卖良心，绝不背叛良心去讲假话。”

他既不纠缠既往，也不计较个人恩恩怨怨，视名利若敝屣，置毁誉于脑外，昂首履新。

唐西民同志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也是英年早逝的人。由于突患脑溢血，很快转为“植物人”，于1973年6月7日在深度睡眠中安谧地仙逝。这位不再醒来的人，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可贵的精神财富，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么?马克思说：“良心是一种最真实存在，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1848年12月21日和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2页）良心还是什么?良心是人的主宰，人的本体，人行走于人世间的总开关和通行证。良心的本性对于善与恶，是与非，是不虑而知的，因此，在中国，良心和“天理”相通。“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引自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序言）。

良心，是一切哲人最初和最终命题。卢梭(1712—1778）是高度推崇良心的思想家。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原则，尽管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准则，但当我们在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者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内心原则为依据。”他是一位终身呼唤良心的思想家：

“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理，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援引自卢梭《爱弥儿》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7页）

作为党的中高级干部，唐西民对毛泽东同吴冷西的谈话精神，是完全了解的。1957年6月，中央决定调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工作。行前，毛泽东找吴谈话，严肃地告诫他：“到人民日报去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引自《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毛、吴谈话精神，限制传达到省级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省新闻单位中心学习组1958、1959年，进行了认真学习，“大跃进”以后，又扩范传达到15级干部。

应当说毛泽东“五不怕”的讲话，很有震撼力，人怅人惧。我们的领导可能牢记了“五不怕”的告诫，忽视了“两敢”的嘱托：“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为真理而奋斗”精神，因为在特殊情况说真话，坚持实事求是，可能给人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执行中，有的人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丢掉“两敢”精神，为自己毫发无损。但唐西民同志，因公忘私，言行一致，全面贯彻了“五不怕”和“两敢”精神，处理每一篇报道，都坚持说真话。当然，讲真话，不一定就是坚持真理，但是坚持真理一定是真话。记得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上，任何以权威者自居，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说假话迟早会垮台，但真理却不失败。有时，可能会跌一跤，但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就是跌倒也是向前扑的。坚持真理的战士是伟大的！”

唐西民同志来报社工作时间很短，但他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即“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为坚持真理而奋斗”。

他的“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的精神，不仅属于某个具体单位，也属于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