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江书院与姚江学派的相互促进

姚江书院，位于浙江余姚。明崇祯十二年(1639)邑人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建于半霖，祀王守仁。邑中士有志节者，均寝食其中，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课，学“从文成，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盛行讲会制度，以“申明自知之学”，崇祯十五年（1642）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书院体系。

姚江书院和姚江学派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时间的努力下才实现的。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学说之后，特别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学途。由于王阳明官职较高，功德无量，因此时常遭遇他人猜忌、诽谤，给他的学术评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王阳明强调主体意识的开放性，强烈批判程朱理学，因此，引起了道学家们的恐惧和咒骂。在他去世不久后，许赞就请求朝廷毁了王阳明的书院和他创作的书籍，并且禁止王阳明的学生讲学。万历年间，张居正下令撤天下书院，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颁布“以王守仁从祀孔庙”，又招来不少反对者。就在此时，王阳明的故里余姚依然大力宣传阳明学，阳明学这才得以持久传承，而姚江书院则是宣扬阳明学的重要场所。在朝廷的压迫下，姚江书院的中坚力量未曾退缩，可以说，如果没有姚江书院中坚力量的坚持，阳明学很有可能湮没在历史中，姚江学派也就不可能存在。

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是姚江书院建院初期，当时学院规模粗具，是姚江书院香火最为鼎盛时期，特别是月会很盛，每年会务费约需百余金。不过，书院的好日子不长，先是接连失去三个热心人，王朝式、管宗圣、史孝复先后去世；接下来由于明清易代，顺治三年（1646）清兵下浙东，姚江书院暂停办学，书院师生分散避难。由于姚江书院本身是一个只讲纯学术研究，反对关注现实政治的学术团体，使其得以经受得住改朝换代的大变故，顺治六年（1649），浙东时局稍微平静，姚江书院便重新开张，史孝咸第二次出任院事，姚江书院是当时较早恢复讲学活动的书院之一。顺治九年（1652）二月，姚江书院重订《书院会则》，仍实行月会制；顺治末年，增设了季会和望会，于是讲会活动更加频繁，对当地的学术影响力更大，对王学的宣传更有力。

康熙八年（1669），沈国模的嫡传弟子韩孔当主管姚江书院所有事务。韩孔当去世后，由史标等人继任，并且和黄宗羲有了接触，康熙二十八年（1689）曾邀请黄宗羲前来讲学，此时黄宗羲已经八十岁高龄，当时的绍兴知府和余姚知县均到场主持听讲。虽然当时在学术上存在差异，各持己见，但是总算有了学术交流，邵廷采主持院事时，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由此可见，姚江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姚江书院的中间作用，姚江书院更像是一座桥梁，让姚江学派的学者得以采百家之长，将姚江学派发扬光大。

邵廷采在十岁之前就跟随他的祖父来到姚江书院，拜沈国模和史孝咸为师。二十岁时，又拜韩孔当为师。他精通文史，致力于乡邦文献和遗民孤臣逸事。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式在姚江书院讲学。在邵廷采主事期间，感到书院离县城比较远，而且所处位置潮湿，学子求学较为不便，在他的提议下，姚江书院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迁至南溟门内巽水门角声苑，并恢复旧观，为学子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邵廷采晚年虽不再讲学，但是仍然钻研学问，潜心著述。

明清之际，天下书院衰落，姚江书院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成为浙东地区的一颗明珠，成为传授阳明学的主要阵地，并促进了姚江学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