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私学发展到汉代，一些文人学士聚集在一起，或吟诗作对，或讨论学问，或讲学授业，人们把这些读书、讲学之地称为“精舍”或“精庐”。当时这类“精舍”或“精庐”广布全国，各类史书、地方志多有记载。
《后汉书·党锢列传》：“（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后汉书·包咸传》：“（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
《三国志·魏武帝纪》：“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
《后汉书·檀敷传》：“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
汉代的“精舍”“精庐”，讲学皆由口授，虽然有时学徒人数比较多，达“数百人”，已经具备了聚众讲学的特征，但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一般认为，书院这个名称出现于唐代。[1]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存放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2]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3]
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分为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这是一个为朝廷担负职掌经籍、编撰图书典籍等工作的职能部门。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负责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皇帝侍讲侍读、拟旨筹策，起到顾问或秘书的作用，不具备精舍那种讲学的功能，“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唐代还兴起了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635)建”[4]，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书院在唐代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官学的衰败。自唐中叶至五代十国，虽然军阀混战而局势动荡，但书院并未因此而泯灭，反而因官学的衰败而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连年征战，致使官方无暇顾及教育，“虽郡邑之学，亦有废而不立之时，学者无所就学。于斯时也，私设黉舍，广集学徒，以补学校之缺”[5]。然而士人读书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于是出现了就学与无学可就、讲学与无学可讲的矛盾。“井田废，比闾族党之制不行，于是始以教养属之郡县。郡县又不能教，至东汉始设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旷厥官，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6]于是士人沿袭前人故事，择山林名胜而居，聚书建院而讲学，书院因此而兴起。
其二，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下移。“雕本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7]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使书籍数量陡增，书籍价格剧降，为书籍的普及化提供了条件，许多原本只在有限范围内流传的书籍也能为出身寒门的士人所获得，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知识的下移。同时，大量书籍的出现，也为民间藏书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具有讲学功能的“精舍”向兼具藏书功能的书院过渡。
其三，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地位不断提高。到唐代，科举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打击门阀士族势力、扶植庶民士人、扩大统治基础，朝廷大开科举取士之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批人才。据时人记载：“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8]随着科举逐渐成为进入官僚集团的主要途径，士人竞相科举，进士科甚至成为最受当时士人尊崇的出仕途径。唐宪宗时，29位宰相中进士占58.6%；穆宗时宰相14人，进士占57.1%；文宗时期宰相中进士占75%；武宗、宣宗、懿宗时，宰相中进士占比都超过80%。一时出现“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情形。科举取士为社会中下层士人跻身官僚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明经、进士出身的20多位宰相中，庶人及中下级官吏子弟共有14位。当科举和崇尚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时，书院的产生就有了文化环境，于是乎，具有读书、藏书、聚徒讲学等诸项功能的书院就应运而生了。[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