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疏和箋注

這裏所説的注疏，專指解釋儒家經典的著作而言。

自從孔子整理六經，孔門學者相傳，就有解釋六經的作品。最明顯的是《春秋》一經有《公羊傳》和《穀梁傳》來解釋它（《左氏傳》有人認爲是獨立的史書，並非專爲解釋《春秋》而作）。其他如《禮記》中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等篇就是解釋《儀禮》（漢人謂之《禮經》）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大射禮》、《燕禮》、《聘禮》的；《易經》裏的《繫辭》上下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裏稱爲《易大傳》，也是解釋《易經》的作品。總之，在漢人以前，已經有很多解釋群經的東西。到了漢代，經師研究、整理儒家經典，就把這些解釋經典的著作也升之爲經，於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都列入經書了。

漢以後解釋經書的著作，有的叫“傳”，如毛萇的《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有稱“箋”的，如鄭玄的《毛詩箋》；有稱“解”的，如范寧的《春秋穀梁傳集解》；有稱“解詁”的，如何休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有稱“注”的，如鄭玄的《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總稱《三禮注》；此外還有稱爲“章句”的；而泛稱則都可以叫“注”。這些不同的名稱，我們現在不能詳細推究它們的異同，這裏就不再解説。大體説來，漢儒注經，有的解釋字義，這就是所謂訓詁，或稱“詁訓、故訓”；有的引申推論經意，這是“傳”的部分，因爲“傳”就是傳授經旨的；有的總括一篇的要旨，如《毛傳》每篇的序。大概由於書寫條件的限制，漢人的注解一般是很簡括的，初看就不容易領悟。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六論《毛傳》道：

《載芟》篇：“載[25]獲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獲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26]矣。

正因爲注的意思不够明白曉暢，有待於疏通考辨，所以六朝以來有了“義疏”之學，用來彌補注的簡略。《隋書·經籍志》所載，諸經都有義疏之作，如《易》有陳周弘正的《周易義疏》，《禮記》有梁皇侃的《禮記義疏》，《左傳》有隋劉炫的《春秋左氏傳述義》等，不必備舉。唐太宗、高宗年間，令孔穎達等人根據以前的義疏，撰定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叫做《五經正義》，有《易》、《書》、《詩》、《禮記》、《左傳》。高宗永徽年間，賈公彦又寫了《周禮》、《儀禮》的義疏。後來《公羊傳》、《穀梁傳》也有了疏。宋代又增加了《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的疏——《孟子》本來是諸子儒家的書，韓愈評之爲“醇乎醇者也”，宋朝才把《孟子》升而爲經——到了明代，就確立了“十三經”的名稱。十三經到宋代，已經都有了義疏，總名就稱爲《十三經注疏》，現列其目如下：

《周易注疏》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

《尚書注疏》　　漢孔安國傳[27]，孔穎達正義；

《毛詩注疏》　　漢毛亨、毛萇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

《周禮注疏》　　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

《儀禮注疏》　　鄭玄注，賈公彦疏；

《禮記注疏》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注疏》　　晉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解詁，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28]。

漢以來的注和疏，起初都是單獨成書，不附在經書之下的，到了南宋，才把注疏附入經中。又在六朝人撰著義疏的同時，還有所謂“音義之學”，就是把經和注中的難字加以音注，唐代的陸德明就整理了這些材料而撰成《經典釋文》三十卷；宋人把注疏附經的時候，也把陸氏的釋文散入注與疏之間，現在流行的《十三經注疏》，就是經、注、釋文、疏匯爲一編的本子。

經、注、釋文、疏編排的情況，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一條爲例：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〇犒苦報反，勞也。勞，力報反，下文同。疏注勞齊師。〇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29]

大字是經文，方框子以下是疏文。經文與疏文之間的雙行小字是注和釋文，其中小圈以前是注文，小圈以後是《釋文》給經文的“犒”和注文的“勞”所注的音。疏文中小圈前面的“注勞齊師”四個字，是一句提示的話；意謂下面所疏的就是注文“勞齊師”這句話。孔穎達的五經疏，疏文的發端稱“正義曰”，《論語》、《孟子》、《孝經》的疏也稱“正義曰”，《周禮》、《儀禮》、《穀梁傳》、《爾雅》的疏稱“釋曰”，《公羊傳》的疏稱“解云”，實際是一樣的。

漢唐諸儒的注疏，注重師法，立義有依據，有些説法比較接近歷史真實，訓詁方面也比較翔實，這是它的好處。但正因爲注重師法，常常偏於保守，注中有錯誤難通的，作疏的人都要曲爲維護，勉强把它説通，叫做“疏不破注”，又文字繁多，解經不能單刀直入，顯得嚕蘇平庸。宋代的理學諸儒以爲這樣不够闡發經的精義，就自己創作新的注解，如程頤的《易傳》，朱熹的《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集注》、《儀禮經傳通解》，蔡沈的《書集傳》等。大抵宋儒的經注多發揮自己的見解，期於以自己的體會來抉發經的精意，不拘泥於一字一句的訓詁，敢於打破舊説，又其體會經文的語氣，實在比舊的注疏來得貼切，這是它的好處；而另一方面，對於文字訓詁的工夫做得較粗，解釋不正確的也在所難免，更因爲勇於破舊，不免有主觀片面之處。總起來説，漢唐注疏和宋人新注互有短長，都可作研究經書的參考，但也都必須加以批判地繼承。

清代的經學，以“漢學”爲標榜，以爲宋學空疏，主張探源於漢儒的文字訓詁和典章制度的舊説來解釋經書，在訓解和考索方面，用了許多工夫，其成就是很可觀的，缺點則在於繁瑣。他們自以爲超越宋唐，其實與宋儒相較，其短長也正像漢唐與宋人的比較，不過在考訂方面，清人的漢學可以説比唐宋諸儒遠爲精密而已。清人解釋經書的著作極多，後人選取若干種，合爲“清十三經注疏”。舉其著名者，如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胡培翬的《儀禮正義》，劉寶楠的《論語正義》，焦循的《孟子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等，都是博大周密的，尤以《周禮正義》一書可以代表清代“漢學”的最高成就。

“注疏”是專對儒家經典的注解而言的，儒家經典以外的書的注解，我們概稱之爲箋注。有好些注解，如刑律學的《唐律疏議》，藥典學的《本草綱目》，文字訓詁學的《説文解字注》、《方言箋疏》等。因爲事涉專門，這裏不能談到，只略談一下一般文學和子史的書的箋注。

先秦諸子書中，已經有解釋先輩學者或解釋、傳述師説的作品。例如《韓非子》中有《解老》、《喻老》兩篇，是本着法家的見解來解釋前輩學者老子的書的。又如《管子》書中有《形勢》、《立政》、《版法》等篇，又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等篇，就是《形勢》（《九敗》是《立政》篇中的一章）等篇的解釋[30]，這顯然是學管子之説的人附益進去的。但是這類的作品以釋意爲主，不純是文字的訓解，所以向來也不把它們和後世的注解等量齊觀。如若不把這類作品看作注解，那麽，史、子、集部的注釋，其開端大概應在後漢，比經書的注釋要遲。其見於著録的，如服虔、應劭給《漢書》寫的“音義”，高誘的《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王逸的《楚辭章句》等，都是後漢時期的産物。從後漢到三國、六朝，除經學不算外，玄學曾經大大發展，《老子》、《莊子》一類書被奉爲經典著作，注解很多，現今流傳而最著名的有魏王弼的《老子注》，晉郭象的《莊子注》，晉張湛的《列子注》。史學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但最被注意而作爲注釋對象的還是《漢書》。此外，劉宋裴松之注的《三國志》，引了許多别史、雜史、傳記等的材料來辨正史實，存録不同的傳説和補充缺漏，注文三倍於本書，材料十分豐富，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史注。又漢桑欽的《水經》，後魏酈道元作注，取材的浩博和《三國志注》不相上下，爲後來講我國水道的重要參考書。文學方面，集部在這時期才開始形成和發展，而且就作爲“經國大業”的文章來看，集部遠不如經、史的重要，專門給文集、詩集作注的就比較少見。

唐代不但在經書的疏解上作出成績，在史、子、集部書的注釋上也有若干重要的貢獻。《史記》、《漢書》都有了總結前人注釋工作的著作，《史記》有司馬貞的《索隱》和張守節的《正義》和劉宋時裴駰的《集解》成爲讀《史記》的津筏；《漢書》有顔師古的注，是服虔、應劭以來注釋工作的總結；《後漢書》則有章懷太子李賢所組織的儒臣張大安等人的注[31]。這些注釋都是後來讀三史的重要參考書。子書的注解，有尹知章（舊題房玄齡）注《管子》，楊倞注《荀子》，楊倞比尹知章注得高明，但尹書也爲讀《管子》者所不廢。而集部書的注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選》的注釋。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的《文選》是一部代表先秦至梁的詩和駢文的總集，對後來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唐代大詩人杜甫也以“熟精文選理”爲文學修養的一個要求，杜甫、韓愈都是用功於《文選》很深的。從蕭統編輯《文選》以後，就有若干注釋，隋代的曹憲是“選學”名家，但他們的書都已失傳。唐代的李善繼承曹憲的學問，寫成了現在流傳的《文選注》，所引用的材料，達一千六七百種之多，以博洽見稱。後來的讀者，不僅據以讀《文選》，也拿他所引用的材料來校勘古籍，並搜輯已經失傳的古書，《文選注》的作用已成爲研究訓詁[32]、整理文獻的資料，遠遠超出注解本書的範圍。但是唐代也有人不滿於李注的繁複和“釋事不釋義”的，玄宗開元年間有吕延祚編集了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等五人的注，稱爲“五臣注”。意思要掩乎李氏之上。其實繁複固然是李注的一個缺點，但注明出處典故則文意自然可以探索，而且李注也並非只釋事不釋義的；反之五臣的注恰恰失之於疏陋，有些注甚至毫無意義，如班固《西都賦》講打獵的場面道：“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33]，扼猛噬，脱角挫脰[34]，徒搏獨殺。”李注：“許少、秦成未詳。”這不失爲“不知爲不知”的態度，五臣注却説：“昔人之捷人壯士，搏殺猛獸。”就像騙騙小孩的話，一點也没有意義，所以自唐以來評論兩家注的都以爲五臣不如李善，這個看法是公允的。

唐以後，有些大家和名家的别集也有了注釋。在宋代，杜甫的詩集號爲有千家注，韓愈的《昌黎先生集》也稱爲有五百家注，這些注解，其繁蕪是可想而知的，倒是宋代一些名家的詩集，有本朝的人給他們作注，因爲時代相隔不遠，而注者又曾深入鑽研過這些作品，注得簡要得法。這些注解是：任淵和史容的《山谷詩注》，任淵的《後山詩集注》，李壁的《王荆文公詩集注》[35]。清代注釋之事大盛，有名的詩文集的注解多了起來，舉其常見的如下：

這些注解，名稱各有不同，内容也不盡相同，總稱“箋注”。

“箋”這個名稱始於鄭玄的《毛詩箋》，“箋”的意思和後代的“簽注，簽記”一樣，和“注”的意義並無多大分别。但就箋注的内容來説，却包含好多種情形，有的解釋字義；有的標注典故出處；有的指明作品中字面的由來；有的揭示時代背景，作者經歷，作品的本事；有的解釋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有揭示作法，評論得失的。這些内容，一部箋注裏會涉及好幾種，但也因箋注的目的與讀者的不同而各有偏重。拿幾部杜詩的箋注書來説，“詳注”偏重於博，詳於典故出處；“箋注”偏重於精，特别注意用歷史事實來解釋作品的含意；“鏡銓”則偏重於淺顯，事、文的注釋以外，還給作品分清段落，指示作法，這是爲初學的人指示門徑的。衡量一部箋注書的得失，不能憑一個標準來看。譬如責備錢箋以文字典故的注解的不完備，那是箋者所不能接受的。但是無論哪一部箋注，都應當做到正確、深入、簡潔。以此而論，則前人的工作就不無可議了。像《杜詩詳注》這部書，豐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紀以前關於杜詩的短論和注釋，給讀者許多方便，但是許多不必要的引文也實在使讀者討厭，無怪人們要訾議它的煩蕪[36]。這是讀箋注者不能不加以别擇的。

過去有些村塾中教學童的書，就有没有什麽學識的村學究給它注解，坊刻流行，一向不爲學者所重視。假或我們喜歡這種書的淺近而去讀它，這種注解就適足以給人們一些似是而非或膚泛無用的“知識”。試舉流行的《千家詩》内謝枋得一詩的注（此書題琅琊王相、晉升注，王相不知何許人）爲例：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是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謝枋得《慶全庵桃花》詩）

王注：桃源，在常德府武陵縣。晉有漁人王道真，沿溪捕魚，見溪上流有桃花逐水而來，因逆流而上，尋至洞口。入見桑麻鷄犬，桃花相映；平生未歷，不知何境。問其土人，謂曰：“吾等先世避秦之亂，來此居住，不知幾何歲月，亦不知是何朝代，男耕女織，不與人世相通。君何爲至此？”道真辭歸，以告太守，使數十人往訪之，竟迷失其處。先生見桃花，而憶桃源之人避秦而隱，但見桃花開，始知一歲之春，無時日紀也。使我居之，當花飛時，不使之隨流入溪。恐有漁郎見之，來問津涯也。

這一條注，首先是“使我居之……”只是隨文敷衍，並不能説出作者的用意來。謝枋得是宋末抗元的民族志士，宋亡後元朝屢次要他出來做官，最後被迫北行，在北京憫忠寺絶食而死，詩裏所説，正是宋亡不仕，隱居惟恐不深的意思。注解云云，可謂隔靴抓不着癢處。其次是桃源的故事出於陶潛的《桃花源記》，漁人並無姓名，相傳爲陶潛所著的《搜神後記》載有同一故事，也不説漁人的姓名，但不知怎樣有一條注道：“漁人姓黄名道真。”注解不用衆所周知的《桃花源記》而另述異説，已經不妥，而“黄”又誤爲“王”，更加見得淺陋。所以像這一類的注解是無益而不足取的。

“箋”和“注”本來的意義没有什麽不同，但有些人却讓兩者作了分工。凡詞句典故的解釋屬於注，史事、異聞、評論和其他有關的材料屬於箋。如厲鶚、查爲仁的《絶妙好詞箋》就只有這個意義下的箋而無注的部分，這也因爲這部箋爲通曉詞的人欣賞而作，而不是給初學者看的。

從前經籍的注解有“集解”一體，如何晏的《論語集解》。范寧的《春秋穀梁傳集解》，前者集漢孔安國、包咸、周氏（佚名）、馬融、鄭玄，魏陳群、王肅、周生烈諸家之説，並加入自己的見解而成，後來繼承父親范汪之業而又“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並言其意……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本書序）[37]。清代考證校訂之事大盛，學者讀書所得散見各處，於是就有人把這些散見的材料集合起來，考論其得失，來給史部、子部書作集解、集釋的。史部則有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子部則有王先謙的《荀子集解》，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等。像《荀子集解》一書，除存録唐人楊倞注以外，又匯集了清代學者盧文弨、汪中、郝懿行、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書中稱顧千里，千里是廣圻的字）、劉臺拱、陳奂、俞樾等人的説法，又加上王氏自己的意見。其他各書的性質，大體相似。這些注解，使讀者讀一書而看到許多人研究的成果，可以擇善而從，是非常方便而有益的。

關於四部書的研究和注解，上面談到清代爲止。其實箋注之業，清代以後也有延續和擴大，作爲常識而言，這裏不預備一一臚列。總之，這許多注解的書，是我們研究古籍的遺産，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進一步作出研究的成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