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半年后章含之被指派加入北外的斗争

文/潘晓凌　沈亮　供图/洪晃

2008年1月26日，曾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平静辞世，终年73岁。亲属在史家胡同51号摆设灵堂，即日，宽敞的四合院内摆满了花圈。

这座大宅院是民国文人章士钊的家，1959年时由周恩来赠送，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距中南海不到5千米，它的小主人却在4年后，因偶然的机缘，跨入红墙。

红墙内的章含之，从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1976年，章含之与丈夫走出红墙，已被卸去身上所有官职。

作家程乃珊将章含之称为中国最后的“名媛”，无论家世、经历还是气质，她都当得起。

这位漂亮、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章含之在乔冠华墓前。当年的爱情惊世骇俗，阴阳两隔之后，她依然坚守对丈夫的爱情，没有再婚。

章含之的好友、外交部前同事薛谋洪曾建议她出回忆录，在封皮上注明“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绝对热销。章含之摆摆手说：“我这一生，永远是别人的什么人，唯独没有我自己。”

章含之跌宕起伏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位风云人物——章士钊、毛泽东、乔冠华——联系在一起。这往往让后人忽略，章含之在她的几个人生节点上，其实都是由她自己做出的选择。

1935年，一名女婴诞生在上海，她的父母却因社会地位悬殊无法结婚。时为著名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没名分的女孩，更名章含之。进入名门的章含之，从此过上了富足体面的生活，却也失去了平民女子的选择空间。

12岁时，章含之被话剧《水仙花》（改编自《简·爱》）深深吸引，一度想做演员，但遭父亲严词拒绝：“章家不能出戏子！”1953年，高考在即，章含之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做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却又被父亲劝说：“女孩子家学工科不一定合适，学外语倒是蛮好！”最终，她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新生。

入学后，章含之积极加入英语话剧社，排演了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还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扮演苔斯塔蒙娜，在北外轰动一时。

1963年，章含之随父亲赴毛泽东七十寿宴。这次与毛泽东的会面，让她再次远离话剧演员的梦想，开启了身不由己的红墙内人生。

次年元月，章含之受邀每周一次到毛泽东住所教授英语。课后，她时常陪这位特殊的“学生”吃饭、散步、聊天，章含之逐渐接受了红烧肉的油腻，毛泽东也会耐心倾听这位年轻的老师发表对社会近乎“童言无忌”的看法。其时，章含之28岁，“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

半年后，章含之被学生叫停了授课，投入北外的“文革”斗争。其间，她先后两次上书毛泽东，直陈“文革”的荒唐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后人欲理解章含之的这一惊人举动，或许可以在其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字里行间获得信息。

“章老师”的信，没有扭转北外的斗争形势，却成功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她甚至还被指派加入“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章含之和幼年的洪晃在家中留影

1970年，章含之应邀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再次见到了这位阔别6年的“学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章含之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年近古稀，这位传奇女子依然时尚而现代。

1971年，经毛泽东直接点名，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从普通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级而上，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

其时，洪晃（章含之与前夫的女儿）正在上小学，这个日后名噪中国时尚界的“名门痞女”在操场的大喇叭里经常听见母亲的名字跟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后面。老师们开始喜欢找她聊天，在那个年代里，这位“臭知识分子”的子女享受到了极罕见的优待。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章含之只字未提前夫。而这段长达23载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相互表白了彼此的爱意。这位23岁即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才俊，以其出众的才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大会上永载历史的开怀大笑，让章含之爱之深切，矢志不渝。而章含之出众的容貌与举止，也让中年丧妻的乔冠华初次见面便怦然心动。

1973年，毛泽东指示“要培养女外交家”，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再次做出惊人之举，断然拒绝“学生”的任命和即可预见的锦绣前程，选择了外长夫人的身份与接踵而来的跌宕人生。

“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搏于政治，毁于政治。”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历史学者章立凡说。

婚后，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3年郁郁寡欢地病逝，终年70岁。

《炎黄春秋》执行总编辑、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徐庆全相信，章、乔之间是真挚的爱情。在物质匮乏、精神压抑的年代，这位名门出身的上海小姐仍极力维持着生活的品质。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布料，定做服装，但色彩也仅限于蓝、黑与咖啡色。章含之便在细节上动心思，掐点腰、把方领改成圆领，甚至还曾为一件翠蓝色的外套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的灰皮领。

最后的“名媛”和“名门痞女”，母女俩虽然风格迥异，相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1976年是章含之最不愿提及的年份。这一年，政治斗争力量陡然转向，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乔冠华被免去一切党内外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的章含之始终守在丈夫身旁，争回“高干医疗”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在回忆录中，章含之写道：“我的一生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

不论什么时候，章含之保持着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1985年，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这位初次认识的年轻人，50岁的老太太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

2006年，在史家胡同接受凤凰卫视陈鲁豫的采访时，头发花白的章含之身着墨绿色套装，思维敏捷，谈吐优雅。“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她说。

可晚年的章含之，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生活在影响她一生的三位风云人物的影子里。她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为养父出版了《章士钊全集》，10卷本近500万字，2002年，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章士钊墓及铜像；她为丈夫出版《乔冠华文集》，在福寿园为丈夫塑铜像，将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大会上那副著名的笑容定格为永恒；她不断地充实回忆录，积极地为自己的每部新书做宣传，签名售书。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她的悲伤。”章含之的一位好友说，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了许多。即便这样，章含之在公众，甚至是亲友面前还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她的好友说，章含之从来不买衣服，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有一位专职裁缝，每套衣服都精心搭好配饰。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在家待客，甚或在病榻上，她都始终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体面。这已成为她的生活习惯。

女儿洪晃在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写道，母亲写书之前，要买新文具，要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泡杯碧螺春。后来她干脆在青岛买下一套公寓，面朝大海，伏案写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章含之陆续出版了《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的责任编辑均是章含之的老朋友、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他说，章含之的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后者是在前部书基础上的补充，最终结集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部书，一写18年。

有一天，章含之却告诉萧关鸿，不想再继续写这类回忆了，“我的书里始终没有自己”。她开始构思“为自己而作”的英文自传。她的写作一直坚持着，还未完成却被医生查出肺部纤维化。

被呼吸机束缚在病床上的章含之曾对前来看望的萧关鸿说，想去换肺，即使成功率低也要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不能不继续写我的自传”。

半个月后，章含之毫无征兆地离去，留下未竟的书稿与愿望，带走了诸多备受瞩目与争议的历史细节。

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或许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官，但为了爱情，放弃了锦锈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