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一个“淡”字

马年上元灯节，汪曾祺七十寿辰，全家三代九人团聚。七十称古稀，三在俗语里是好事不过三，九可是太极中的极阳之数了。总之，在生欢喜心。没有邀请外人参加，“不足与外人道也”。大约也没有外人要求前来，这与一个“淡”字有关，且听慢慢道来。

设想那天上午，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到来，大女儿大女婿带着外孙女到来。设想那天早晨，写了首“书怀”诗，诗兴中寿翁偷喝了一口早酒。孙女外孙女进门一叫抱住，会立刻闻见，又会立刻嘟嘟地报告奶奶（姥姥）：“爷爷（姥爷）喝酒了。”老太太会告诉女婿儿媳：“你们爸爸惜命了，忌白酒了。可是柜子里的白酒瓶子，怎样自己空了呢？”

不消说，重要节目是家宴。寿翁整个是美食家，整个既会食又会做，不过早在六十花甲当时，已宣布退出烹坛。何必动用宣布二字？只因远客近客吃了人家的当面说好不算数，背后说好才是“真生活”，不免口碑远传海外。烹坛接班人中一把手是儿子汪朗。老爷子为了“安全着陆”，声称一把手青出于蓝。儿子不无得意，但说还靠老头点拨。二把手是二女儿汪朝。大女儿汪明自称劳动力，未嫁前还自号贫雇农，可见气魄非凡。老夫人施松卿是翻译高手，偶尔涉足烹坛，仿佛误入禁区，只能让人热烈欢送出去，落得笑吟吟给儿媳、女婿、孙女、外孙女分点心递水果。不过也敢是非褒贬。真正的评论家是二女儿，她守在父母身边。大约十来年前，老爷子还在“花甲”，正在“衰年变法谈何易”，连续以“异秉”《受戒》《大淖》一新耳目的时候。有天，二女儿说：“我爸爸的小说还是不登头条的好，放在第三四篇合适。”稍稍迟疑，找补一句：“林叔叔，您的也一样。”这话怎么听好？林某考察诸叔叔的女儿们，再没有会说得这般言语出来。十来年后的今天想起，也还只能说“这话怎么听好！”

不过把话收住，想象七十寿辰寿筵上，不会有这种话头。也不会有老爷子怀念的带四个轱辘的自制兔子灯，给孙女外孙女拉着跑。因为华居局限，九口人到齐只可三个姿势：“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不宜出行”。

过后，曾祺写了一篇《七十书怀》，发表在四川的《现代作家》上。很多人没有读到，只在报纸上看到摘要，像是“简明新闻”。

摘要没有摘上《七十书怀出律不改》，这是一首七律：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文章后半，又解释道：“……‘出律’指诗的第五六句失粘，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两句失粘。为什么不改，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书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摘要者放过“也仅此耳”的“原意”，着重在第四句的“淡淡”两字上。

关于“淡淡”，寿翁又自有一段解释。文字不多，层次倒不少。若只摘出几句来，有碍全貌，想想还是都抄它出来“妥帖”。

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么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有关这一段，我听见一些议论。有人说，他说不懂淡化是什么意思，倒不懂他为什么说这个？有人欣赏“你不能改变我”，不能命令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有人不同意“‘淡化’总是不好的”……看来，大多是只看见报上的摘要，没有读到全文。若细看全文的各个层次，问题可能就没有了，也就是“化”了。

因此我也不细说别人的看法，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曾祺解说他的“淡”，说到文化素养，说到气质，但第一句话是“我的生活经历”。看到这句话，我心里磕绊一下。“磕绊”，是不能顺利通过也。

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座谈曾祺的作品，好几位评论家作了认真的准备，有的远道赶来。我作为座谈的主持人，当时就以过于“小型”为憾，那也是“钱儿”的关系吧。今日回想起来，“虽小却好”，那诚恳的气氛，那认真的思考，学术空气回旋不散形成怀念——都可以说作怀恋了。

有几位同意一种说法，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这样的境遇。

这就说到曾祺的“经历”了。我想“从小开始”大约是不会错的，“从大以后”另作别论。

曾祺不时说起他父亲作画，他见机钻了去傻看——看傻了的情景。“见机”是因为他父亲疏懒，须得春秋佳日，花月佳时，仿佛心血来潮才打开画室。可以说是一种“纯情”的行为，不是职业不是事业或什么业，总是不以为业吧。画得怎么样呢？反正乡里中颇有名气，求画的不少，拿了纸来卷成卷儿，贴一条小红纸——叫做“签”吧，上书“敬求法绘，赐呼某某。”堆了一堆。到了个什么日子扫扫房，他父亲一卷一卷拿起来看看姓名，往旁边一扔一扔：

“过世了。”

“不在了。”

试想时日的悠悠。

父子都爱喝酒，父亲给儿子斟酒，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句话震动过少年的心。汪朗“烹坛”接班过程中，还有别的更加动情的事件，猜想曾祺心里，都出现过这句话。

抗日战争发生，曾祺在扬州念完中学，读了沈从文的小说，绕道越南，进入云南，去读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加入像俞平伯在北京倡导的昆曲社清唱——叫做“拍曲子”。大约三十年后，汪曾祺从“牛棚”里给提溜出来，奉命写样板戏，写出阿庆嫂开茶馆的那几段唱词道白，那要没有渊源怕办不到。

八十年代的编辑新人、文坛新秀，有的以为汪曾祺是样板戏时期出现的新作家。其实他在四十年代就出过小说集子。在西南联大上学中间，在沈从文的写作课上，就写起小说来了。沈从文向文艺界推荐他的小说，用语简单，分量不薄：“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曾祺读完大学的学年，不说是高材生吧，也是有了作品的人，却没有拿到文凭。原因是体育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不去上体育课。这种事情其实若让流亡学生办起来，好办得很，公了私了硬了软了，都是了得了的。曾祺虽也来自沦陷区，但不在流亡学生之数。他是书生。不用说旧社会，就是今日，文凭这张纸按“白马非马”的句法，这张纸不是纸。这个书生偏偏只把它当张纸，甩手一走。

抗日忽然胜利了，解放战争紧跟上来。曾祺在上海混了一阵，到北京，失业。

旧社会的失业学子是什么情况？和现在的待业知青可不一样。现在就算吃不得父母的饭，总还可以在老屋里摆张单人床。若是“练练”摊呢，再走一步“倒倒”呢，发不发的单瞧你自己了。在旧社会，没有这样的头路。后来，还是他老师沈从文，给在“推出斩首”的午门城楼上，找到一个“出土”饭碗。这里的引号，不是引的曾祺的话，也不是我的词儿，是我听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曾祺，他的文章也不知读到过几分之几，他自己手里也不齐全。只知道没有读见呻吟或是叫喊，倒有一句话不能忘记：“北方不接受我。”

我想着这是“超过”沈从文了。沈从文在自叙经历时说：“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在感谢别人的帮助时说，若不，“……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不接受我”，倒像是谈龙谈虎时候周作人的意思。老民国政府欠薪不发，周作人说是“政府代我们储蓄”。住房狭窄，来客只好坐在书房里，书房只有一把藤椅比较舒适。他写道：“凑巧没有客厅”。

曾祺在六十九岁时，写过一篇“自报家门”，有关失业的事，只写道：“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曾祺说自己“衰年”“回到”“平实”。从“北方不接受我”到“到北京，失业半年”，文字上是“平实”了。也可以说“淡”之又“淡”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汪曾祺挨上批判，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九五八年补课，补上了帽子，据说也属缺额补足之事。

当时批得有滋有味的，有一首只有两行的短诗。八十年代汪曾祺编自选集，放在卷首。

早春

当风的彩旗，

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过后，下放到塞外张家口农场劳动。若包括后来“知青”的下放，这是几代同行不少人有过的经历，也是写得不算少的题材。曾祺也写过一些，我读到的有古风古趣“盎然”的小城镇——“盎然”放在这里，觉得还是打上引号吧。读到因身怀书画本领，派去画土豆标本，不免把标本当花卉画，把画罢的土豆在火边烤，埋在火灰里煨了吃，喷香。冬天，六七个人一个组，到镇上掏粪坑，那是有机好肥料，冻了冰，不臭。赶上那三年饥饿年月，休息时在背风墙脚挤着蹲着，他掏钱买包点心，大家滋润。一起睡大炕通铺，他就一样和别人不同，枕头边上放着几本线装书……

六十九岁的“自报家门”里写道：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后来摘帽调回北京，又因胸中有戏曲分配在京剧团。写了《芦荡火种》。浩劫来时，当然是牛鬼蛇神进了“牛棚”，忽然上头又把《芦荡火种》看中了，从“牛棚”里提出来改做样板戏《沙家浜》。

当时我也不免住“牛棚”，一天，忽然看见节日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中，竟有汪曾祺敬陪末座。大奇！祸兮福兮，莫名其妙！

到了“四人帮”倒台，他又成了“黑”的，还要“说清楚”。现在若写这一段经历，我们大多只有一条：一九××年，解放。他是两道箍：一九××，解放。一九××，解脱。箍者，即“紧箍咒”之箍。解放与解脱，则表现了我们是文字的泱泱大国。

坐在曾祺家里，喝喝酒，天南地北。就是不谈这些，他不谈，一家人都不谈。仿佛这份人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老的没有遭过劫难，少的没有受过影响。有回在旅途上，我差不多用了盘问方式，曾祺才略略说起，他的夫人有过“见不得井绳”那样的后遗症。末后几个字，轻得吃进去了。还能接着盘问吗？

他没有出过“准全集”的文集，只出过一次自选集。扉页上印着“墨迹”，是三首七绝。只有一首有这么两句：“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序言里说到在北京的经历，只说“……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连知道这些底细的人，也会一眼看滑过去了。

现在叨叨这些干什么？若介绍他的生平，远远没有说够。若为了别的，那得看为什么了。其实我只为读了他的《七十书怀》，觉得引起注意的关于“淡化”的一段，要作一个注解。说到底只为注一个“淡”字。

他这一段文字不但层次多，还光彩照人。不过我有一个半不同意。一个是冲着“生活经历”，半个是“琢磨”“‘化’的过程”。

就凭这么个简历，能说是“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平常”得了吗？他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说的是“平常心”，不是经历本身。曾祺的“平常心”我很欣赏，以为难能可贵得不平常。但，欣赏不等于同意。若说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好比浩劫中间，萧军前辈当众说道：这一回一网打尽了。能不能够把差不多是一网打尽，算做各人的平常遭遇？可不可以正因为一网打尽，倒是极不平常的历史！

有人笔下抢天呼地，有人呕心沥血，有的曲折离奇，有的偏偏在夹缝里描出闲情逸致来，有的着意精神的扭曲变形，有的超脱而执著平常心态……读者或喜欢这样，或不爱那样，那是读者的自由。

我觉得这样那样，都可以是真情。确实复杂到不知多少个方面，着重哪方面是作者的权利。过来的人都不容易，这点权利还不许可？

只有一种，我不能接受。把家破人亡的一个劫，极尽编排之能事，为的洒向人间都是爱。那么，这究竟是劫不是？

我想：这是鲁迅说的哄与骗而已。

鲁迅先生论“白描”，说出十二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岂止“白描”，是为文之道，其实也是为人的格言吧。

这十二个字牵头的是“有真意”。曾祺的“淡”，欣赏起来是“浓”。这“浓”又不是到了嘴里化不开。好比“茶道”，第一道爽口，第二道出味儿，第三道透通……那“淡”是“方法”。那“浓”是“真意”。

“……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他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这几句话里，也有杠好抬。曾祺在日常生活中，是个随和的人。人能够随遇而安的也还不少，不过他往往比别人来得自然。唯独到了谈文上头，那自信也往往叫我惊讶，叫我想着自己怎么会正好相反。试看常有这种句子：“小说是回忆。”“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结构的原则是：随便。”……

认真和他抬杠，又抬不起来。刚一露杠头，他就不做声了。这也是性情，好像随时可以超脱出去。再也是读书多，一露头就知道是条什么杠。他有一位酒后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中国旧书在少年时读了不少。进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却转过来读外国翻译作品，纪德、萨特、沃尔芙、契诃夫、阿索林、蒙田……开手写小说，运用意识流方法。现在自选集的头篇《复仇》，写于一九四四年。在国内，算得是老牌意识流了。

八十年代开放声中，一阵阵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意识流热，魔幻热……汪曾祺却已经“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追求“平实”，追求“和谐”，“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岂可怪我固执己见，他的“淡”里边是“浓”的。

他也还走私似地把意识流挟带进来，不过要做到“评论家都不易觉察”。他的做法是在传统里寻找法门。要他举例，会举王昌龄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样带进意识流。李商隐那里，挟带更多了。

曾祺写完一篇得力或得意的东西——他叫做“爬大坡”，坐下来歇歇腿的时候，好想：这篇东西像谁？打一个有伤大雅的比方，像交游广阔的神女或女神，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在四十年代，他想到的只怕是高鼻深目了。现在，他想到归有光的“影响”，张岱、龚定庵的“痕迹”。写完了《受戒》，也想这想那来着，最后确定是《边城》，他老师的名作。这一想想得最好。和前边几位的关系，外在的东西多些。《受戒》和《边城》，是内在的呼应。了解到这一点，可以互助着欣赏两篇精品。

既是抬不得杠，索性老生常谈吧。

郑板桥论画竹的三种竹，一是自然之竹；二是胸中之竹；三是笔下之竹。都是竹，又顺序而来，却三者不一样。

曾祺从胸中之竹到笔下之竹，就算它没有一个“化”的过程，咱们先让过这一着。

那么从自然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过程，却能够长达数十年，十多年，最近期的也是三五年吧。他什么时候有过“同步”的作用？“同步”原不大可能。在他那里，谁也会说没门儿。

五十年代中间，沈从文已经奉命改行去考古了。已经提起出土的丝绸，津津有味、孜孜不倦、苦苦追求……但我看，这位小说名家没有忘情小说，北京作家协会有些小小的讨论会，通知他，他就静悄悄地走进来，带着“乡下人”的微笑，静听毛头后生的下乡下厂的体验。不大说话。有回，发言了，声音照例细小，但，他那仿佛永恒的微笑消失了：“我不会写小说了。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搜集了材料，怎么写得出小说来。我从前写小说，都是写的回忆，回忆里没有忘掉的东西……”

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的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难道这还不算是“化”的过程？这个杠抬得好吧？整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老家把这样的好法，叫做“无批”。

有的青年同行送曾祺四个字：“仙风道骨。”是敬重他的超脱，他的天然，他的灵感，他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不过“仙”“道”两字，带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他们把“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这样的话，泛泛看过去了。他们不知道这位七十的汪老，有时候激动起来，会像十七八那样冲刺。当然是言语上，也当然特别是酒后。我常常哑巴了，不是无辞以对，是想起一句广东话——老头又“生猛海鲜”了。

曾祺自己以为“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不过他没有引用过“克己复礼”那些话，他乐道的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他觉得孔子“并且是个诗人。”

他爱讲“文气”。气在字里行间，但又必须落实在炼字造句上吧。他追求“和谐”，方法上又强调“随便”。他向往苏东坡的“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当知道这是要“随物赋形”的，是“姿态横生”的。但，他要平淡。好比现在流行的练气功，要“以意导气”，要“松静自然”，方入气功境。须知这个气功境，也是“要”出来的。

这么一说，好像这里边有多少矛盾似的？不。统统让“率性自然”统起来了。若论“化的过程”，统统“化”在“返璞归真”的路上了。“返璞归真”多半是道家的话，但化为平淡，不是哪一家的事，是“美的极致”的一种。既是“极致”，怎么又是“一种”呢？因为我们谈的是“美”，不是“仕途经济”。

沈从文早年有过几句“夫子自道”，近年因朱光潜用其意又发挥了几句，仿佛重新“曝光”一番，令人眨眼。这里摘录原文：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汪曾祺也曾“自道”：

……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师徒二位，尽管有意愿的不同，更不必说用语的区别了。也有气质的素养的相异。但，好像山岩溪流，水源来自地下，在多少公尺深处，一脉相承。

回想那年讨论会上，几位中青年评论家，提出源远流长，又只有中国才有的“士大夫”文化。这个说法，有见地，很叫人思索。

若从师徒不同处看来，我想曾祺说的气质以外，当和时代大有关系。沈从文那一番话是三十年代说的，汪曾祺是八十年代的自述。相隔半个世纪。这五十年的时代风云，这五十年的文坛浪涛，正是四川人说的：“要话说。”北京人说的：“没话说。”我老家的土话是：“有得讲爽。”爽，是说不尽，又是说不清。

在生理年龄上，曾祺不过比我大几岁，但放到通常所说的文学年代上，他早我一个年代。在文学发展上，有时候两三个年代都差不多，有时候上下一个年代是两篇历史。从个人经历上看来，他的确是书生。书生和士大夫，都是中国特有的词儿。记得五十年代，为翻译重要诗词，为“书生”这个名号，伤透了学贯中西的学者脑筋，找不着相应的言语。

“衰年变法谈何易”，是丁聪画了汪曾祺的漫画头像，曾祺自题诗中的一句。他往哪儿变呢？“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原来这个变是变回去。其实在原来的路上，他是已经扎下根子，出了芽，长了枝条叶片。是中途长出别样的杈子，还疯长了一阵一势。那么是不是走了冤枉路？现在找后悔药吃了呢？不，反倒是该这么着才好。在《七十书怀》的末后，曾祺“怀”着青年，说：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

是肺腑之言。

也是说了“回到”的内涵。也是说了“淡”不只是个“淡”，先的“淡”和后的“淡”有质地的不一样。

《中国作家》要我谈谈汪曾祺。我想了想，只谈一个“淡”字，谈法就用曾祺提倡的“随便”。结果这么零碎又这么长，可见“随便”不容易。正好“文汇”副刊要我写些叫做随笔的散文，要取个栏名，我说叫做“随便随笔”吧。他们不同意，说那不太随便了吗。可见也有以为随便不好的。我改成“随缘随笔”，他们点了头。这篇东西不能成为曾祺的“随便”，算做我的“随缘”吧。什么是“缘”？俗话里说法不少，我老家有一句是“五百年前相伴趁过一条船”，倒有意味。再加上老家土话，船与缘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