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朋友
今天去桥囗酒厂看奉化了，一晃他去世都十好几年了。
酒厂的小院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只是比以前破烂了许多。一进到小院里，一股浓郁的曲味、酒糟香气把我带到二十多年前，这个气味我太熟悉了。
他比我大好几岁，家在城郊的丢家垸农场。认识他，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十四五岁。他初中毕业后到农业局种籽公司当了一名看守仓库的临时工，我家住农业局，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并成了好朋友。
他长得有点儿像鲁迅，脸堂方正，梭角分明。他的言语简单，但语气平和从容。经常穿身蓝卡叽布的中山装，冬天脖子上会套个浅米色的线围脖。
在他的房间里放了很多书，都是厚厚的书，有《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还有当时我从未见过的关于尼采、费尔巴哈、叔本华、歌德的一些很另类的书籍，这些书籍我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本身就是个谜团，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一个回乡的初中生，一个看仓库的保管员。
我不知他是用什么在与这些思想、哲学、诗人、精神大师们对话和交流 。相互间的基础天壤之别，跨跃着时空、时代。我想这就是自由的思想，公平的社会，生命的尊严乃至人性的善良与文明，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农工的使然和我们人类社会的必然。
桥口酒厂
在他的小房间里，我经常听他谈论大跃进、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 、阶级斗争。每当这个时候他像换了一个人，因为激动，脸上常常会由红泛黑并一扫往日的斯文。
我是他忠实的听众，尽管他谈论的问题我似懂非懂，间或能引起我的共鸣，接着会跟着他一块儿瞎起劲。因为我敬佩他懂得那么多中国以外的事情，也常常觉得他“反动”因而更加崇拜。
近朱者赤，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开始学着读一些书，有了一些思考，还经常贩买从他那里获得的一些知识，在别人的面前装模作样，那时时兴中山装，左上方的口袋里，我常常插着一支钢笔，还有过插两支的时候。
那时的行为举止如何轻浮躁动，但我仍然视为是荫生理想的摇篮和滋生信念的方舟。倘若我错过他，倘若我混迹街头巷尾，那个年代、那个人生的节点，地狱和天堂都近在咫尺。
他被单位辞退丢了饭碗。为了生计，他干起了鱼贩子的营生。他每天往返二十多公里外的黄山头进鱼，然后在县城的集市上出售。他常常送鱼给那些买不起鱼的老人和百姓，也会不卖给那些出言不逊、刻薄刁难的人，急眼的时候，他会当着你把鱼扔进垃圾堆。尽管鱼贩子的活干得辛苦、挣钱不多，他倒是乐此不疲，津津乐道给我讲他鱼市的经历和见闻。
几年后他到这个小酒厂当了厂长，说是酒厂，其实就是农场的一个酿酒的小作坊，小酒厂那时已快倒闭，他一来硬是弄得还挺红火，但他的生活依然平淡和清贫。
十几年后他得了肝癌。那年，我回老家过春节，那天清晨，我接到他爱人的电话，嫂子告诉我说奉化不行了，我急忙赶到他家，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我紧握着他的手，我感觉他在用力拉我的手，似乎他有话要跟我说。
拉二胡的人
我离开家乡这些年，每次只要回老家，我们哥俩一定要见面长聊才算过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价值观的改变，对他的认知却从未改变，依然觉得他还像一块掩藏在荒野草丛里的金子：独立的思想、鲜明的人格、铮铮的风骨、普世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显得弥足珍贵。
嫂子在旁边告诉我，奉化清醒时跟她说一定要见到我，并留下嘱托，他死后把房子卖了，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上，他说借钱的时候人家一个盹儿都没打。
那是好几年前他找我借钱，说想做黄麻种子生意缺本钱，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给了他在当时还算很大的一笔钱，因为生平他第一次向我借钱，他一定是遇到坎儿了，结果这次生意连本钱都赔了，他告诉我钱一定会还上的，我安慰他没关系的，不用放在心上。
结果他临死都没忘记这件事。我对嫂子说：“这钱我能要吗，你们卖了房今生我还能安生吗？！”
酿酒的车间里，今天没有工人干活，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蒸酒的锅里袅袅冒着几缕淡淡的热气。
几乎是含着泪，我按动着快门，仿佛我和他又在此相遇了，畅谈我们那些乌有、虚妄的幻想和远景。
我在追忆，思索、寻找那个农民出身的严奉化，那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在历史的长河里他是那么渺小，算不上个人物，除了他的亲人们，人们不知道，不会记得他是谁。
他就像一粒沙砾，埋没在我们追求文明的岁月中，铺筑在大地上，但仍与我们同行。
等待
笔架湾的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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