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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与书院的结合和相互促进

时间:2022-08-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有的名为书院,实为藏书、游息、祭祀场所。从此,王阳明的“良知”之论、“知行合一”之说风行当地,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知行合一之学得以在较大范围传播。正德十六年九月,王阳明回到余姚,嘉靖三年建立了稽山书院,实现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为王学在浙中的传播提供了契机。此外,还有张元冲,为官江西时,他辟正学书院,与东廓、洛村、枫潭联讲会,又建怀玉书院。

明朝初数十年间,明政府大力发展官学教育,逐级建立学校,抑制书院,致使书院一度沉寂。有的名为书院,实为藏书、游息、祭祀场所。这一时期不少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白鹭洲书院等,处于荒芜状态。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王阳明看到了当时社会潜伏的种种危机,“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35]。之所以面临绝境,是因为士风不振,学术不明。因此,王阳明提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有鉴于此,王阳明把“明学术、振士风”作为天下大治的第一步,“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36]。王阳明认识到学术对社会治理的重大作用,因而特别重视学术思想的社会化问题,将书院讲学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传播学术思想,他认为:“书院之建,譬如于军伍中择其精锐者别为一营耳。”[37]对此,古代书院研究者肖永明教授指出,王阳明将书院作为聚集儒学力量进行儒学建构与传播活动的阵地;阳明一生的学术构建过程中,从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到传播、完善,各个阶段都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堪称著名的书院教育家。[38]

至嘉靖间,王阳明创姚江学派,对后期书院的复兴影响显著,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明中叶书院的蓬勃发展,书院的兴盛也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形式和场所。阳明之学“东南景附”,“风靡天下”,弟子门人遍于国中,所建书院也就遍及各地。书院讲学之风蔚为壮观、声势盛大,“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39]。明代中期书院呈繁荣之势,当然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阳明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40]

为了镇压南赣、汀、漳等处的义军,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到达江西,次年四月剿灭义军后,王阳明深感“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由此在南赣设立书院多所。“令赣属县俱立社学,以宣风教。城中立五社学:东曰义泉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选子弟秀颖者,分入书院,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弟,导之礼让。未期月而民心丕变,革奸宄而化善良。”[43]此时,阳明心学思想已经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对许多士人而言,阳明心学摆脱朱学禁锢,简洁明了,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所谓“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44],在王学的吸引下,从游问学者日渐增多,为此,王阳明建立了濂溪书院作为讲学之所。

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王阳明游白鹿洞书院。王阳明非常期待白鹿洞书院之行,因为以反思朱学、破除朱学独尊地位为突破口的他自然对作为朱学重镇的白鹿洞书院重视非凡,“千里而致之洞中”,“欲求正于文公”[45]。王阳明这次有备而来,从邀约门人邹守益往白鹿洞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期待这次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蔡希渊近已主白鹿,诸同志须仆已到山,却来相讲,尤妙。”[46]这次赴白鹿洞师友共聚,相与讲学,实际上是试图在白鹿洞书院为自己的学说张目,传播自己的心学思想。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开始提出“致良知”之教。对于“致良知”之说,王阳明十分自信,认为这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学问头脑”。他曾谈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47]由此可见,王阳明对“致良知”之说有非常高的期望。在他看来,有了“致良知”这一“洞见全体”的“学问头脑”,则圣道昌明指日可待,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让士人了解“致良知”的道理,切实践行“致良知”的功夫了。

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回到余姚,嘉靖三年(1524)建立了稽山书院,实现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为王学在浙中的传播提供了契机。浙中一带,王门弟子甚众,影响也极大。主要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黄绾等。钱德洪,早年即师从王阳明,同邑范引年等数十人会聚于中天阁,同学共进。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出征广西思田,钱德洪与王畿“居守越中书院”,此后,“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从王阳明学,“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48]。黄绾,从学于王阳明,主张以“良知”之说为核心,吸收朱学“学与思”的“实地功夫”,曾两次与王畿展开“深辩”,吸引了众多学者,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气氛。此外,还有张元冲,为官江西时,他辟正学书院,与东廓、洛村、枫潭联讲会,又建怀玉书院。程文德,被黜为信宜典史,应总督陶谐之邀,主苍梧书院。江右一带,王门弟子众多。阳明弟子后学在建书院、立讲会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对阳明心学进一步地发挥、阐述,并将其推向深入。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正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王时槐)、思默(万廷言),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49]通过书院聚众讲学、相互质疑问难、激烈辩解的方式,心学的概念、本质、范畴、命题的内涵与意蕴得到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发挥,从不同角度将心学发展推向深入。因此,书院的讲学活动不仅促进了阳明心学的传播,也促进了心学理论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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