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人文科学之所以呈现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进步图景，是因为人文科学所关注研究的核心主题，虽然在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美学各个学科那里有各不相同的具体表现方式和内容上的纷呈色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对那些就人类而言具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思索探寻与追问。而这些基本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相联系的观念、范畴等，一方面在人类文明中有着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却似乎有着永恒探索追问的意义却无确定不变的答案。因为这种探索追问本身，正反映了源自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永恒精神需求。那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历史之谜的无尽探索，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对人生际遇的深沉“天问”，那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寻找，于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可谓其路漫漫，其道修远。寻找精神家园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人类永远需要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无尽路途上追问着那些永恒的问题。每一个时代，人都会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和时代条件，根据自己所感受的人生境遇和生命意义之不同，而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思索追问。

正是这种人类基本问题的时代重复性或永恒性，赋予了人文科学以一种浓浓的古典色彩，一种周而复始般的循环模式。我们说，人类文明是人类自身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实践的过程。人类实践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使人类的文明形态和生存环境也呈现出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图景。但是，人类文明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过程，却有着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承继性，时代虽然在变化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但人类却始终面临着一些具有永恒性质的问题，诸如人类文明的本质、理想的生活方式、完善的人性、和谐的人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真善美的理解等等。这些问题涉及了人类文明的根本和人类精神情感世界的基础，人文科学作为人类的古老知识体系和认识活动，总是从不同的角度——文学的、哲学的、历史学的、美学的、宗教学的、伦理学的等等——对这些古老而永恒的人类根本问题的不断追问、思索、解答。两千年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年间一直成为一代代历史学家追求探寻的目标，成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反复去探究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说后世的历史学家比司马迁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还不如司马迁，而是因为，后世的时代条件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历史观念在变化，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要求也在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天人”之关系，对于历史之“变因”，后人需要有与每一个时代相吻合的新的说明。当然，两千年前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对历史发展规律与本质的思考，由于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进行的探索，这种探索具有超出他自己时代的意义，因而对后人也一直闪耀着启人的光芒的。屈原对人的命运的追求，对人生和世界的探究，同样也成为后世来人不断可以去重新感受体味的精神财富。因为在司马迁那里，在屈原那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了人类的最基本的最一般性的问题。人文科学本身的进步史，既是对这些问题不断追问的结果，更是这种追问的过程本身。对于这些具有永恒性质与意义的问题，人文科学不是要提供一个定论性的、唯一的或排他性的答案，而是要依据人类不同时代所面对的变化发展了的环境与条件，作出新的与时代需要相吻合的重新解释与说明。因此，虽然无论是文学、哲学、历史学还是美学、艺术学、宗教学、伦理学，在总体上都可以说是一些探究人生终极关切、终极关怀的精神意义世界，但人文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它的那种对真理、对世界、对人生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它追问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世界的终极目的，但却并不宣称在关于人生意义方面只有一种绝对的答案，只有一种唯一的定论。人文科学是一种对人生意义和生活意义持宽容态度的、允许不同的人们对人生不同理解和选择的开放性的科学。

因此，这些开放形态的、具有永恒性质和意义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与社会条件下，便会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这些永恒性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也就会不完全一样。比如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审美观念、历史观念、历史意识、文学情感、艺术精神、哲学理念等等的相应的演进与嬗变。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每一时代的诗人、哲学家、思想者、历史学家、作者和艺术家们，如果能以他们各不相同的精神创作活动为时代提供了富于精神启示意义的思想，提供了对于人生世界的新的解释与说明，如果时代能从这些作家、诗人、哲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那里获得有益的精神启示，那么这些人文科学家的论著、思想和研究成果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人文科学所具有的这种对人类永恒性价值与意义问题作出不断重新解释与说明的特点，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而言，似乎呈现出没有“进步”、“提高”、“发展”的现象。两千年来，自然科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以后，自然科学逐渐进入到一种加速度发展进步的境地，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可谓突飞猛进，日新而月异。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却似乎还停留在先秦的孔子时代、柏拉图时代。

比如，中国是一个古代学术思想十分发达的国家，在文史哲诸领域都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内容也可谓博大精深，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古典主义气质也是极为明显的。对于两千多年里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史，已故著名学者吕思勉曾将其分为七个时期：一期，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二期，两汉之儒学；三期，魏晋玄学；四期，隋唐佛学；五期，宋明理学；六期，清代汉学；七期，近代新学。他认为，这两千年中国学术的发展，七个时期中真正有原创意义的只有先秦之学，以后的中国学术，除去佛学和近代新学源自外部外，均是对先秦诸子之学的承袭。因此要探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根本，不能不回到先秦诸子之学那里。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学术学期的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那种反复“回到先秦诸子”的现象却是存在的，它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代学术到宋代理学时已达到了集大成的辉煌程度，理学大师朱熹有位弟子名叫陈百溪，他曾编过一本书《字义》，书中罗列了理学中最重要的观念或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共有30个，诸如礼、德、和、乐、义、仁、智、信、诚、孝、忠、恕、情、志、耻，以及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义理、心性、有无、知行、天理、人欲、究通、格物、致知、佛老等等。在这些世代探讨的观念或范畴中，除佛老外，都是为先秦时代就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和思想家那里，对这些问题提问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关注的重点和角度，以及得出的看法与结论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西方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史上，也是同样存在。上帝、本体、存在、道德、知识、理性、生命、正义、平等、自由等等，构成了两千多年西方学术与思想发展的核心主题，而这些观念与范畴，也是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

从人文科学发展的这些特点来看，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似乎总在重复着旧的话题，总在一些陈旧的问题上打转转，总在老调重弹，以至于常常有人认为今日的人文科学家似乎并不比两千年前的先贤圣哲们有什么更先进之处。应该说，就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来比较的话，人文科学似乎确实是没有“进步”、没有“发展”的。应该说，人文科学在发展史方面的这种独特性，正是人文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你却并不能简单地因此就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没有进步发展的科学，因为你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进步发展模式来判定人文科学的进步与发展问题。人文科学有人文科学的进步发展模式。其实，人文科学的进步发展史，一个基本的特点便是表现为它的恒久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表现为它的古典主义色彩与现代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在变与不变中反复追问着古老的话题，重新阐释着人生的意义，使得人文科学却有浓浓的古典主义精神，又总是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是它的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8页）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美学，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人的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历史观念和文学精神，都是与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对应的。不同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总与人类的精神状态与心灵世界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格局。时代变了，人们对那些人文科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会相应的变化。而人文科学家在每一个时代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深刻揭示，对于这些永恒问题的新的阐释，却会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启蒙、心灵上的震撼、情感上的慰藉而影响到人们对时代的认识与理解，作出他们自己的改变时代、改变社会和人自身精神状态的努力。所以我们说，人文科学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精神探险、人性获得解放和心灵走向完善的发展史，是人类情感生活体验与感受的演进史。

正是由于人文科学具有这种对人类永恒性价值与意义问题作反复追问探究的特点，使得人文科学世界里才会形成一些“流芳千古”、“彪炳千秋”的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作品与文献。有些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与作品，会具有永不过时的价值与意义。这些“经典式”的思想、作品或作家，其人性的光辉和思想的永恒意义，是不会像陈旧的知识那样被淘汰被取代的。因为这些作品，这些文献，这些思想家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人类永恒性问题的揭示既具有独到之处，又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了人类最一般性的情感与理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诗句之所以千古传诵，之所以可以触动每一个时代的人的心弦，就在于它以一种最符合人性审美价值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对人生、对生命问题永恒追问探究的情感与理念。而这种追问正是人生存的一种必要形式，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认识你自己”这一古希腊哲学的经典命题之所以千年流传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照看好自己的心灵”这一名言之所以两千年来一直在西方思想体系中占据特殊位置，在于它们都有着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20世纪著名思想家默顿·怀海特曾感叹说，一部西方古典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之注脚，言中不乏对西方哲学热衷于对古人思想的反复解释和注释状态的不满，但应该看到，两千年来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对古典哲学思想的解释与理解过程，同时也就是两千年西方哲学思想演进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时代对柏拉图哲学思想都在作出新的解释与理解，并在这种新的解释和理解中创造着新的哲学意义世界。同样，历史学家在对历史进行反思，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释与理解的同时，也就以自己的主体价值追求使历史和传统获得了新的意义，得到了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我注六经”的对经典文献进行解释、发现阐释经典原意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六经注我”、以研究者自己的主体意识赋予经典文献以新意的过程。人文科学就是在这种将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在它们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发展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