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儒林外史》“吃”的描写

安徽大学文学院　李东海

内容提要：本文以《儒林外史》吃的描写为考察对象，以吃的描写在小说中的具体作用为视点，论析作为小说叙事一部分的吃的描写具有反映社会关系、刻画人性、丰富情节、展现社会风俗以及蕴含反讽等诸多重要作用。通过对作品解读可以发现：作者对吃、吃相、吃的礼仪等描写，看似是寻常随性之笔实则经过了精巧构思，是作者有意着墨的表现手法。深入细读和分析小说文本，有助于更好理解和把握作品，准确体会作者的深意。

关键词：吃；描写；叙事；人性；社会风俗；喜剧

人生大事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和死亡。这五件日常生活之事几乎占据了整个人生，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那么其在小说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小说家是否将这些大事如实地在小说中重现？或者准备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以展现小说人物生活过程的独特性呢？本文试从《儒林外史》中人的饮食角度，即对“吃”的描写来探究该小说的独特叙事艺术。

《儒林外史》关于吃的描写特别多，包括食物本身、如何准备各色的吃、人们的吃相、边吃边做交谈以及一般筵席的仪礼、三五人的小聚斟饮等；吃的内容则从普通的鸡鸭肉鱼到特色茶点零食，凡市井中习以常见之物几乎都有所提及。这难免会招致人们的疑问，何以如此重视吃的描写？“吃”这一日常人伦里莫非深藏大“乾坤”？

细读该书吃的描写，不难发现虽然有很多雷同之处，但是作者并不避讳繁琐，仍然不吝笔墨，乐此不疲，只是详略各异。如若删去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吃的细节，反倒使小说显得十分索然无味，所以笔者认为小说吃的描写乃是作者着力为之，并大有深意。

一

小说中谈的饮食，主要是社交性的。通过“吃”让许多人物凑在一起，通过吃喝的场景展现了小说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小说中描写吃喝并非以美食家的角度来描绘，而是将吃的描写构筑成人们交往的特殊社会场合，准确地说“吃”是揭露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媒介，是社会人际交往的舞台。

例如小说第二回，一天，前科新中的举人王惠途经薛家集观音庵，在此歇脚，并要周进作陪。王惠编造了一大通故事唬弄这个穷苦卑下的私塾先生，“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等到次早，丢下一大通“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害得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1]。这两段仅用三言两语罗列吃喝，揭示出的却是新科举人与未得功名者之间社会地位悬殊的问题，两种不同进食的场景对比巧妙，对王惠饭后残渣剩屑的逐一描写看似寻常却更是天才的笔墨，这应该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而更为“含泪的热讽”出现在该回后半部分的描写：

周进被申祥甫等人邀为孩子的蒙师，请吃饭，“众人序齿坐下”，端上来的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周进“长斋”“一箸也不曾下”，天目山樵评曰：“孝子。他日举人进士之根。”然而其他几位如梅玖等人也借此机会一番说笑，好好地羞辱了周进。这里的吃饭场面描写，呈现给读者的都只不过是家常食物，是普通中国人饭桌上常见的美食，所以作者的重点当然不是描写食物和怎样吃饭，而是聚焦于因为科举制度导致的社会地位巨大的差异性上。周进的“长斋”突出了旧文人讲究吃的礼数，或者说吃的禁忌，但可怜的周进招来周围人的嘲弄戏谑，与其说是一次宴请，倒不如说是一次整蛊游戏，诱因就是周进虽被邀作蒙师但是科场始终不第。作者借着普通宴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世风，暗示了强烈的社会等级观念和顽固的社会旧秩序，即有功名者比起暂无功名者更具权势，心理上更是占据绝对优势。

其实在礼制为中心的社会，“吃”并不简单，如何依照一定规矩去“吃”更是复杂。等级社会强调要像“众人序齿坐下”吃饭一样，有些“礼”——规矩是不能破的。然而因为身份低下遭受侮辱和损害的当事人，根本无法以平常心来对待吃饭这样的平常事，因为周围等级森严的世界通过众人“吃饭”会给予他巨大影响。饭局如同社会关系像是无形的巨大的网，谁也离不开也无法逃离。周进——满怀功名心的老人长久以来忍受怎样的屈辱，仅仅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这两次吃饭描写完全可以想见得出，由此可见落魄的文人身处的周围环境是何其恶劣！情节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周进最终让压抑内心很久的痛苦、悲愤与委屈喷薄爆发而出，可谓悲从心底生，一头撞向了号板，他决心以死来结束遭受过的羞辱和不得志的人生。这里并非作者夸张的描写，毕竟前文早已埋下了伏笔，读者也看到了年逾花甲的周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备受折磨，所以此处人格尊严彻底地崩溃，做出“出格”的举动实在是情理中事。这也恰恰体现了吴敬梓对书中士林中同类人的真切同情，进而对那种唯“功名富贵”为重的社会进行无情地讽刺和鞭挞。

由小说吃的描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社会地位、礼仪地位、特殊场合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标志，食物已不全是营养资源，而更是一种交流手段。传达重要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地位等）的任务则由食物来完成^[2]。食物语言学告诉我们，经济上的界限甚至比生死间或俗圣之间的界限还难以跨越^[3]。就像上文周进的遭遇一样，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该如何去“吃”。

同样也是因为“吃”，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介布衣与内阁中书、通政司、御史等身份的人来往，共同享用美食，不过诗会是他们打的幌子，实则聚集一处行口福之实。例如，口口声声“我们杭城”的诗文之士景兰江、赵雪斋等人行商之余以城市为其活动舞台，利用诗会结交官员，然而却因为重点在于“吃”上而非作诗赋文，诗会话题变得庸俗不堪，也正包含了作者吴敬梓“婉而多讽”的深刻讽刺之意。这从景兰江与赵雪斋关于诗会的对话亦可看出：

景兰江道：“正是为些俗事缠着。这些时可有诗会么？”赵先生道：“怎么没有！前月中翰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丢着秋风不打，日日邀我们到他下处做诗。”

其实“打秋风”才是他们这群人渴望的。通过吃的场景描写表现社会关系的微妙与复杂的还有经典的事例：

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亵尊，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谒，倒先取扰。”严贡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干一杯，二位恐怕脸红，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

这里体现的是社会中所谓有身份的人之间的交往场面，特殊语境的语言交流掩藏下似乎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与动机，颇值得读者玩味，对话中的隐语只能靠读者心领神会了。吃饭不是解决生理需求而是为解决社会关系问题，为互相交流提供绝佳的机会，在日常请吃的环境里，人们可以打开话匣，少了很多顾忌，就像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在做梦时会有潜意识自然流出。当然无拘束的谈话的前提是共同吃饭的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否则就会出现上文周进一样的惨痛遭遇，这就是一个崇尚“礼制”的等级社会客观存在的现实。

二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深知，《儒林外史》吃的描写确为全书叙事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人物的社会关系借此得到侧面展开的同时，小说也借助吃的描写使故事变得更富有曲折的情节。譬如第四回，叙事起伏，前后映带，本来为范进母亲做法事的和尚到庄上吃酒，乃是行所无事，本就特别。但是正当他们吃得高兴，酒喝到一半时，佃户一齐打进，实出意料之外：

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不由分说，拿条草绳，把和尚精赤条条同妇人一绳捆了，将个杠子穿心抬着，连何美之也带了。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和尚同妇人拴做一处，候知县出堂报状。

卧闲草堂评曰：“当其美之斟酒，浑家打横时，几近淫亵矣。及观何美之浑家口中数语，只不过气不忿范太太。何其用笔之雅，直将‘功名富贵’四字写入愚妇人胸中，吾不知作者之锦心绣口居何等也。”此确为的评。吴敬梓善于利用戏剧化场面出人意料地推动着故事发展，叙事曲折，引人入胜。尤其是刻画一个俗不可耐的和尚被“他（何美之）说得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面对“煮了一只母鸡，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着”，和尚更加不能自已，于是“走热了，坐在天井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着怀，腆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肥油”的神态与他的吃相真是鄙俗得可以了，作者的刻画入木三分，较之《水浒传》酒肉花和尚的描写更加世俗、猥亵。和尚妇人竟然一处吃酒，本身就极具戏剧性，还当场被人逮个正着儿“拴做一处，等候知县出堂报状”，此情此景令人喷饭，可以想见当时场面的混乱和滑稽，由于所叙事件背离日常生活的普遍规律，其情节安排之巧妙有力，给人造成极大的意外，甚至是“震惊”，从而形成戏剧化的场面，不得不佩服吴敬梓的笔力之深。

还有本节描写张静斋与范进在关帝庙中小饮，外面突然走进一人，从而引出严贡生。严贡生家人掇了食盒，九个盘子装满了鸡、鸭、糟鱼、火腿之类。席间这三人间非常隐秘的对话，甚至让人觉得他们似乎在对“黑话”，让人疑云顿生。但这样的场景可谓画工所不能画，表现的也正是“乾坤一腐儒”，令人叫绝。但是宴请的地点何以要设在庙中？根据小说其他地方的描写可知，城隍庙或公祠这些特殊场合必为他们惯常请客之地，照评家黄小田看来“以便求说人情耳”，这真是绝妙的设置。小说写了范进和张静斋的小饮从而勾连出严贡生的加入，说明作者有意设置饭局从而推动情节的继续，严贡生的出场由意外变得顺其自然了。其他很多人物都是因饭局而勾连出来的，此种安排将小说里的人物犹如人像展览一般不断推出，却不显得突兀，足见作者的心思之绵密。

饮食本为生活日常景象，吃以及吃相的描写在小说里随处可见，信手拈来，但读者并不觉重复雷同，反倒觉得这些描写处处都有其相应的作用，所以吃的描写与其他叙事共同构筑了一个有机体，在恰到好处时往往增添了情节叙事的曲折性，也让一个个“客厅谈片”似的故事更富有戏剧性，不断冲击刺激着读者的神经。

三

小说不吝笔墨反复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吃，除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外，最为重要的是利用“吃”的特殊场合，极力描摹人情世态，从而刻画人的性格特点，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对范进的描写：

两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

同周进吃斋一样，此处范进因守孝本应吃素，恪守孝道礼节，但小说描写他反倒挑拣了一个大虾丸子塞进嘴里，早将“遵制”扔到九霄云外。当范进说自己尊制丁忧，小说也很夸张地写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卧闲草堂评语说：“上席不用银镶杯箸一段，是作者极力写出。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作者正是利用吃的细节描写极力刻画出范进的虚伪人情，虽然不至于如卧评那般“诛之”，但讽刺之深令人印象深刻。

还例如小说第十八回：

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兰江出去买东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顽顽。”当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鸭子店。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拔下耳挖来戳戳，脯子上肉厚，方才叫景兰江讲价钱买了。因人多，多买了几斤肉，又买了两只鸡、一尾鱼，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拿了去。还要买些肉馒头，中上当点心。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看了三十个馒头，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景兰江在旁劝闹。劝了一回，不买馒头了，买了些索面去下了吃，就是景兰江拿着。又去买了些笋干、盐蛋、熟栗子、瓜子之类，以为下酒之物。

这里是景兰江带着匡超人为了同支剑锋、浦墨卿等四位所谓“名士”在为宴集做准备的场面描写，本是名士间作诗饮酒的聚会，诗情才华才是描写重点，但是作者不吝笔墨详写了筵席的如何备办，以及为了蝇头小利而与商贩争执的场景，黄小田评胡三公子曰：“悭吝人写得如画”，“既如此，何必不做雅人。且分金亦不多，依旧要你包元”。评赵雪斋多给几分银子曰“到底是第一个名士，多出了四分银子”等等，吴敬梓着意刻画了一群假名士的真悭吝的个性本质，有意刻画出阳春白雪的诗会反被那些悭吝、鄙俗、伪善的不学无术者佛头泼粪，从而造成否定性人物的“悖反”，可以说作者对那些假名士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热辣讽刺，而作者不动声色的描写却足见他对儒林败类的厌恶之情。

小说还利用吃的描写不断丰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语境里使复杂的人性得到逐步揭示，让描写对象的个性能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更丰满、更鲜活。比如小说本已描写了一位补廪二十四年科场不利，只能以替书店选编文集为营生的马二先生，先写其在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编书，紧接着又写他的仗义疏财，不乏英雄之气。在写他选编文集时，刻意突出了马二的食量颇高，“一碗燉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一边对着蘧公孙说“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一边连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的干干净净，连添出的一碗汤都吃完了。这还不算竟“抬开桌子，啜茗清谈”（第十三回）。这里绝无半点讽刺之意，不过是一种幽默的方式表现了马二先生的个性特点，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了一个与人们对于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的日常印象极为相左的个性人形象，以“学术”为职业的书生却长有江湖好汉的身板与食量，其本身就很特别，吸引人眼球。

本节后来描写他帮助了蘧公孙，颇为赞赏他仗义疏财的豪气，接着作者笔锋直转而下，欲抑先扬，在小说第十四回着墨细致刻画了马二先生游西湖“食、色”欲望追求的喜剧场面，展现出这一人物形象的另一面，极大丰富了其个性。马二先生不仅细致地观察着西湖边女人的穿着和长相，还仔细地搜寻着沿街的小吃铺。看着“透肥的羊肉”，“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因为“没有钱买了吃”（按上回写过了他为了帮蘧公孙花光了身上的钱），“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一来照应了上文写他食量大，二来写他对吃的强烈愿望，对女人因为“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只能远远看看，所以遭到压抑的性欲转而为食欲，“食色性也”。来到布政司房，马二先生面对就在眼前的一碗碗“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不禁“又羡慕了一番”。当他继续前行，“一副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他不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沿着西湖跑，坐到茶亭，看着“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第二天的行程中，仍然伴随着喝茶吃饼。在短短一回中，作者集中笔墨描写了马二先生那极其强烈的物欲，根本无心西湖的景致，在他看来，西湖的美景就在于“食物”和“女人”，“女人”难以得到，况且还有礼义廉耻的剑悬于头顶，不敢造次，但是人性深处的潜意识很自然地流露于外，转而为极力获得“食欲”的满足。可惜却因没了钱，人生最基本的欲望也只能落了空。在马二先生“游西湖”事实上是“吃西湖”的过程中，吴敬梓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因为终生一无所有，人格彻底失落的现实境地。

对于马二先生，作者在满怀同情的嘲讽中，更为深刻的是，让这位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举业上一无所获，毫无现身说法价值的白丁来充当举业最狂躁的鼓吹者，其本身就具有说服力，这种“悖反”式的反讽，可想而知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举业就是受骗者再去骗人，从而使举业得以延续。就像小说前几回写了周进不知何原因在六十几岁莫名其妙地高中之后，又亲自帮助了范进，而不通文墨的老秀才范进也因为座师周进的相托，选拔了荀玫，他们代代相传，互相关联扶助，身在骗局中的他们不断地在继续编织着更大的欺骗巨网。说到底，这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时代，最可悲的是，这些身陷深渊的人却毫不知情，绝无丝毫的觉醒，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个性。

上述力透纸背的描写足见作者对士林中丑陋人性的熟悉与厌恶之情，对那些附庸风雅、招摇撞骗、虚假伪善，作者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渗透着作者对丑恶事物的蔑视和激愤，通过对丑的自炫为美的否定，揭穿内容上的虚空和无价值。

当然，小说也并不全都是“惟以讥讽诙谐为事”（黄小田评语），在描摹刻画匡超人时，一连五六回的长篇幅，一步步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一位乡间极为孝顺的孩子如何在遭遇景兰江等假名士之后渐变为可厌之人。才出场时，匡超人杀猪卖豆腐，给生病的父亲买鸡、燉猪肚、煨猪蹄，精心照料着家人，这些情节的描摹深刻体现了吴敬梓“无非教孝之深心”，故而“读者切须玩味”“庶不负作者著书本意”（黄小田评语）。对于早期的匡超人，作者不吝溢美之词，不惜笔墨描画匡二相公居家生活的场景，旨在颂扬其孝，而后文写其劣迹斑斑，人性发生巨大变化，则是对现实环境改变人性的客观再现。吴敬梓作小说能“秉持公心”，揭橥境遇的发展变化中的人性，这也可说打破了传统的写法。

小说平实的叙事，简率的白描，彰显了“婉而多讽”的笔墨特色，以吃为媒介和视点，窥探人性，刻画人性的复杂，塑造“圆形”的人物形象，这应是源于小说作者对现实生活独特的观察体验，以及富有创造的表现力，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叙事艺术，才显示出作为古典小说的《外史》正迈向现代小说的进程。

四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审美价值在于其强烈的讽刺性，不过作者似乎对于儒林士子们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同情，所以小说运用喜剧式的表现手法以达到“含泪的讽刺”效果。

比较有趣的是吴敬梓利用吃的世俗描写，有意营造了种种“笑”的喜剧氛围，简要地说这种“笑”可分为三种，当然最主要的仍是书中对绝大多数人物形象的否定性的角度而构成喜剧，比如借用吃饭间众人的毫无顾忌的对话等幽默场面描写以增加讽刺性，像小说第二十八回，作者描写了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三位同僧官为了租房费几番讨价还价之后，又聚在一起吃喝，吴敬梓再次不动声色地施展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写手法，三个“小丑”围绕着“这迸脆的是甚么东西”、是“猪鸟”还是“猪肚内的小肠”等内容进行着粗俗的对话。构成这种喜剧性的客观原因在于形象本身所处的不协调状态，即一种“悖反”，再经由作者艺术处理的“悖反”，造成喜剧情境，从而让读者由喜剧情境引发出具有审美价值的笑，通过笑表现出对无价值事物的优势，进而否定假恶丑。上面所描写的三个人物貌似知书达理的文人形象，实则庸俗鄙薄不堪，作者妙就妙在通过吃饭时的幽默对话，形成喜剧场面。

其实在表面上看似笑的场面隐藏着作者的悲痛，例如祭祀泰伯祠，作者不厌其烦精心记录了仪式全过程，但是庄严崇高之后，换来的却是众人如看马戏一般的围观而已，恢复“礼”与现实的无“礼”形成尖锐的对峙，这不正是作者借着小说暗暗发出的哀号吗？诚如作者吴敬梓本人科场蹭蹬，与其亲友金榘、章晴川等人逐日在半园中相聚而“号呶”，生活于那个时代，人生出路的问题造成了读书人的迷惘和绝望。

当然小说的喜剧场面描写也不全都具有讽刺性，所以第二类譬如虞博士监考放纵作弊，杜少卿无病装病一幅“生死难保”模样辞却征辟，还有他悖逆世俗无视礼教与妻携手外出喝酒郊游等，虽然都是幽默的喜剧画面描写，但并非含有讽刺。尤其是写杜少卿“不合时宜”之举，则是通过笑表现出对有价值事物的认同从而肯定真善美。杜少卿身上的言行表现与当时的一般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处于相悖反的状态，并带有有意玩世不恭，挑衅时代的色彩，从而构成喜剧性情境。

其三，小说借用类似戏剧中的插科打诨，在本应是严肃庄重的仪式中有意造成不协调喜剧性，甚至是闹剧式的滑稽描写。譬如第十四回写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筵上满堂折腾、混乱不堪，先是老鼠恰好在蘧公孙正要点戏奉上“一碗脍燕窝”时掉入碗里，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紧接着厨役见两只狗争抢打落在地的粉汤，气不过踢脱了钉鞋，把陈和甫席上的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和“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打得稀烂，再次打翻“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这种近乎闹剧的滑稽场面，可能喻示后来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志趣不投以及这场婚姻实出于误会。上述种种喜剧场面恰好是关于筵席的描写，而作品中笑的价值，喜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同深刻理性的讽刺相结合，所以说作品的“伟大也要有人懂”。

五

因为小说表现了众多生活场景和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群，所以整部作品就像是描绘十八世纪社会风俗的画卷，内容广阔而丰富。其中在对吃以及与吃相关的细致描写中，再现了淮扬、金陵、苏杭等地区特有的市井生活画面，其反映的深广度较之后出的《红楼梦》也丝毫不逊色。

首先，因为小说内容不少是围绕着科举与八股展开，所以作品透露了明清时期的出版传播的情况。譬如根据第十八回的描写，能详知当时出版选文集的具体流程，以匡超人为例，书店必须负责文集选编者的全部开销，包括住宿、膳食、茶水、灯油等，偶尔也会提供丰盛餐点。该回是说文瀚楼店主人通过马二先生引荐邀匡超人出书选考卷文章，不仅留宿匡超人“午间又备了四样菜”，书店老板对超人说出了条件：“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匡超人大喜，齐评曰：“有小儿得饼之乐。”这里的吃喝描写一笔带过，意在叙述匡超人初涉江湖得以有安身之所，而其小人得志的个性特点也跃然纸上。小说将他与马二先生作对比，马二先生编辑文集要两个月而得银百两，匡超人仅用六天就将三百篇文章批阅完毕，只得谢礼二两另样书五十部，即便考虑年龄、经验、名气等差异，但两人薪金的悬殊仍然透露出作者的有意讽刺。不过通过上述小说的叙述，可知这些八股之士如不是设帐授学，即以编选文集为营生，这应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事实上，通过刊刻出版确能名利双收，譬如晚明的陈继儒、冯梦龙，因为刊刻书籍广为流播，声名鹊起。《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逮社”中，复社陈贞慧、吴应箕寄居金陵蔡益所书店编辑《复社文开》的情形，都证明了十八世纪刻选书籍的出版业不仅与商业经济、城市文化息息相关，在当时还养活了无数读书人，很多诗文、八股之士皆以此为生。小说中马二先生、匡超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十八世纪的苏杭正是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其商业之繁荣，文化之兴盛让其他地区难望其项背，而小说也恰好以这一江南地区为背景，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文化传播状况。

再者，小说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丰富的市井世情，还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营造了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氛围，很显然承载着地域鲜明特色的饮食活动描写就是很好的媒介。例如小说通过屡次描写文人雅士宴集诗会的情形，传递了一个重要文化信息，就是十八世纪的士子聚会常于湖上泛舟的喜好。那些文士可以边欣赏两岸景致，一边觥筹交错，诗文会友。《扬州画舫录》记载：“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画船，掩映出没于其间，诚一郡之旧观也。”^[5]《外史》第十二回“莺脰湖会”，十八回胡三公子等人的西湖游乃至公祠中的宴集，还有第四十一回杜少卿与武书乘了凉篷船游览秦淮河等处的描写，都集中体现了江南地区这一社会风尚。

因为小说里描述了很多筵席画面，人常言“无酒不成席”，故而文中对酒的描写也很简单，多数是斟酒、对饮之类平凡之语。《外史》中的那些所谓名士不可能恢复魏晋人“礼岂为我辈设也”、“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铮铮之言和潇洒之举，小说更多的只是描写市井中的觥筹交错，完全是世俗之气。例如第五十三回写人称四老爷的陈木南受其表弟国公府徐九公子邀请到府邸赏梅吃酒，在瞻园的山亭里几次脱衣烦热难当，此处描写一是呈现出那时士子们生活的真实状态，无非附庸风雅而已，绝无《红楼梦》中宝玉等人踏雪寻梅，围着火炉行酒令赋诗文的高雅氛围；再有就是通过写陈四爷时值隆冬却不知亭子“全是白铜铸成，内中烧了煤火”婉转地透露其与国公府的社会地位差异，这也为他后来借机招摇撞骗埋下伏笔。该节中还细致描绘了人物显示社会地位的衣着，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情。

另外，对于人们的“喝”——啜茗以及茶的礼仪也十分考究，小说中作者绝非泛泛写出，而是遵照民间的礼仪习惯真实再现。小说对何时喝茶，怎样喝茶，啜茗时配怎样的小碟等皆细致描述，充分体现了江南地区的饮食特色。例如小说写南京城里“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诚如杜慎卿评论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六朝古都金陵连喝茶都显出对传统留恋的文化气息，体现着人与自然的融合。小说中很多地方描写人们喝茶必佐以点心，譬如第二十三回，牛浦郎与道士喝茶时配以透糖、梅豆；第二十七回鲍廷玺与季苇萧在仪征的茶馆吃肉包；第三十三回写到杜少卿在芜湖喝茶吃了三个烧饼等等，史料记载“镇江人之啜茶也，必佐以肴”^[6]，不仅仅是镇江，由小说可知，人们喝茶佐以小点心是当时的社会习俗。《扬州画舫录》也记载了明清时期的城市中的茶肆的点心“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杭俗遗风》较完整而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茶肆情景：“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山，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时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7]纵然本小说不足以被视作“百科全书”式的典范之作，也应当是广泛生动展现十八世纪时代社会风俗和世情的佳作。

另外书中如第二十四回、二十五回、二十八回和四十一回等还对扬州、杭州、南京诸地名胜风景、田园风光、城市的繁华等都一一做了细致详尽抒情化的描写。譬如对秦淮河两岸的众多酒楼茶肆的繁荣场景描述与余怀《板桥杂记》所载可相印证：“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8]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之前的众多古典小说中，像《外史》那样在叙事中插入如此丰富的社会风俗描写甚是鲜见，若是研究江南饮食文化和城市经济文化，该小说应是难得的宝库。

六

上文讨论了小说里吃的描写的种种作用，探究了这些描写文字背后的玄机，笔者认为解读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还有最不能被忽视的就是语言文字本身。《儒林外史》中尤其是关于吃的描写语言，虽然看似平实无奇，简而又简，但总能给予人无尽的想象，让读者饱受艳羡垂涎之苦。作者吴敬梓的语言艺术确为后世所不逮，后出的小说难以与之比肩。

具体地说，小说对吃的描写语言极其朴实，并不像后世的《红楼梦》那样细腻，后者往往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出如何经历复杂程序进行制作，从食材的挑选到精细地烹饪，再到筵席时的繁文缛节，都十分考究，非常精致，体现了一种优美的美学风格。但是《外史》中对食物的描写语言却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吸引人，不仅仅是让小说中各色各类人等趋之若鹜，也让读者为之折服，譬如第十九回：“潘三叫切一只整鸭，脍一卖海参杂脍，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脍加味用作料。两人先斟两壶酒。酒罢用饭，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作者仅仅在食物前加上限定性的数量词或简单的形容词，如“一只”、“一卖”、“一大盘”，“整”、“白”等，以最朴实简单的描述来引起读者无尽的想象，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者并不想表现精致的生活，而是为了展现市井的真实，即世俗、简朴和平常。所以对“美食”仅仅作为一种媒介或是因其为生活一部分不得不着墨为之，当然其中蕴含着作者众多的深意，上文亦有所探究。

由于小说是在人们日常生活间表现嬉笑怒骂，很多地方都会有吃的描写，尽管反复出现鸡鸭肉鱼，有的仅仅是罗列一番，但仅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展开描述，却也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也许这就是艺术技巧上的虚则实之吧。例如，众贤人莺脰湖宴集聚会，吴敬梓写道“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不消细说”，虽然无需细说，但读者已心领神会，莺脰湖的风雅聚会实则吃喝玩乐，与魏晋士大夫的喝酒清谈相去甚远，更无关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完全是物欲横流的扩张。

《儒林外史》对生活的反映再现，“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评语），小说叙述的精微曲折同宏富的社会时代内容相结合，值得研究和耐人寻味的地方还有很多，仅对吃的描写就足见吴敬梓的叙事功力和思想的深刻，称其为十八世纪的“伟大作品”并不过分。

【注释】

[1]本文所有原文引文部分包括卧闲草堂评语、天目山樵评语和黄小田评语皆出自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后不赘述。

[2][美]安德森：《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2003年版，第196页。

[3]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同上。

[4]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21页。

[5]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0页。

[6]徐珂：《清稗类钞》，第6329页。

[7]闵宗殿：《茶馆历史杂谈》，《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8]余怀：《余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