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叶楚炎
内容提要：《儒林外史》细致描述了诸多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之成为与科举并列的横贯小说的一条重要脉络。在经济关系中，“奢华”与“萧索”是两个关键词。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作为经济关系端点的奢华与萧索典型地承担了“潜伏的性格塑造者”的职能，将士人更为真实的性格面相表现出来。就叙事线索而言，呼应了整部书的盛衰变迁，经济关系由奢华到萧索的变化也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说来，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是最为主要的两种类型，以之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关系都处于坠落与崩溃之中，而同时也在堕落的还有与经济关系紧紧相连的士人的经济状况、道德水准和生存状态。山穷水尽之际，社会阶层在士人之下的普通平民甚至贱民却提供了拯救士林的资源，他们永远不会萧索地对待生活的本分态度和生存能力才是更为宝贵无价的资助，而这或许也是士人摆脱他们自身困境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儒林外史》；经济关系；人物形象；叙事线索；生存困境
《儒林外史》是一部全面展现士人生存境况的小说，对此，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儒林”本身就透露出小说写的并非单个士人，而是构成整个“儒林”的士人群体。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小说中的形象塑造、细节刻画、意旨表达等内容的时候，应该将这些都放在以“儒林”为名的士人群体之内进行统一的考察。其次，士人是社会阶层之一，这不仅意味着其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也意味着处在普通社会生活中的士人，他们的生活也不只是读书、作文、写诗、交友、聚会、考试而已，与其他阶层一样，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他们也要和其他人发生经济交往，而小说中的大量描述正指向了这一点：《儒林外史》中的很多士人都曾经接济过别人银钱，或是接受过别人送与的钱财。
就此而言，《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显得尤为关键，在小说临近结尾的第五十五回有道：“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1]前半句主要说的科举，也是一直以来便为论者所注重的议题。而后半句说的则是士人在不同的经济处境下仗义疏财的方式：手头阔绰之时可以奢侈豪华地挥金如土，而日用不足时则不免疏散稀少地使用银钱。因此，这里所说的豪侠，并非指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张铁臂、凤鸣岐等真真假假的侠客，而是指士人如同豪侠一般用钱财去周济旁人。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与士人有关的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就其在小说中的重要程度而言，这些经济交往可能与广受重视的“科举”正相仿佛。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追寻，会发现《儒林外史》中极为细致地描述了种种与经济交往有关的“豪侠”之举，这些豪侠之举在士人群体内部以及士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联系极为紧密、但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的关系：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潜伏于小说文本的内部，成为横贯整部小说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本文便以《儒林外史》中的经济关系为考察对象，探究经济关系对于《儒林外史》叙事的影响及其在小说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奢华”、“萧索”映射下的性格影像
从“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中可以初步体会到，“奢华”与“萧索”或许是经济关系中的两个关键词，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也正是如此。在《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四回，蘧公孙曾感叹道：“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2]这句话映带了此前发生的包括莺脰湖之会在内的诸多事情，而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娄三公子与娄四公子也是书中最为慷慨的士人。为了将杨执中救出监狱，两位公子一下就拿出了七百五十两银子；当张铁臂带着一颗装着“人头”的革囊出现在娄家之时，娄三娄四公子又送给了他五百两银子；即使是由于“奸拐霸占”之事被差人“一条链子锁去”的权勿用，临走之际，娄三娄四公子也以礼相待，“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程”[3]。前后相加，姑且不算和诸位名士其他的花费，仅是为了接济这三人，娄三娄四公子就用掉了近一千五百两银子，所谓“豪举”，正当其实。
在第三十四回中，当蘧公孙发完感叹之后，季苇萧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天长杜氏弟兄，只怕更胜于令表叔的豪举！”[4]杜慎卿曾经举办风流之名震动江南的莫愁湖之会，但若说到豪举，可以和二娄公子媲美的，则是杜氏弟兄中的杜少卿。乡人黄大要修理房屋，杜少卿送了他五十两银子；为了帮助臧荼补廪，杜少卿给了三百两银子；张俊民的儿子要冒籍，杜少卿资助了一百二十两银子；鲍廷玺要开戏班，少卿又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凡此等等，虽然不像二娄公子一般动辄便是七百五十两银子的资助，但零零总总下来，在第三十二回里杜少卿卖田所得的一千几百两银子也就花个干净了。而这还只是杜氏花费的冰山一角而已，据高翰林所说，用这样的方式，杜少卿“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5]。
与“奢华”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萧索”。在小说的第四十八回，余大先生托弟弟余二先生给王玉辉送去了一两银子外加一石米，“权为数日薪水之资”[6]，这些微薄的馈赠是身为教官的余大先生从原本极为有限的俸银禄米中节省出来的。而书中最为寒酸的资助的给予者则是曾经赞扬杜氏兄弟豪举的季苇萧，在第二十八回，鲍廷玺盘缠用尽流落扬州，季苇萧给了他五钱银子，让他可以回到南京。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豪华”与“萧索”代表的是《儒林外史》经济关系中的两个极端，而通过这两个极端直接映射出来的则是士人不同的人物形象。二娄公子与杜少卿的浪掷千金无疑是他们豪爽性格的最好呈现，比较起来又有微妙的差别。二娄公子的豪爽是基于对自身贤公子身份的想象[7]、对“名士”的倾慕与追寻，以及能在科举的“正途”之外走出另外一条士人道路的希冀，虽然他们的期许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每每支离破碎，“半世豪举”只“落得一场扫兴”[8]，但在付出这些银子的过程中，世家公子的贤徳、雍容与原本毫不搭界的天真、幼稚等性格却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极为特殊又颇具意蕴的两个形象。
相对说来，杜少卿的豪爽则更为直接也更为纯粹，豪爽既是行为本身，在很多状况下似乎也是行为的目的。不是只有“名士”或是士人才能得到杜少卿的资助，不论是同学、故旧，还是乡人、裁缝、戏子、管家，也不管是科场舞弊，还是侍亲尽孝，只要编出合理的一番说辞，打动杜少卿极容易被打动的恻隐之心，就都能得到数量不菲的资助。正由于这种不辨黑白、不究所以的接济方式，让评论者一方面赞叹杜少卿“其至性血诚，天下有几人哉”，同时又直言“少卿只是一个呆子”[9]。就这一意义而言，杜少卿的挥金如土既成为这一人物最为显著的行为标志，却也成为人物性格内在矛盾性的直接来源。甚至这种矛盾性也引发了评论者对于吴敬梓与杜少卿之间关系的质疑，据金和在跋中所说：“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10]，但天目山樵却以为“是书于人情世故纤微曲折无不周到，殊不似杜少卿之为人，盖文木聊以少卿自托，非谓少卿即文木也”[11]，言下之意是杜少卿在钱财上面几乎呆到步步受骗，与在字里行间显得精于世情的吴敬梓显然不能划上等号。
无论自况的意味浓郁到何种程度，甚至就是直接把自己写进小说，作为小说人物的“我”与作者之间也永远存在距离，就这一点而言，天目山樵“非谓少卿即文木也”的见解无疑是精辟的。但问题在于，天目山樵提出的论据却不足以推导出这样的见解。平步青就指出，少卿“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的呆气，乃是“安知敏轩不能自撰自嘲”[12]。而从人物形象说，杜少卿对于祖产的挥霍固然是“豪杰”性情使然，也有娄焕文所指出的“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13]的纨绔习气。但由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深及杜少卿的内心，我们很难知道杜少卿究竟是表里如一的呆公子，还是表面做事糊涂可心中却洞若观火的大智若愚。最重要的是，杜少卿并非真是不通世情，他的“败家”更像是洞悉世情之后某种蓄意已久的谋划，便如齐省堂本的评语所说：“少卿因身居僻壤小邑，所见所闻无非庸夫俗子，不获展其胸襟志趣，故遂挥金如土，聊博故乡感颂，彼意中早办避居计矣。观后文王胡子逃走，付之一笑，而谓南京有山水朋友之乐，可知早有成见。”[14]
从更深的层次去索解，便如同二娄公子希望能在“科举”之外寻求到另外一条士人之路一样，杜少卿的豪举也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士人探寻出路。不同的是，二娄公子的寻求更像是某种复古——在他们的幻想中，他们和杨执中、权勿用等人的交往都应是古代的贤公子与名士之间天然应该发生的古典式的因缘际会，而杜少卿的探寻虽然也充满了与现实一切的格格不入，却比二娄公子的寻求要更为深远，对此，将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再集中论述。可以体味到，与看上去“至性血诚”且“呆”的表面印象相比，杜少卿的性格层次要充沛复杂得多，而这些都是通过他的“奢华”展现出来的。
和奢华相同，在人物塑造方面，“萧索”也发挥了相似的作用。余大先生本身便是一介寒士，在担任了官员系统中最底层的教官之后，这种寒士的本色也依旧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对于王玉辉少至一两银子、一石米的微薄资助便说明了这一点。但在自身原本并不宽裕的状况下还能拿出银米来帮助更为贫穷的王玉辉，这正是写出余大先生“可敬”[15]性情的重要一笔。
同样是付出了寒酸微薄的资助，在季苇萧这一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性情却不是真诚可敬，反倒是悭吝可鄙。季苇萧的经济状况要比余大先生好得多，他曾对鲍廷玺说：“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16]，但紧接着鲍廷玺向他请求盘费资助，他拿出来的却只有区区五钱银子。就人物关系而言，鲍廷玺是季苇萧妻子的姑爷，是季苇萧的姑丈人[17]，但即便是这一层亲眷关系，也没有让鲍廷玺从季苇萧那里获得更多的馈赠。五钱银子不仅是全书中最寒薄的赠予，与其他士人在路途之间盘缠用尽的状况下得到的资助相比，也是数量最少的[18]。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廷玺得到的五钱银子不是无偿赠送，还要顺道做个信差，帮季苇萧带一封书信给季恬逸。而和季恬逸比起来，鲍廷玺又算是幸运的：当季恬逸“差不多要饿死了”[19]、在南京望眼欲穿地等着好友季苇萧来救助自己的时候，等来的也就只有这一函空信而已。因此，无论是鲍廷玺得到的五钱银子，还是季恬逸收到的一纸书函，映射出的都是季苇萧的凉薄与悭吝。季苇萧在书中是一个八面玲珑、人见人爱的角色，甚至能让几乎目空一切的杜慎卿一见如故，但在这段经济关系中，才显示出这位“空心大老官”[20]的真实心性。
从凉薄和悭吝的角度说，杜慎卿与季苇萧也相去无几，这或许也是两人能够“相交起来，极其投合”[21]的性格基础。杜慎卿在书中以“温恭尔雅，飘然有神仙之概”[22]的形象出现，让其他士人望之都自惭形秽，而其主办的莫愁湖之会更是将他的风流之名推至顶峰。在这一系列的颂曲中，却也有些不太和谐的变奏，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恰与经济馈赠有关，巧合的是，这次接受赠予的仍然是鲍廷玺。杜慎卿在南京的时候，鲍廷玺曾经一连数月“每日在河房里效劳”，可最后鲍廷玺从自称有“几千现银子”[23]身家的杜慎卿那里得到的资助却仅仅是几两银子而已，并且名义上说还是“借”[24]的。
杜慎卿在举办莫愁湖之会时曾“用了许多的银子”[25]，请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每人酬他五钱银子，荷包一对，诗扇一把”[26]，这种“奢华”与他面对鲍廷玺时的“萧索”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却构成了杜慎卿更为真实的性格内核，即杜慎卿是一个“有心的人”[27]。杜慎卿并非一味豪奢，也不是一味吝啬，究竟该如何使用钱财全都取决于花出去的能带来怎样的实际利益，就此而言，莫愁湖的大笔支出让他赢得了震动江南的风流之名，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而借给鲍廷玺银子，即使数量再小，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亏本买卖。杜慎卿这种完全以实利为目的的精细盘算不仅与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貌迥然有别，也和他的族弟杜少卿的全不计较大异其趣。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借给鲍廷玺几两银子，杜慎卿还给他指了一条路，让他去向杜少卿讨要银子，并说“包你这千把银子手到拿来”[28]，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从人情债中脱身，就将与自己“平生最相好的”[29]同族兄弟用这样的方式出卖给了此前并无深交的鲍廷玺。与季苇萧的五钱银子、一函空信异曲同工，杜慎卿悭吝之中混杂的凉薄也让人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从上面的列举可以看到，在《儒林外史》所细致描绘的经济关系中，“奢华”与“萧索”既是两个端点，又是两个关键的字眼，在人物塑造方面尤其如此。实际上，小说人物的每个言行、每段交往都会导向他的性格呈现，在这一方面，经济关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对于“儒林”中的士人来说，经济关系对于这些人物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与“士人”关联的隐形特征。与商人与经济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不同，与士人生活发生更多关联的是考试、作文、吟诗、雅集等读书人的“本务”，而经济关系往往既不是一般小说作者描述的重点，也不是读者阅读的兴趣所在，在小说中似乎成为一个隐形的存在。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关系反倒有资格成为潜伏的性格塑造者，在不被人关注甚至被忽略的背影里，呈现小说人物表面性格之下潜藏的隐秘一面，这既为小说作者用“皮里阳秋”[30]式的手法描写人物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人物性格更有层次更为复杂的面相。
除此之外，经济关系还能够产生更为“真实”的性格刻画。和写诗作文之类的雅事相比，经济关系属于士人日常生活的俗务，但士人往往在处理这种利益攸关的俗务的时候，才会将其性格中真实的底色显露出来，无论是挥金如土的二娄公子、杜少卿，还是在钱财方面极有计较极有斟酌的季苇萧、杜慎卿，处于经济关系两个端点上的他们都是颇为典型的例证。因此，上面所举《儒林外史》的第五十五回将“科举”与“经济”两端并列，无疑有着深远的用意：“功名富贵”是“全书第一着眼处”[31]，而将“功名富贵”做具体化呈现的科举与经济则是人物性格最好的试金石。
二、盛衰变迁中勾勒的叙事线索
从人物性格的角度说，作为经济关系端点的“奢华”与“萧索”映射出士人五光十色的性格影像，而从历时性的层次着眼，从“奢华”到“萧索”则勾勒出《儒林外史》在经济维度的一条叙事线索。
“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这种今不如昔的悲叹不只是蘧公孙一个人的感怀，而是不断地在《儒林外史》中出现。在小说的第九回邹吉甫便说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32]到了第五十三回，徐九公子想到当初莫愁会大会梨园子弟的盛况，叹息“而今怎么这些做生、旦的，却要一个看得的也没有？”[33]而到了小说末尾的第五十五回，相似的叹息再次响起：“而今时世不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连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买的多。”[34]
很难说现在的酒汁、人情、生旦、游人，还有糖，所有的一切都不比从前的好有什么确实的客观依据，这种蕴意于某一微物的片面化主观视角也很难照见历史演进的真实轨迹。但这样的视角在小说中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脉络：在世俗微物的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世风日下的运行轨道，以“奢华”、“萧索”为端点的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细读小说可以发现，人物之间的馈赠以及接受赠予极为普遍，但比较起来，数额较多的资助几乎都发生在小说的上半部[35]。例如严监生送给王德王仁二人的数笔银子前后加起来有数百两之多[36]；王惠随同丁忧的荀玫归乡，“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37]；在王惠担任南昌知府时，蘧景玉代表其父蘧太守，将“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38]悉数送与王惠；而在王惠附逆逃窜途中，蘧公孙又将随身所携的二百两尽数赠之；向鼎在鲍文卿离开安庆府衙的时候，送给他一千两银子；即使是自身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马二先生也几乎倾囊而出，拿出了九十二两银子，帮助蘧公孙消弭了一场天大的官司；再加上前面所举二娄公子送给诸位名士、侠客的一千多两银子。整个上半部涉及的经济交往不仅频繁，而且都数额颇大。
相对而言，下半部的经济交往仍旧频繁，但数量就小得多了。除了杜少卿败家
式的豪举之外，人物之间的财物馈赠很少有超过百两银子的支出。陈木南先后两次从国公府的徐九公子那儿“借”出了共四百两银子是数额最大的一笔；余大先生在无为知州那儿打秋风得到一百三十三两银子也已算是不菲的收入，而其他人物之间的相互资助则都多不过数十两，少则数两，更有前一部分所举一两乃至五钱银子的寒薄赠予。就数额而言，上下半部的经济关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而此前的“奢华”与后来的“萧索”也正构成了盛极难继的酒汁、生旦等之外另一重更为深沉的叹息。
不仅是整部书的经济关系都经历着这种由盛而衰的变化，经济关系牵涉到的很多士人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士人来说，“奢华”与“萧索”是他们过去和如今的真实写照。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杜少卿，在天长县时，杜少卿的浪掷千金曾经帮助过臧荼、张俊民、鲍廷玺等人，在移家南京后，千金散尽的杜少卿豪杰气不减当初，可帮起人来却已是力不从心：郭孝子和沈琼枝都曾获得杜少卿的资助，但数额仅仅是四两银子，而给郭孝子的四两银子更是杜少卿将自家的衣服当了之后才筹措出来的[39]。还不止是从奢华的资助者变成萧索的资助者，杜少卿在从安庆回南京的途中没有盘缠，是靠着韦四太爷资助的十两银子才回到家中；虞育德知道杜少卿日用不措，将一笔有八十两礼银的碑文让给杜少卿作；而在余大先生来访时，杜少卿窘困到连一桌酒席也办不出来，最后是庄濯江雪中送炭，送来四两银子和些食物，杜少卿才做得成主人[40]。在整部《儒林外史》所描绘的经济关系都江河日下的大背景下，杜少卿也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从最具豪杰气的资助者变成了集中受到士人关照的被资助者。
同样发生了从资助者到被资助者的身份转变的还有蘧公孙。如前所说，蘧公孙的祖、父曾经将二千两银子的俸余送给王惠，蘧公孙自己也曾送给王惠二百两银子，此后蘧公孙经历了与鲁编修之女结亲、鲁编修去世、蘧太守去世等一系列事件，书中没有直接交代祖父去世后独力支撑门户的蘧公孙经济状况怎样，但从其好友马二先生的话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而今也家道中落，那里一时拿的许多银子出来？”[41]而能证明马二先生所说并非虚言的是此后发生的事情：马二先生帮蘧公孙拿出九十二两银子消弭了谋逆的告发，蘧公孙知道后虽然“把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42]，却始终未提还银之事。而在马二先生走时，蘧公孙也仅仅只是“封了二两银子”[43]相送而已，只是马二先生所付银子的一个零头。马二先生离开后去了杭州，在游历西湖之时饱览各种美食，却“没有钱买了吃”[44]，也正是因为蘧公孙并没有将银钱还给他。
除了整个经济关系与经济关系中个体士人由盛而衰的变化之外，这种转变也能够通过相似的士人表现出来。《儒林外史》在人物设置上面极有特点：上半部书与下半部书的主要人物都是两两相对出现，同时又与另半部书的某对人物形成呼应对照[46]，例如上半部的娄三公子与娄四公子便是相对出现，而与他们遥相呼应的则是下半部书里的杜慎卿和杜少卿。如前所论，二娄公子几乎是整部书里最慷慨的士人，并且由于家事富足，慷慨起来几乎都不用花费太多的气力。相形之下，同样有兄弟之名的杜慎卿和杜少卿在此方面就逊色得多了。杜少卿在天长县时送出了不少银子，却都是变卖田产得来的；在南京时则穷困到要接受旁人的资助。而杜慎卿对于银钱的赠与则有分寸到悭吝的地步。横贯整部小说来看，两对同样都是世家子弟的贵公子，在经济关系方面却有由扬而抑的显著不同。
另两对形成相互对照的兄弟——严贡生严监生与余大先生余二先生也同样如此。在上半部书里，严贡生在弟弟严监生那里捞足了好处，先是为了帮严贡生平息官司，严监生替他支付了十几两银子；严监生死后，其妻王氏送给严贡生二百两银子；而最后严贡生又通过几乎是强占的方式将严监生十分之七的家私都据为己有[47]。和严贡生与严监生只存在经济纠葛而全无兄弟之情截然不同，余大先生余二先生之间有着极为真挚的兄弟情谊，但两人的经济状况却也与堪称富户的严氏兄弟天差地别：他们连给其父母安排葬事的钱也没有，最后是铤而走险靠着余大先生说关节得来的一百三十三两银子才完成了此事。而在这笔银子之外，书中涉及他们的经济关系也就只有余大先生送给王玉辉的一两银子、一石米而已。
事实上，不止是上下半部书里的主要人物都遥相呼应，并显示出从奢华到萧索的转变，即使是在已经属于萧索一端的下半部，在相似的士人之间，由于出现时段有先有后，也会显现出相同的变化轨迹。还是以余大先生为例，其实可以将他看作是成色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真儒”虞育德。两人之间有颇多的相似之处：余大先生是一介寒士，虞育德为官之前亦是如此，但境况要稍好一些；同样都是馆师与主人的关系，余大先生与虞华轩宾主契合，虞育德和祁太公的交情则更为深厚；余大先生曾参加五河县的节孝入祠典礼，虞育德主持的是泰伯祠的祭祀大典；余大先生担任徽州府学训导，虞育德担任的是有国学之称的国子监博士；余大先生为王玉辉的女儿“传书办备文书请旌烈妇”[48]，虞育德则曾经出资为武书的母亲申办旌表节孝之事。凡此等等，在《儒林外史》中余大先生简直可以视为虞育德的一个影子。在资助王玉辉这件事上，亦是余大先生有意在效仿虞育德，据其弟余二先生所说：“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家兄也想学他。”[49]但并不宽裕的虞育德尚且能让出礼银八十两给杜少卿，替武书出了申办旌表所需的费用，并送给表侄汤相公三四十两银子，又送了十两银子给寻亲的郭孝子，周济了颇多的士人，而一心学他的余大先生由于“学署清苦”[50]、家境贫寒，虽有助人之意，却也只能拿出微薄之极的这一点赠予。
如果说余大先生是虞育德在书中的影子，那么虞华轩也有杜少卿影子的意味。杜少卿与虞华轩都是世家子弟，两人的祖父或是状元或是翰林，父亲则都曾任太守之职，但两人自己却并未考中任何科名；杜少卿曾在“僻壤小邑”守着祖产，和些“庸夫俗子”打交道，虞华轩同样在五河这样的恶俗地方，“守着几亩田园”，与诸多的势利小人周旋；据娄焕文所说，杜少卿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51]，而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有“一肚子的学问”[52]；杜少卿曾捐银三百两修建泰伯祠，虞华轩也曾出几百两银子重修玄武阁。并且两人应该还是表兄弟[5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汉秋先生就说虞华轩形象是“作者早年在故乡愤世疾俗、满腹块垒的受伤心灵外射的投影”，是吴敬梓以自己的三种状态投射在小说中形成的三个人物形象之一。[54]
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可两人在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与杜少卿一掷千金的败家相比，虞华轩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家省吃俭用，积起几两银子”[55]。在《儒林外史》中，虽然虞华轩是随手就能“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56]的富户，却并没有其他的士人受到过虞华轩的接济，这在书中形象颇为正面的士人中算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在虞华轩的周围就有需要接济的士人，由于缺乏钱财，余大先生长期无法为其父母安排葬事，以至于最后需要通过打秋风说关节才筹措到银子，还险些为此被牵连到“私和人命”[57]的官司中去。从人物关系说，余大先生不仅是虞华轩的表兄，此后还是虞华轩儿子的馆师，但唯独在经济关系上，两人之间却是空白。这或许是作者在用另一种笔调写出虞华轩完全不同于杜少卿的省俭，也便是天目山樵所指出的：“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58]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较之上半部已经萧索得多的下半部书中，随着时间的推延，经济关系还在朝着越发萧索的方向滑落下去，余大先生式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和虞华轩式的出于某种主观目的的有意俭省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儒林外史》整部书都呈现出一幅从云蒸霞蔚到风流云散的盛衰变迁，经济关系由奢华到萧索的变化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不仅是全书一条主要的叙事脉络，也是通过书中与经济关系的各种叙事线索的穿插勾连才共同呈现出来的：不止是全书上下半部的盛衰转变，亦有个体士人的今不如昔；既包括相互对照的人物之间横跨全书的遥相对比，也包括下半部书中形成影像关系的士人由昂至低的具体表现。而所有这些线索的交错、融会也为小说意旨的表达提供了依托和契机。
三、链条式·辐射式：经济关系的传递和崩溃
通过追索可以发现，在《儒林外史》所描绘的经济关系中，有两种最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其一是通过线形的链条式传递完成经济关系上的连缀。例如王惠曾借给荀玫上千两的银子，这笔银子的偿还者不是荀玫而是蘧太守蘧景玉父子，当蘧景玉代表蘧太守将两千余两银子送给王惠时，天目山樵评道：“可代荀玫还债。”[59]此后蘧太守的孙子蘧公孙也资助了王惠二百两银子，而当他在嘉兴险些吃谋逆官司时，是靠了好友马二先生一笔九十二两银子的资助才渡过难关，如前所说，这笔钱蘧公孙并没有还，替他还的人则是洪憨仙。洪憨仙为了让马二先生相信自己是个神仙，送给他一些“银母”让他回去炼银子，炼出来的银子“足有八九十两重”，恰“与嘉兴垫款轻重相当”[60]。在这些部分中，荀玫、王惠、蘧佑、蘧景玉、蘧公孙、马二先生、洪憨仙等人物前后相连，经由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交往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隐秘的链条式经济传递线索。
第二种方式是以某个人物为核心的辐射式传递。在上半部书中，以二娄公子为核心，接受过他们资助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则围绕在其周围。在下半部书里，虞育德与受到其接济的武书、杜少卿、汤相公、郭孝子等人同样形成了辐射式的传递。相对说来，在这种传递方式中，杜少卿的地位更为重要，由于他既是最慷慨的资助者同时又是受到颇多赠予的被资助者，以杜少卿为中心，被他资助的臧荼、张俊民、鲍廷玺、郭孝子、沈琼枝等人与曾经接济过他的韦四太爷、虞育德、庄濯江等人都被与杜少卿有关的经济关系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笼罩下半部绝大多数篇幅的经济关系圈。
从小说结构的角度说，以这两种传递方式为主的经济关系将牵扯其中的诸多人物和故事充分连缀起来，成为看似有些松散[61]的浮泛印象之下更为确实也更为精细的一个小说构架。同时，小说作者的某些深意也正隐藏在这些银钱交往的后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链条式传递的经济关系中，钱财不是由被“借与”或是“垫付”的人偿还，而是由后面出现的其他人物用某种方式代为偿还，这种此债彼还的微妙联系不仅将先后出现的士人串联到一起，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经济上的某种理念。在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平日靠坐馆维系温饱生活的虞育德忽然没有了馆，可虞育德却并不着急，反倒说出一番话来：
不妨。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讲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他。[62]
虞育德在失业的状态下处乱不惊，是由于其学问已深因此能够乐天知命[63]，这种知足安乐又是通过生活中的“一定”定律体悟到的：不足的银子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补上，而多得的银子也一定会因为某种方式失去，能够为他所使用的银子的数量是一定的。而人物之间此债彼还的链条式经济交往实际上也正反映了虞育德所信奉的这种经济一定定律：虽然没有偿还，但借与或垫付出去的银子一定会经由某种方式以满额甚至超额的数量再回到付出者的手中，或者说，当人物成为接济者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成为日后被完美回报的被接济者。就此而言，链条式传递既因为这样的一定定律而成立，也体现出经济关系中某种潜行的准则和规范。
可辐射式传递的经济关系却并不依赖这种经济一定定律而存在，或是如二娄公子一般只有付出而不见反馈，或是如杜少卿一般虽然同是接济者与被接济者，但两边之间的数额远远不能持平。因此辐射式的传递可以视为链条式传递被打断之后而形成的经济关系，而被打断不仅是链条本身，更有其中潜行的准则和规范。
从链条式的经济关系中似乎可以看到士林之中的一条潜规则：在其他士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而在救助他们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困窘之时你同样会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甚至获得的帮助很可能不是有心有意的，却是以善有善报、天道循环不爽的方式回馈过来——便如马二先生从洪憨仙那里获得的银子就是如此。这条潜规则支撑了链条式经济关系的运行，也使得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能够以较为流畅的方式良好运转。但辐射式经济关系成为主流隐约宣告着这种潜规则的中断和破产：士林最需要的不是士人之间的互帮互助，而是一两个豪杰士人以一掷千金的方式兼济天下，满足所有士人的经济需要。
更进一步说，链条式经济关系的中断并不是因为辐射式经济关系的出现，在其运行过程中就已经蕴含着覆灭的危机。链条式关系中潜规则的确立需要所有的士人都有良好的道德基础和信仰，就像虞育德一样，认为存在着一个“一定”，这样他们才能不求回报地施舍他人并且满怀希望地相信接济出去的钱财还能够通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方式回到自己手中。但在《儒林外史》所呈现的链条式经济关系中，却并不是如此。还是以上面举到的链条式经济关系为例，从品行上说，蘧佑、蘧景玉、马二先生等人都基本符合那种良好的道德要求，这也是此段经济关系能够维系下来的一个重要基础，但链条中的另几个人则与他们有显著的区别。
这段经济关系的起点是王惠借了上千两银子给荀玫，借钱之举构成了“王员外立朝敦友谊”[64]的重要一环，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了王惠对于荀玫诚挚的友情，也彰显了王惠慷慨友善的品性，可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王惠初次露面是以王举人的身份现身在周进的故事中，当时周进还是一个穷困落魄的老童生，王惠表现出的倨傲、蔑视和冷遇让周进在默默承受的同时内心极受伤害，而这也成为周进“见了号板痛哭至于呕血”[65]的一个直接触发。而此后王惠在任南昌太守时不肯轻易和蘧太守交接，以至于最后因为投降宁王而沦为谋逆要犯，王惠在这些事情中所显露出的性情都与他对荀玫的慷慨友善格格不入。事实上，和王举人时期的狂妄、势利，以及王太守时期的好财、贪酷保持一致，王惠对于荀玫的帮助也并非基于“友谊”，而是另有考虑。
在王惠考上进士的时候，先前只是童生的周进早已是官任国子监司业的一位显宦，其门下还有范进等进士出身位居御史、通政级别的学生。即使周进有既往不咎的雅量，考虑到自己曾对着周进“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并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66]，王惠也不免会觉得心虚胆寒。在王惠看来，身为自己同年、同时也是周进学生的荀玫无疑是改善与周进、范进等人关系的一个天赐机缘。正因为如此，王惠才会极为热络地与荀玫结交，而借给荀玫上千两银子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除此之外，王惠告假与荀玫一同回到家乡，也有借替荀太夫人治丧之机进一步巩固与拓展在家乡的影响力的用意，因此才会将原本需要“数百金”[67]的丧仪办到了上千两银子的规模，并惊动了一省之内司、道、府、县的所有官员，也哄动了薛家集以及“百十里路外的人”[68]。由此可见，王惠对荀玫的资助并非因为同年同乡的“友谊”，而是同样出自王举人式的“势利”。
起点如此，这段经济关系的终点也不例外。当马二先生看到洪憨仙“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69]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认为他“一定是个神仙无疑”[70]。洪憨仙所送的银母都炼成了十足纹银则将马二先生对于洪憨仙的信服推到了极点。但随着洪憨仙的身亡，神仙背后的故事才被揭示出来：洪憨仙原本只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71]的普通凡人而已，送给马二先生银子，也不过是以此引诱马二先生与他结伙去骗胡三公子的一万两银子。就此而言，洪憨仙对于马二先生的赠予不是神仙下凡普济世人，却是江湖骗棍布下的有毒香饵。
正因为如此，尽管有蘧佑、马二先生等人的良好道德作为支撑，这段以势利始、以骗术终的链条式经济关系却也没有进一步持续下去，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链条式经济关系的脆弱：其存在和运行有赖于其中每一个士人的道德支持，当若干环节偏离了这种要求的时候，整个经济关系也会不断走向没有出路的歧途。而从《儒林外史》展现的士人普遍的道德状况看，此段链条式的经济关系能贯穿这么多的人物，本身已是一个奇迹。
问题不仅存在于资助者一方，被资助者同样会导致经济关系的覆灭。我们无法得知荀玫在面对王惠上千两银子的慷慨资助时是否被那种“纯粹”的友谊所感动，但可以看到的是，荀玫似乎并没有将这种让人感动的资助方式延续下去：仅仅在小说的后半部，季苇萧和金东崖才先后提起荀玫对他们的资助：季苇萧声称荀玫送了他一百二十两银子，金东崖也说荀玫“送了几百两银子”，这两句话真假难辨，黄小田则径直认为前一句是“谎也，谎也”[72]，后一句话也是“说谎”[73]。唯一可以坐实的是，荀玫最后因为贪赃被拿问[74]，由这一终结回溯王惠资助的原点，上千两银子开启的并不是荀玫对友道的倾慕，而是对于钱财与物欲的贪婪。这就和荀玫在欲图丁忧之时王惠反劝他“夺情”一样，一个原本“尚有天良”的士人，“生被王惠教坏了”[75]。
相对说来，被资助者的问题在辐射式的经济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看到，在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中，每一个充当接济者的核心士人都有着颇为真诚恳挚的资助动机，无论是二娄公子还是虞育德、杜少卿都是如此。可对于大多数的被资助者来说，这些真诚恳挚的动机都是他们攫取钱财的良机，张铁臂的故事便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张铁臂与杨执中、权勿用等人一样都是娄府的座上宾，但张铁臂与杨、权二人的地位并不相同，他不是名士，更不曾被二娄公子钦慕到要三顾茅庐或是设置“潜亭”相候的地步。张铁臂只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一个“侠客”，从席间舞剑之事看，他更像是一个职业帮闲或是文人雅集中的异色点缀。所有这些都说明，凭借这样的地位和身份，除了酒食之外，张铁臂很难像杨、权一样从二娄公子那里捞取到实际的好处。而与杨执中和权勿用表面上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76]，实则“一无所能”[77]相比，张铁臂至少还有舞剑这一件真本事，这也应是熟知杨、权二人底细的张铁臂心中愤愤不平之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张铁臂才会瞅准二娄公子的求贤若渴和对于古典式因缘际会的追慕，用一个革囊装的猪头，从二娄公子那里诈走了五百两银子。与原初的本事不同的是[78]，在《儒林外史》“虚设人头会”的故事里，所有的被接济者都参与其中，张铁臂的狡诈和杨、权二人的虚妄共同将二娄公子古雅风趣的豪举篡改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出自作者的有意安排，在以杜少卿为核心的辐射式经济关系中，改名做张俊民的张铁臂作为被资助者再一次出现，并且他再次与臧荼、鲍廷玺等被资助者联手，把杜少卿的豪杰之举变成了以欺骗和掠夺为主题的集体狂欢。如果说，杨执中、权勿用等人至少还用名士的假面遮住了对于钱财的贪欲，或者说，他们对于名的追求更甚于利，臧荼、张俊民、鲍廷玺等人则毫不遮掩地将追逐利益的贪欲暴露出来。这些人蜂拥而上，用各种借口迅速掠走了杜少卿卖田得来的银子，并且还要当面嘲弄杜少卿是个“大老官”[79]，他们手捧着资助得来的银钱却践踏着资助所依存的道德大笑而去，而以某位士人为核心的辐射式经济关系也便在这种被资助者的狂欢中走向崩溃。
因此，资助者与被资助者既是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的两大要素，同时也是导致它们覆灭的两个根源。而对于《儒林外史》中其他更为零散的经济关系来说，也莫不是如此。张静斋在范进中举之后送给他五十两银子和空屋一所，除了拉拢范进这名新晋乡绅之外，更为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范进能陪着他去汤奉那里打秋风，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素有吝啬之名的严监生曾先后数次送给妻舅王德王仁兄弟银子，累积起来有数百两之多，表面看起来是对于妻族的照顾和妻子王氏辛苦持家的感念，实则却是为小妾赵氏的扶正疏通人情；而王德王仁在获得了这些馈赠之后，也就迅速从王氏的娘家人变成了赵氏的“娘家人”，为赵氏取代王氏的正室之位尽心效力。所有这些都说明，本应是士人之间体现善意、温情、友道、亲谊的经济关系，却成为用金钱收买权势、利益、名分、情感的交易所。
总之，当链条式的经济关系不能善始善终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发现辐射式经济关系也无法承担那么多厚望：即便是无偿的或是不求回报的援助，本身也渗透着各种势利与欺骗的因子，它们不断吞噬资助所依存的道德，让士人之间的善意和豪举沉浸并消解于令人窒息的铜臭中。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便如同小说第一回王冕看到的流星雨一般，划过一路耀眼的光迹，却是在不可抑制地坠落。这其实也是一种意义更为普遍的隐喻：《儒林外史》所描述的经济关系其实都处在坠落之中，而同时处于堕落中的还有与之紧紧相连的士人的经济状况、道德水准和生存状态。虽然《儒林外史》里的经济交往极为频繁，但这些经济关系非但不能彻底解决士人经济上的困顿，还在将他们扯入更为困窘不堪的生存境地中去。
四、经济关系：困境与解脱
从最基本的层面说，之所以《儒林外史》会对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做细致的描绘，是由于经济关系对于士人生活的重要性。《儒林外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士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官员、馆师、幕士、选家、医生、山人、帮闲、测字先生……但从小说所展现的状况看，如此广泛的就业渠道并不能解决士人的生计问题，他们反倒成为最容易陷入经济危机中的一群人。小说开头部分的周进、范进便集中代表了士人在未考上科举之前的常见状态：两人一个穿着“右边袖子同后面坐处都破了”[80]的旧直裰，一个戴着一顶“破毡帽”[81]；一个穷得“在家日食艰难”[82]，另一个也是考了一场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83]。而在这部用非传奇笔法写作的小说里，周进与范进的晚达则是整部书中最“传奇”的故事，他们的一朝发迹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境遇，但对于其他士人来说，无论是发迹还是改善境遇都是不可企及的事情。
就此而言，可以将小说中的牛布衣与倪霜峰视为始终未曾发迹的周进与范进，同时也是更为普遍与常态化的士人。牛布衣“恁大年纪，只管在外头”[84]，以游幕和结交达官为生，最终孤苦地客死在离家千余里以外的地方，死的时候身边仅有六两银子的余财；倪霜峰则是一个老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85]，为了不至于全家饿死，几乎是一个个将五个儿子或卖或过继，都送与他人了。牛布衣和倪霜峰的遭际说明，无论士人是外出寻求机会还是困守原处等待，他们的窘境都不会得到改善。也不只是境况本就甚为贫困的士人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如前所论，即使是杜少卿、蘧公孙这样原本富足的世家子弟最终也不免落入贫寒。
由此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士人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经济的困顿：没有钱援例入监、没有钱办理丧仪、没有钱摆脱监禁之苦、没有钱应对敲诈勒索、没有钱回家尽孝、没有钱外出寻亲、没有钱招待亲友，也甚至没有钱维系最基本的日常开支，“没有钱”成为《儒林外史》中形色各异的士人的统一悲叹。看似经济是与士人生活格格不入的俗务，实则却在每一处地方都勒紧着他们的喉咙。在士人自身往往需要面对“基本物质的严重匮乏”[86]的状况下，来自其他士人的救助是他们摆脱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也是《儒林外史》会详细展现士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因所在。
但问题在于，这些资助一方面帮助他们暂时地解决了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将他们拖入更为窘迫的境地，小说结尾处的陈木南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数额上说，陈木南几乎是下半部书中获得资助最多的士人，这是因为其有得天独厚的关系——国公府的徐九公子是其表弟，因此他非常容易地先后两次从国公府借来了共四百两银子。但与其他士人用资助来的钱财去解决生计问题、礼仪问题、应考问题等不同的是，陈木南却用这笔银子去逛妓院，这几乎是全书中最不堪的士人牛浦也不曾去做过的事情[87]。银子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当“银子又用的精光，还剩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而徐九公子又远去福建无人可以借钱的时候，陈木南便索性“一溜烟走了”[88]。可以说，下半部书结尾处的陈木南和上半部书结尾处的牛浦相映成趣，牛浦的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以及陈木南的荒唐无行一至于斯充分说明了士人究竟可以跌落到怎样的道德底线，而倘或没有轻松借来的那四百两银子以及看似可以无限借贷的国公府表弟，陈木南也不会如此这般堕入经济与道德的双重绝境。
不止到了全书的末尾才是如此，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匡超人。匡超人也是书中受到关照和馈赠最多的士人之一：马二先生、潘老爹、李本瑛、潘三等人都曾给过匡超人各种形式的援助，并且每一个帮助都适时地将匡超人从困顿中解救出来，并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人生的“显达”之路。当匡超人流落杭州无钱归家的时候，是马二先生送给他十两银子让他可以回家尽孝；完成县考后，李本瑛前后两次共送了他四两银子助其读书应考；再次来到杭州，潘三前前后后又给他二百多两银子，让他可以安家立业。凡此等等，每到匡超人困窘之时，总有人及时出现给予资助，相对于其他士人的无助和无奈，这又是一段不可企及的“传奇”，以至于评点者也不由发出“他偏有许多遇合”[89]的感叹。但需要注意的是，匡超人既是有许多“传奇”遇合的士人，却也是整部书中堕落幅度最为巨大的一个士人，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巨幅地堕落，与每一次的遇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二先生的十两银子不仅让匡超人可以有盘缠回到家乡乐清，同时还能拿余钱做一个小本生意赡养父母，但马二先生的这笔资助以及说出的一番“‘显亲扬名’才是大孝”[90]的道理却也同时开启了匡超人慕求势利之心；李本瑛的馈赠和赏识让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可当匡超人穿上衣巾之后眼中便只有知县李本瑛而没有学里的教官，对此，齐省堂本有评语曰：“便变了气质，真是快速之至”[91]；而潘三给匡超人的二百多两银子则更是匡超人用品行和道德交换而来的，潘三所做的短截印文及私动朱笔、买嘱枪手代考等种种不法之事皆有匡超人参与其中。当匡超人在杭州城里身上渐渐光鲜起来的时候，已从一个孝子堕落成“丧心昧良”[92]之徒，而究其缘由，每一笔资助、每一个资助者都难辞其咎，正是“他偏有许多遇合”，却“而爱之适所以害之”[93]，所有的资助、遇合累积在一起，共同让匡超人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性逆转。
经济关系促使并加速了陈木南、匡超人等负面士人的沉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形象颇为正面的士人来说，经济关系也会成为他们品行的污点。如前所论，余大先生可以视为虞育德在书中的一个影子，之所以余大先生会显得稍逊一筹，正与经济关系有关。在第四十四回，余大先生曾经接受无为知州的一百三十三两银子的资助，但钱不是由知州出，而是让余大先生去说一件“人命牵连的事”[94]的人情，从四百银子的好处费里分得三分之一。对于说人情之事，身为戏子的鲍文卿在第二十五回中曾有一段正论：“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95]但此等有损阴德之事余大先生却做了，这不仅在日后让余大先生陷入私和人命的官司几乎难以脱身，也损害了余大先生的品行，便如天目山樵所说：“余大先生平素无玷，只此一节未免有愧白圭。”[96]
影子是如此，即使是正身虞育德，却也没有摆脱经济关系的连累。小说中虞育德几乎是一个完人，可在一件事上，评点者对其却颇有微词，这便是虞育德对于表侄汤相公的资助。汤相公由于没有钱用，就把虞育德托他看管的房子拆卖了，虞育德听到后非但不动气，还答应了汤相公更为无理的请求：借银子，将手头的三四十两银子送与了汤相公。这一情节表现的当然是性情浑厚的虞育德“全不动火，养气到家”[97]，抑或是面对极不讲理之人的应对得法。但身为表叔，虞育德除了自己养气，对于表侄也应有教导规正之责，而这一赠予与其说是救助亲眷，不如说是纵容劣行更为合适，这也便是天目山樵在第三十六回总评中论及的：“以有用之银充无底之壑，智者不为。既属表侄，亦宜教之，徒捐银以恣其浪费，仁而近愚。”[98]
因此，当陷入种种经济窘境中的士人苦苦等待援助到来的时候，以链条式和辐射式为代表的经济关系却已走向了崩溃，而即使他们得到了资助或是在稍有余裕的状况下去资助他人，这些士人在经济关系中失去的也比获得的更多——银钱远远不能弥补他们在道德品行上的损失。以此为基点，经济关系成为各种境遇下所有士人的共同折磨：在贫困寒微的境遇下，当士人热望钱财援助的时候，却等不到雪中送炭式的援助；而等他们一旦中举、中进士时，各种赠予也随之而来，但同时赠予中也掺杂着令人不安的各种欺骗与势利的因子；即使在士人为官之后也依然不能逃脱经济关系的束缚，他们成了秋风客觊觎的对象，荀玫与无为知州都因为贪赃被拿问，以“打秋风”为代表的经济关系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缘。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不管是奢华还是萧索，经济关系总是士人挥之不去的苦痛与摆脱不掉的阴影。
更为严重的是，不论他们是否受到实际的援助，由于这些士人对于经济上的各种遇合以及借由经济关系所展开的人际交往都有出乎寻常的期待，他们很难将自己从经济关系不切实际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正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真正处境：基于科举考试的低录取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本务的读书非但不能让他们安身立命，反倒会大量地耗费钱财令他们有衣食之忧。因此，虽然是四民之首，但士人也依然要有其他谋生的技能，就这一点而言，士人与被他们轻视的农、工、商等并没有区别。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说，在经济关系方面，可以将《儒林外史》中其他阶层的普通平民视为士人的榜样。小说中的第一笔资助并非发生于士人与士人之前，而是来自商人。在小说的第三回，周进见到贡院之后的昏死、痛哭、呕血打动了金有余等几个生意人，由此开始商议援例入监之事：
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做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99]
这些话以及众位客人的捐金之举赢得了几位评点者的一致赞叹：“光明磊落，富贵场中无此人”、“不读书却偏晓得引书，读书者偏不依着书上话做”、“凡人肯存此心，何事不可成全”、“难为生意人竟能躬行实践”[100]、“金有余以及众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101]。在这些评点中，“读书人”与“生意人”成为两个意义对立的群体：前者读书而不能躬身实践，后者虽不读书所为却合乎正理；前者以读书为本务但满心都是富贵之念，后者整日在银钱中讨生活倒能不计利益、行光明磊落之事。不仅读书人与生意人自身都是名实相悖的，两者之间更是形成了互相颠倒的奇妙错乱：读书与生意只是他们的职业，就其品行而言，读书人酷似生意人，而生意人则更像读书人。
这种奇妙的颠倒形成了对于以读书为业的士人的绝妙反讽，同时，也是在小说的起始处为士人树立了一个经济关系的典范。金有余等生意人的义举不仅告诉士人应该如何光明磊落地去践行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金有余”这样的名字本身也是在启迪士人怎样才能避免被卷入以萧索为终点的运行轨道，就此而言，金有余劝周进随他一起去做生意时所说的“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102]也是对于《儒林外史》此后出现的所有士人的当头棒喝。
作为资助者的金有余等商人令小说中的诸多士人望尘莫及，而身为被资助者的鲍文卿同样让这些士人深有愧色。从身份上说，金有余等是商人，还属于良民，而鲍文卿则是被视为贱民的“倡优隶卒”中的一员，位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但就是这一个位于社会阶层最低一级的戏子，却做出了书中所有的士大夫都不曾做过的事情：他曾前后数次推辞别人的赠予，而谢绝的银子加在一起有一千两之多。鲍文卿初次露面是在崔按察司面前为向鼎求情，为此向鼎要酬谢他五百两银子，“他一厘也不敢受”[103]。此后，向鼎升任安庆知府，请鲍文卿前去相聚，途中遇到两个书办，让鲍文卿在向鼎面前说两个人情，并为此愿意拿出五百两银子的好处，这一请求也被鲍文卿拒绝。从书中描写的经济关系看，很少有士人拒绝别人的资助，而在数额如此巨大的钱财面前毫不动心的，则更是绝无仅有。同时，鲍文卿拒绝借说人情牟利，也和余大先生用说人情的方式打秋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比。而连“事事古道、可敬”[104]的余大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比不上鲍文卿，就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深陷名缰利锁之中的士人了。
颇具意味的是，虽然鲍文卿拒绝了一千两银子的资助，但同样数额的钱财最终还是回到了鲍文卿的手中。在小说的第二十六回，已经成为莫逆之交的鲍文卿和向鼎二人即将分别，向鼎拿出了一千两银子要送给他，“鲍文卿又不肯受。向道台道：‘而今不比当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你若不受，把我当作甚么人！’鲍文卿不敢违拗，方才磕头谢了”[105]。表面上看，鲍文卿此前的坚辞不受和此次的辞而后受似乎并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但其实这种参差恰恰体现了鲍文卿对于经济关系一以贯之的审慎态度。
鲍文卿此前推辞的两笔银子，都有极为细致的考虑。说人情的五百两银子与阴德相关自然不能拿，即便是向鼎酬谢的五百两银子出自向鼎的真心相谢，对于鲍文卿而言，却也不当收取。其中缘由不仅在于鲍文卿所认为的自己乃是“贱人”[106]，不能用朝廷的俸银，更在于拿了这笔钱便有居功自傲、关说取利、挟威自重等种种嫌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应坚辞不受。而到了小说的第二十六回，无论是向鼎的经济状况，还是两人之间的交情都已非同往日，而向鼎的赠银之举又完全出乎至诚的友情，并无其他任何的附加，因此鲍文卿才会最终接受这笔馈赠。因此，看似前后两个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实则指向的都是鲍文卿的谨慎与本分。别具意味的是，由于谨慎和本分，鲍文卿推辞了一千两的银子，之后却又同样是因为谨慎和本分得到了相同数额的赠予，虞育德所信奉的一定定律在鲍文卿身上也得到了绝好的印证。
由此可见，当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走向崩溃，并且往往成为他们品行与道德连累的时候，被士人轻视乃至贱视的商人、戏子却通过自己的举动告诉士人应该如何做一个合乎义理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无论是商人还是戏子，他们都能够不依赖于经济关系而独立生存，正如鲍文卿所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107]，别人资助的银子哪怕再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依靠。从这一角度说，《儒林外史》不仅用商人和戏子为士人树立了榜样，士人之中那些真正能看透经济关系本质的人，也在做着同样具有典范意义的事。
小说第一回出现的王冕无疑是作者心目中最完美的士人，而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如此。王冕自小为秦老爹放牛，以此贴补家用。长大后则以卖画为业，并且能够“渐渐不愁衣食”[108]。在离开家乡到了山东之后，“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109]。相较于其他士人居家时要穷死，外出时又几乎要饿死，王冕谋生的本事和其高洁的品行一样，都是这些士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小说的后半部，真儒虞育德在经济方面也有类似于王冕的表现，虞育德十四岁就成了孤儿，却也在十四岁就开始坐馆教书。对此，虞育德的东家祁太公功不可没，他不仅让儿子拜十四岁的虞育德为老师，还说出了这番话：“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须要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110]此后在虞育德陷入失馆危机之时，正是靠着祁太公传授的堪舆之术才渡过难关。而虞博士对杜少卿所说的：“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111]，也正是承袭了祁太公此前的劝诫。
巧合的是，在王冕和虞育德周围都有家事富足、性情淳厚，同时又极为友善的潜在资助者存在，王冕的邻居秦老爹以及虞育德的东家祁太公都是这样的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秦老爹和虞育德却都不曾给予他们银钱的赠予。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老爹祁太公用提供工作机会或是传授谋生技艺的方式帮助了王冕和虞育德，相对于总会花完的银钱，对于士人来说，来自这些普通平民甚至贱民的永远不会萧索地对待生活的本分态度和生存能力才是更为宝贵无价的资助，而这或许也是士人摆脱他们自身困境的唯一途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细致描述了诸多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也成为与科举并列的横贯小说的一条重要脉络。如果说科举代表的是士人的抱负和理想，经济关系所对应的则是他们对于生活的现实态度。在经济关系中，“奢华”与“萧索”是两个关键词。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作为经济关系端点的奢华与萧索典型地承担了“潜伏的性格塑造者”的职能，将士人更为真实的性格面相表现出来。就叙事线索而言，呼应了《儒林外史》整部书的盛衰变迁，经济关系由奢华到萧索的变化也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说来，链条式与辐射式经济关系是《儒林外史》经济关系中最为主要的两种类型，从小说的叙述看，以之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关系都处于坠落与崩溃之中，而同时也在坠落的还有与经济关系紧紧相连的士人的经济状况、道德水准和生存状态。虽然《儒林外史》中频繁的经济交往不仅成为士人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在日常经济上的期待和依靠，但这些经济关系并不能彻底解决士人经济上的困顿，相反，它还在将他们扯入更为困窘不堪的生存境地中去。而如何才能突破这样的生存困境，这既是所有经济关系累积而形成的一个巨大问号，亦是为何作者吴敬梓会如此关注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将之极为细密地呈现在小说中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吴敬梓时，曾提到他的“不善治生”与“性又豪”[112]，表面看来，杜少卿这一人物的浪掷千金似乎是作者真实性情与生活经历在小说中的简单投射，但倘或如此，《儒林外史》可能也就不会具备鲁迅所称赞的“伟大”意义。《儒林外史》之所以是《儒林外史》，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吴敬梓的“秉持公心”[113]。本文的第一部分在谈及杜少卿这一人物的时候曾经说过，与二娄公子有异曲同工之处，杜少卿的豪举实际上也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士人探寻出路。就此而言，杜少卿败家式的资助是希望能实现士人无所羁绊、无所牵挂的真正独立，祖产等经济枷锁的去除便是其中颇为关键的一步——这既是解除了自己的束缚，也是消解了那些别有居心的欺诈者和势利者对于钱财的觊觎。但或许是枷锁去除得太彻底了些，杜少卿移居南京后的广受资助又分明显示出：田产祖居的经济束缚会导致不自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同样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在杜少卿这一具有自况意味的人物之外，吴敬梓又加进了一个杜少卿的影子虞华轩。虞华轩的省俭可以匡正杜少卿前期的奢华，也自然能避免杜少卿后期的萧索，同时更能斩断和其他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当整个外界的儒林都像五河县的士人群体一般深深地陷入势利和浇薄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虞华轩个体的省俭非但于事无补，连他自己也在滑向偏激与俭省过度近于吝的异端，偏离了作者更为心许的爽俊浑厚。
因此，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说，杜少卿的前后期与虞华轩代表了吴敬梓为士人出路所做的三种探寻：做慷慨任气的资助者、成为被广泛照顾的被资助者，抑或是隔断与资助者被资助者之间的联系谨守门户作一个守财者，而这三种探寻其实都无一例外地以此路不通作为终结。这也意味着吴敬梓虽然分外着意于士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敏锐地看到了经济关系对于士人道德品行和生存状态的束缚与破坏，但他却无力在士人群体之中找寻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由此反观《儒林外史》中的士人，经济关系让士人可以拥有士人化的生活方式，即不用从事其他的劳作，甚至也没有田产的固定收入，却也可以凭借钱财资助较为宽裕地度日。因此，从理论上说，经济关系让士人更像是士人。但实际上，经济关系却并不能支持起士人对其的热望，士人的境遇不会真正因为经济关系而得到彻底改善。相反，经济关系还会不断摧毁吞噬士人所应当秉持的道德和义理——这其实是比生活方式更为本质的“士人化”的内容。因而，就现实情形来看，经济关系使得士人都不再像是士人。此外，经济关系将诸多士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群体性质的“儒林”，可与此同时，经济关系也将士人在情感和道德上彼此割裂开来，将他们打上穷困者、吝啬者、欺骗者、愚笨者、凉薄者、至诚者之类的标签，以至于经济关系中的这些士人更多感受到的不是随赠予一起传达的情感与道义，而是由金钱铸造而成的冷漠和隔膜。就此而言，经济关系对于士人本身和士人群体的破坏及解构才是其蜿蜒曲折行进路线的最终指向。
山穷水尽之际，社会阶层在士人之下的平民或贱民却提供了拯救士林的资源和途径。金有余、鲍文卿等人既躬行实践了符合义理要求的经济关系，又用他们谨慎本分的职业态度以及谋生技艺在启迪教导士人该怎样实现真正的独立。这些商人或是戏子并不排斥做资助者或是被资助者，但他们既没有用势利和欺诈将经济关系变为用金钱置换利益的交易所，也没有对经济关系产生不切实际的悬望和依赖，而是自尊自立、光明磊落地参与经济交往。
当在经济关系中纠结迷失的士人日渐衰颓、走向没落的时候，受到启迪教导的士人也已踏上了普通平民化的重生之路，而前者的覆灭与后者的新生却都导致了相同的结局：士人不再是士人，儒林也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何四大奇人会出现在小说末尾的原因所在。可以看到，四大奇人的社会身份都极其低微，或是如季遐年一般无家无业，或是如王太等人一般以卖火纸筒子、开茶馆、做裁缝为生，但他们却能够领悟往往被视为士人专利的琴棋书画的真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以极其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虽然每日的所得或许只是“五六十个小钱”而已，“除去柴米，还做得什么事”[114]，可他们却从不奢望别人的援助，不仅四大奇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第五十五回中形成了四篇独立的传记，他们也不和“学校中的朋友”[115]相与，并能够傲骨嶙峋地宣布：“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116]，以及“又不贪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117]。就是在这种勉强维持温饱同时又无所依傍的简单生活中，他们却实现了道德与精神的自尊自足，这或许也是吴敬梓在辛苦追寻之后所能够找到的最接近圆满的终极解答。
附表：
《儒林外史》经济关系表
【注释】
[1]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页。
[2]《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22页。
[3]同上，第170页。
[4]同上，第422页。
[5]同上。
[6]同上，第586页。
[7]小说第十回有道：“鲁编修看罢，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这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过如此。’”（《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30页）
[8]《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70页。
[9]同上，第404页。
[10]同上，第690页。
[11]同上，第685页。
[12]《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81页。
[13]同上，第403页。
[14]同上，第404页。
[15]黄评：“写余大先生原是可敬。”《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586页。
[16]同上，第348页。
[17]同上，第346页。
[18]例如韦四太爷赠银十两助杜少卿还家，邓质夫送了十几两银子帮助王玉辉归乡。
[1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49页。
[20]同上。
[21]同上，第368页。
[22]同上，第360页。
[23]《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80页。
[24]同上，第382页。
[25]同上，第380页。
[26]同上，第375页。
[27]同上，第368页。
[28]同上，第381页。
[29]同上，第403页。
[30]《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82页。
[31]同上，第15页。
[32]《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18页。
[33]同上，第639——640页。
[34]同上，第670页。
[35]本文所说的上半部指一至二十六回鲍文卿之死的部分，而从二十六回鲍廷玺和王太太的故事开始，则转入下半部。
[36]参见本文所附“《儒林外史》经济关系表”。
[37]《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01页。
[38]同上，第105页。
[3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69页。
[40]同上，第543页。
[41]《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81页。
[42]同上，第184页。
[43]同上，第185页。
[44]同上，第186页。
[45]同上，第407页。
[46]对此，可参看拙作《地域·人物·题旨：〈儒林外史〉结构新论——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1页。
[47]《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234页。
[48]同上，第588页。
[4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586页。
[50]同上。
[51]同上，第403页。
[52]同上，第572页。
[53]据书中所说，杜慎卿是虞华轩的表哥（《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567页）。
[54]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55]《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573页。
[56]同上。
[57]《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552页。
[58]同上，第572页。
[59]同上，第105页。
[60]《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94页。
[61]如认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解”（蒋瑞藻：《小说考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1页）。
[62]《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44——445页。同上，第445页。
[63]《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44——445页。同上，第445页。
[64]《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91页。
[65]同上，第46页。
[66]同上，第27页。
[67]《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00页。
[68]同上，第101页。
[69]同上，第190页。
[70]同上，第193页。
[71]同上，第197页。
[72]《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48页。
[73]同上，第358页。
[74]同上。
[75]同上，第100页。
[76]同上，第154页。
[77]同上，第161页。
[78]即《太平广记》卷二三八所载张祜之事。
[7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98页。
[80]《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21页。
[81]同上，第34页。
[82]同上，第28页。
[83]同上，第38页。
[84]同上，第295页。
[85]《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12页。
[86]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竺青选编：《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87]第二十一回：牛浦的祖父牛老曾担心道：“恐怕这厮知识开了，在外没脊骨钻狗洞，淘渌坏了身子。”黄小田有评语曰：“莫冤他。”（《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265页）
[88]《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658——659页。
[8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247页。
[90]同上，第200页。
[91]同上，第218页。
[92]同上，第255页。
[93]《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247页。
[94]同上，第543页。
[95]同上，第319页。
[96]同上，第543页。
[97]同上，第451页。
[98]《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53页。
[99]《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3页。
[100]同上。
[101]同上，第46页。
[102]同上，第28页。
[103]《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05页。
[104]同上，第566页。
[105]同上，第325页。
[106]同上，第305页。
[107]《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318页。
[108]同上，第5页。
[109]同上，第10页。
[110]《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444页。
[111]同上，第563页。
[1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13]《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15页。
[114]《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669页。
[115]同上。
[116]同上，第667页。
[1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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