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掌握我们

陈嘉映

1952年出生于上海，6岁到了北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到内蒙古去插队，1976年初回到了北京。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就读北大西语系攻读德语，不久之后考上研究生，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1984年，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之后，曾一度在美国和欧洲工作。1993年，陈先生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执教。此后在2002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教书。

陈先生曾经翻译了很多著名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以及美国哲学家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

其自身著作包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还有《思远道》以及《无法还原的象》随笔文集等等。

曾子墨：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记得大约是在四五年以前，好像那个时候流行在网上拜年，拜年的人当中，有官员、学者，也有明星、企业家，而其中一段拜年的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一片恭喜发财的声音当中，那段文字显得是那么的特立独行。他说：“我所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目标狂奔，而差别只是名次有先有后，我所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跑的、跳的、采花的，还容得下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什么都不干的。”之所以喜欢这段文字，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特立独行，还因为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我们真正梦想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写下了这段文字、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梦想中国的人，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

知道了陈先生的简历，也看到您是出生在上海，然后很小到了北京，呆了那么久，绕了一大圈，现在又回到上海。您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

陈嘉映：更像个北京人吧，因为从懂事起就大半都在北京过的。

曾子墨：您在初二的时候，“文革”就发生了。“文革”期间，您是属于逍遥派，积极参加革命的，还是……

陈嘉映：“文革”的经历稍微有点古怪。我哥哥比我大了两三岁吧，在一个学校里面，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他是最早反对红卫兵运动的。我那时候没有想法，他想什么我就想什么，所以我就跟着他反对红卫兵运动，因此不属于积极参加革命的，也不属于逍遥的，属于积极反对。如果红卫兵算革命的话，算是积极反对革命的。

曾子墨：上初中的时候，按理也应该对这个政治运动有所思考吧。

陈嘉映：不完全一样，我一开始思考是比较私人性的吧。我哥哥相反，他喜欢思考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我想得少。而且他那个时候，虽然只大两岁多，但是显得比我聪明那么多、懂得那么多，我何必自己想呢?我就跟着他多好啊。

曾子墨：您曾经说过，您特别喜欢当年在内蒙古插队的那段时光。

陈嘉映：是。

曾子墨：其实很多人回想起上山下乡插队的时候，要么是痛苦的记忆，要么是觉得不堪回首。您怎么会喜欢它呢？

陈嘉映：第一，我想是因为年轻吧，当然你要是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不知道会不会想念，但是换一个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年轻他就会觉得很快活呀，是不是？我这得问同学们了，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第二方面，可能是有很多挺苦的事情吧，不过我觉得吃苦可能是快乐一个很重要的源泉。

曾子墨：走进了北大以后的生活呢？

陈嘉映：变得越来越平淡了，一个原因是年轻的时候读书，但是好像是把书夹在生活里面读的，后来到学院里面就单独地要读书，书是那么多，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要读，最后就没有生活了，就是读书。

曾子墨：选择哲学，是从小就希望吗？

陈嘉映：其实不是选择，是不由自主地就走上这条路。一般是想摆脱它，从来没选择过。

曾子墨：很顺利地从北大哲学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又到了美国，但是我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去美国念书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您是怎么获得那个机会的？

陈嘉映：对，寥寥无几也说不上，当然显然不像后来那么多。当时我正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里占的位置非常重要，有一些海外的人通过我的导师就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就觉得，哇，挺惊奇的，说有这么一个人，居然想把这个《存在与时间》翻译成汉语，匪夷所思。他们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就邀请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

曾子墨：在北大教书的时候，200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您离开北大辞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当时发生了什么？

陈嘉映：当时不是辞职了，当时是华东师大希望我到这边来，他们派了人过来。当时的态度也很诚恳，给我的条件也挺优厚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邀请应该接受，当然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在今天不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吧！教授从这一个学校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后来的确是网上或者什么的，是闹过一些风波吧。我觉得我在北大的时候，跟别的人关系好坏我不知道，但是跟学生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好，有很多学生喜欢听我的课，结果我走了他们觉得蛮郁闷的。

曾子墨：我想其实大家当时来讨论您离开北大这件事情，也许并不仅仅是讨论您个人的一些事情，可能讨论的、也许反思的更是一个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教学，以及可能甚至是职称的这些评审的制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标准的问题。比如说您在某方面不符合北大的规章制度，我不知道不符合的是哪些规章制度？

陈嘉映：我也不知道。

曾子墨：不知道还是不方便透露？

陈嘉映：我也不知道。不，不，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谁在评教授，哪个为什么没评上，或者诸如此类，我也从来没问过，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但是我也的确知道现在大学制度中问题多多，在报纸上，我估计在电台上或者电视台上讨论一定非常多。

曾子墨：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就暂且进行到这里为止。有请陈嘉映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真理掌握我们》。

陈嘉映：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真理掌握我们》，我们先从题目说起。我们常听说到这样的说法，就是真理掌握在谁谁的手里，掌握在我手里、你手里，或者掌握在哥白尼的手里。我们平常这么说，并没有什么错，你要是这么说，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说法上升为一种理论，一种真理理论，那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可能会以为真理是某种现成的东西，真理和我们怎样认识它和我们怎样认识真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还可能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它就会摆在那里，再也不会发生变化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的确是很多真理理论所主张的，而且我怀疑你们的教科书里可能就能找到这样的论述。那么这些论述就是我今天想加以商榷的。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放在《真理掌握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下面。我从最简单的事情讲起，我们经常就某件事情发生争论，如果我们在争论的时候是认真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是对的，可是经过一次认真的争论或者讨论，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方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现在愿意说他错了，而另一方是对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说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外一些人。这个说法也不错。但是就像我提出来的，它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理论。我想要是比较小心一点，我可能会这样来表述：在诚恳的交流中，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方都向着真理敞开心扉，等待着真理展现，让真理来掌握自己。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好，比较有道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能够突出一点：在诚恳的交流中，一开始谁对、谁错，不是那么重要的。

相比之下，诚恳的态度要重要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一个证据，就是如果我们是进入了一场诚恳的交流，那么即使你和我一开始都是错的，真理仍然可能展现，不需要一开始有一方是对的。真理最后是赢得了争论的各方，而不是一些人战胜另外一些人。

比如说看一看科学发展史，在科学发展史上，实际上没有谁一开始是对的。我们可能会说在哥白尼和托勒密的争论中，哥白尼是对的，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真去读科学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哥白尼在解释当时所有的这些天文资料方面，他的那种计算方法，他的这个体系所要犯的错误，大大地多于当时的托勒密的体系。而在后世，还是逐渐人们接受了哥白尼学说，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实际上我们接受哥白尼的东西要远远少于我们抛弃掉的东西。我会说，在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争论中谁对谁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这样一种认真的争论中真理逐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不是谁赢得了谁，而是真理赢得了我们。真理之所以能够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认得它、承认它。我要是强烈一点说我就会说，当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之为人，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当然了，把真理设为前提，并不等于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种提法已经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可以说我从属于对，我从属于真理，在“我是对的”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

我们有时候区分小我和大我，这种提法大多数情况下是就利益来说的，但是这个话在我看也完全可以从认知方面来说。小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益和成见，大我就是真理，人能够区分小我和大我，这当然不是说人人随时准备顺从真理。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真理和成见发生冲突的时候，的确人们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利益或者成见，即使我最后选择的是小我，即使我不愿意顺从真理，这时候我也很可能知道什么是我自己的利益，什么是真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大我和小我，为什么要说大我呢?为什么不说大世界、大宇宙，或者大的别的什么什么？我想在大我这种提法中已经透露了一种消息，就是说真理不是某种和我无关的东西，不是某种漂浮在随便什么地方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够展现，只有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向我显现，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有成见的凡人，我们自己的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对那些抱有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真理只有在和成见的斗争中才会彰显出来。真理是需要在争论中才显现出来的，不过我这不是说真理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便夺取它最后占有它，我们谁也占有不了真理。我是说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作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成见，真理就无从显现。我这里引一句维特根斯坦的话，他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的，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真理如果不是和我们凡人无关的自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成了一种现成的东西了。而在我的理解中，真理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因此我会说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一场对话。我们现在常说的“辩证法”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意就是对话的艺术。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这种对话的艺术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认同，经柏拉图之手变成了探索真理的方法，变成了探索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哲学和神话不一样，神话是一种宣叙，哲学是一场对话。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心地等待真理展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呢，对话者是平等的，当然这个平等是一种原则上的平等，不完全是事实上的平等。因为我们要就一个话题能够对话，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话题有经验上的或者知识上的准备，你要让我突然站起来去和霍金对话，是吧，谈谈宇宙的爆炸，宇宙的未来，我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知识准备。

但是这点那么显而易见，我就不多谈了。我倒是想，我们要能够在一场对话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关注的因素，那就是你首先要对这个话题有真正的关切。我刚才说到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那么两者的根是什么?这个根我想就是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具有认真的成见，这已经是在呼唤真理了。如果我要是对某件事情无所谓，那么真理就无从展现。有一个晚期希腊和早期拉丁的哲学家奥古斯丁说过，“爱，而后有真知”，到了启蒙时代，有的学者就把他这种说法，说成是一种蒙昧的说法。但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奥古斯丁：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有人真地对万事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持成见，他就跟真理绝缘了。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自己的信念，我没有什么要坚持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要克服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在两种说法之间摆来摆去罢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真理，我们大概就要重新理解宽容。

我理解的宽容是哪些人呢？确切地说，是确有自己的主张，而同时把自己的主张放在一个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的人。由于关切而确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在我想，这是宽容的必备条件，只有那些确有主张的人才谈得上宽容不宽容。我这里说到主张，说到看法，我说的看法是看待意义上的看法。我们真正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体现在我们怎么待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世界，我们就有哪些真实的看法。我可能主张我们不应该歧视黑人，但是我就是从来不跟黑人打交道，我见着黑人就躲着走，是吧，那么我想你那种看法，那种很平等的看法，那种很高尚的看法，实际上有或者没有是无所谓的。我们每个人真正关心的事情可能比我们自以为自己关心的事情要少得多，我们在看待意义上确切有的看法，可能比我们自以为对各种各样事情所有的看法要少得多，现代世界传媒特别发达，天下的事情，我们好像无所不知，好像都有点关心，这我说有可能是假象，至少这里边有很可能，很可能包含了很多虚幻的东西。的确照我对真理的这种理解，那么我想，真理问题它不可能简单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和我们究竟生活在何处有着密切的关系。

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待特定成见的克服，这等于说在我们拿出自己的成见或者拿出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前，我们并不知道真理会怎么显现，真理会取怎样的形态。换句话说，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具体形态却是不可预知的。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真理将向我们展现哪一副面孔。但如果我们不能够预知真理展现的是哪一副面孔，那么当真理展现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把它辨认出来呢？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古希腊人特别关心真理和看法的区别，可以说希腊哲学、希腊科学，它的目标就是从种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看法中确定哪些是真理。但这怎么可能呢？有一个古希腊哲学家叫做恩披里柯，他是这么问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哪个是真理，我们就不用寻求真理了，但是如果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的都是看法，我们只认得看法，那么当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认出它是与看法不同的真理呢？我想说真理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它和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通过外观把真理挑选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真理和看法没有什么不同。就像说，出了跑道冠军和亚军并没有什么不同。真理和看法的区别是在探索活动中才能够认出来，就此而言，我都希望我们尽量地不要把真理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而把它当作一个成就动词来理解，真理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成就，但是却不是一旦发现了就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说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一点可能最容易引起争论，如果真理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最好的东西，如果真理只是眼下不可归谬的东西，如果真理是明天可能发生改变的东西，那么我们还能叫它真理吗?海德格尔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说把真理理解成为肉眼所能看到的最好的东西，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减少真理的存在，而永恒真理这样的提法只不过是一种空幻的主张，应该被看作是哲学中尚未肃清的基督教神学的残余。真理是可变的，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再是真理，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反过来说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能发生改变，今天还是真理。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最终的结论，我们提出的论证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我们的信念可能会改变，使我们的论证不再充分。三百年后我们可能拥有新的知识，抱持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们因此今天就不坚持我们的主张了吗？真理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显现出来的，就现在给定的条件来说，它是真的，你要是想证明它不是真的，那么你现在就要提出相反的论据，而不是声称将来总可能出现这样的论据。

我当然不是说我说不过你就必须服你，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你说的头头是道，可是我还是疑惑，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样并不见得是不讲理。我仍然可能是一个讲理的人，只不过我现在还是不清楚理在什么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讲道理包含着一种危险，就是今天大家都经常谈到的话语权力，因为弱者往往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讲道理的本事不如强者。因此讲道理，那些强者就可能用讲道理的方法来欺负弱者，因此弱者有时候对讲道理取某种抵制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或者不讲道理。

但是我还是愿意补充一点，强者用讲道理做幌子来欺压弱者，往往比根本不讲道理、赤裸裸地欺压弱者要好一些。相对而言，讲道理的姿态哪怕只是一种姿态，对弱者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乃至鲁迅曾经说过，只有弱者才要求讲道理。我觉得正因此我们应该训练自己对讲道理、对真道理的敏感，学会识别什么是真讲道理，什么是强词夺理，什么是宣传、欺骗、话语、霸权。

有时候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这时候我不服的是一个具体的结论，这种时候不同于声称错误总是可能的，只不过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但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凡人反正都是错的。用上帝的口吻来说，凡人总是会错的，而不涉及任何的争点，这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争论问题，我们是在提供一个没有加以论证的真理学说，这种真理理论是说，它不动声色地就已经给真理下了定义了，它已经把不可改变当作了真理的定义，所以你会说这不是真理，因为它可以出错，可能出错，可能改变。但是我今天本来就要努力表明，这样一种真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求真的路上，我们是这样问的，我们问它在哪里错了，就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就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来说它在哪里错了。

当然就我这方面说，无论我多么有把握，我终究是个凡人，我可能是弄错了。庄子曾经说过，“知其不知”是最高的知。这对于求真的人来说总是一个有效的警告。但这不等于说我不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事不关己，我的确可以永远不拿出一个确定的看法来，但是在我刚才说到过的，在那种对待世界的意义上的看法，我就不可能这样做，我可以每走一步都不确定下一步我会不会踩到地雷上，但是你真正走路的人就不能这样永远地踏下那一脚去。可以说持有一种确定的看法是一个决断，甚至会是冒险，我们时常需要警惕我必然正确这样一种理性的骄狂，但是拿出自己的看法而仍然敞开心扉，这并不是理性的骄狂，我倒觉得，我们不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话有点儿骄狂。据说这是用对上帝的谦卑来反对理性的骄狂，但是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谦卑，我倒认为信从真理才是谦卑，信从上帝作为真理临现在这个世界上才是谦卑。

我说凡人都会出错，只有上帝永远正确，可是这时候出场的并不是上帝，是你和我。我们涉及了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真理究竟是一种现成的存在，在我们发现它之前，在我们发现它之后都永远不变，抑或真理永远是和发现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那这只涉及到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无论是限于时间还是限于能力，我们今天都不可能谈到。我虽然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问题没有澄清，但是我希望能够在我们下面的时间里能跟大家交流，使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曾子墨：稍后由我们现场的同学可能会和您交流一些有关真理的问题。这里有一些网友的问题，首先这位网友叫做“芭比娃娃”，她要探讨的问题可能是稍微地大了一些啊！但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您认为中国曾经存在过哲学吗?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思考类型，特别是先秦的这种思想传统为什么后来在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陈嘉映：这个问题是有点儿大。哲学这个词有广义、狭义，所以我总不想引起误解。如果要广义地理解哲学，中国肯定是有哲学的，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民族都有哲学。但是我相信这位网友，这个“芭比娃娃”说的是狭义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的确中国没有。据我的理解，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这样一种哲学，而且也没有像西方那样沿着这条哲学的道路最后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些是事实。至于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来，这个问题问得不是特别地恰当，因为我觉得不发展出哲学、不发展出科学是一种常态，而发展出哲学、发展出科学，是一种不常态。我是想说，发展出哲学那样一种思考形态以及近代科学这样一种思考形态，是一件值得追问为什么的问题，没发展出不值得问。我们之所以会去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实在是把西方的历史进程当作了标准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一切发问的背景都是以西方作为标准去参照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虽然我承认西方的思想现在成了领导的思想。

曾子墨：接下来我们把提问的时间留给我们在座的同学。

观众：陈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做企业的，也是陈老师的忠实分子。我的问题是，真理掌握我们是当下社会的常态吗？

陈嘉映：我觉得我们面对这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也许会把它类比为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的社会到底是善多观众：陈教授，你好！我是华师大法学系的学生，也许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所以我问的问题也许比较功利，比较实际。刚才您说到了，在争论之还是恶多呢?当然我们在闲聊的时候，饭后，看到各种新闻，我们谈起来都非常愤慨，会说这个社会怎么怎么地不可救药，但是当你和你的亲人、朋友，乃至比如说你做企业的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你真是觉得现在是恶充斥了这个社会?我一点都不想说这个社会中不是流行着大量的恶行、恶念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是我想说，当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果你认真来想，它已经是由恶占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可能吗？我甚至说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它不可能，一般说来它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我知道你这么问的时候大概是相当地瞄着一个方向的，就是好像在我们这个社会，到处是在讲利益或者在讲欺骗，在讲虚伪。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今天完全不能把这个意义讲清楚。我只是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仍然是标准的社会里面，这是我们毫无办法的一件事情。我换一个最通俗的讲法，虽然不见得完全充分，就是我们想要虚假嘛，你要想假装慷慨呢，必须得有那些慷慨的人，你假装慷慨才有意义；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假装慷慨，如果没有真地慷慨，你连假装都不知道怎么假装。中，真理和看法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事件当中，也许我们双方持的都是真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取舍呢?我不知道陈教授需不需要一个例子，还是这样就可以了？

陈嘉映：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例子，大概可以分这么几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都不是真理，是吧，这可能。那么一种就是，有的人说的是真的，有的人说的不是真的，那么在法庭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最后就是不能达到一个统一的verdict，最后不可能达到一个统一的判决。那么有的我们可能能达到一个统一的判决，但是我们仍然不见得认为那个统一的判决就一定是对的，是吧，不见得是这样。在具体情况下，这些都可能发生。我觉得我在我的论题中不包含的一点就是，只要我们诚恳地对话，真理就一定展现，这个我本来是有一段内容要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它删掉了。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我们的努力，尽我们的理性；就我们的知识去尽可能地使真理能够展现，而且在有些场合下它能展现，而不能倒过来说，我们只要这样做了，真理一定展现。这不是我的想法。

观众：现在，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法学的领域之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取向，比如说公平，比如说正义，但是就具体的事件而言，也许这两个价值取向就是矛盾的。我不知道陈教授对此……

陈嘉映：啊，这个当然是太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满世界都是这种情况，要说的，把话说大一点儿，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种对真理的理解，我已经说了，我没有多少自己的什么看法，我不过是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这些人里学了一点东西而已。所以我说这种总体上的真理观是有一个转折的过程，当然我在这里不讲课文，不会去描述在西方思想史二十世纪这个真理观的总体转折，但是我相信是发生了一个转折。我之所以发生这个转折，还有它比较深的社会背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我们就不再渴望，或者我们不再信任一个统一的理论。实际上，你别说你没有给我一个，就算是你给了我一个，我也不感兴趣。现在我们就把多元的价值的确从心里头承认下来了，这是我这么认为。在这时候，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的确确就是在这种多元的价值之中，我们怎么还可能留有真理的余地。在这里我要区分一下，一个价值，我不把它叫做真理，我们就说不同的价值，我们何必给它换个名字呢?那么我现在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不同价值之间真理性的沟通还是否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说是否可能呢?并不是说必然。我并不是说一定真理会呈现，我只是说在给定相当的条件之内，它有可能是能够沟通的。

观众：陈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也是华师大的学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关切”的问题，我刚才听您讲您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句话，然后呢我自己突然脑子里面显现一个概念是兴趣。就是我想问您，你觉得这个“关切”它更加倾向于一个爱的方向，还是有的时候我会对一个事情很有兴趣，那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很有所谓，那么它更偏向于哪一个角度？你刚才在讲述的时候也说到了兴趣的这个问题，那我就想，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他是否是真诚，是不是关切这个问题?难道是根据他一个对待的这样一个意义上、层次上的方式来判断他是否关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期待真理向我们展现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形成关切?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形成关切的话，那将会有助于真理向我们展现，那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重要。

陈嘉映：你提到“兴趣”，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个paper里面，我在这个讲演里面，把“关切”、“兴趣”拉到真理这样一个传统的所谓认识论的话题里面，当然就像我说的，是有很多先导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导就是你可能知道哈贝马斯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兴趣与认知》，或者《兴趣与认识》。我刚才讲到二十世纪的这些重大的思想家，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思想的转变，在传统的认识理论或者认知理论里面注重到兴趣这样的一个维度，显然也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特点吧。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关切?当然，主要是通过他怎么对待这个世界，不过，我们的说话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就不去谈了，在另外的一些意义上特别地重要。我倒觉得最后这个问题最难，虽然我回答不了，但是我还是愿意重复，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我们怎么样形成一种关切?因为恰恰是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在课堂里面、书本里面学到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太难的问题，就是你失去关切就真是失去关切了，几乎是毫无办法。如果要说得上培养的话，那就是要把自己放到那种能够产生关切的环境中去。

曾子墨：非常感谢同学的提问，也感谢陈先生的回答。今天的演讲马上就要结束了，请问您希望讲些什么样的话，或者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陈嘉映：我当然是希望我讲的是有道理的，当然我还更希望——因为无论它有道理没道理，我都已经讲了——我更希望以后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今天问答的时间或者讨论的时间太短了——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你们的中肯的批评、建议。当然我也怀有一点希望，就是你们能够从我这个paper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