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郁达夫

死是全部的生物必须经过的最后的一重门，但我们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仿佛对死这一件事情，来得特别的怕，因而在新年里，在喜庆场等地方，大家都不敢提到这一个字，以为不吉。其实我们人类是时时刻刻，日日年年，在那里死下去的，今日之我，并非昨日之我，一刻前之我，当然不是现在的一刻之我了。死，怕它干吗？照英国裴孔（1561—1626）说来，人对死的恐怖，是因见了临终的难过，朋友的悲啼，丧葬的行列，与夫死相的难看等而增加，正如小孩的恐惧黑暗，会因听了大人的传说而增加一样。伟大善良，有作为的人，是不怕死的。裴孔在他那篇论死的文章里，并且还引了许多赛乃喀、该撒、在诺的话在那里，教人不要怕死，教人须做好人，做事业，热心于令名的流传。但我想写这一篇论文的裴孔自身，当伤了风，睡在他朋友家里的冷床之上，到了将死的时候，一定也在那里后悔的，后悔着不该去做那一回冰肉的试验，致受了寒。哲人中间，话虽说得很透辟，年纪虽也活得相当的高，但对于死的恐怖，仍旧是避免不脱，到后来仍要去迷信鬼神的，很多很多。尤其年老的人，怕死更加怕得厉害，这只须读一读高尔基做的托尔斯泰的印象记，就可以晓得这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对死是如何的恐怖了。

厌世哲学家爱杜华特·丰·哈尔脱曼，从科学的生物学的研究，而说到了人的不得不死。教人时时刻刻记住，生是偶然，而细胞的崩溃，与肉体的死去，却是千真万确，没有例外的。在这教训里，当然是可以使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并不是在说，人横竖是要死的，还不是猫猫虎虎地过去一辈子就算了。反之，因感到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故，加紧速力去用功做事业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原是死对人类的一种积极的贡献。再退一步说，假使中国的各要人，都能想到最后是必有一个死在那里等他的话，那从我们四万万穷苦同胞身上所绞榨去的一百三十万万的公债，及不知几千万万的租税等，都不会变成私人的户头，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了。人是总有一死的，要昧尽天良，搜括这么许多钱干吗？这岂不是死之一念，对人类的消极的贡献？可惜中国人只在怕死，而没有想到死的必不能避免。厌世哲学，从这一方面看来，我倒觉得在中国还有大来提倡的必要。从厌世哲学里，必然要演绎出来的结论，是自杀。善哉，叔本华之言，“自杀何罪？”人之所以比上帝厉害的地方，就在上帝要想自杀，也死不成功（因为神是永生的），而人却可以以他自己的意志，来解决自己的生命。既然入世是苦，生存是空的时候，那自杀也不过是空中之空罢了，罪于何有？吃白食的宣教师们说自杀是罪恶，全系空谈，不通的立法者们，把自杀列入刑条，欲对自杀者加以重刑，尤其是滑稽得可笑。一个对死都没有恐惧的人，对于刑律的威胁，还有一点什么恐惧呢？

不过自杀既不是罪恶，而人生总不免一死的话，那直截了当，还不如大家去自杀去罢，倒可以免得许多麻烦。厌世哲学的真义，是不是在这里？这我想不但哈尔脱曼没有说过，就是厌世哲学的老祖宗叔本华也不在那么想的。否则像猴子似的这一位丑奴儿，何必要著他的《想象与观念的世界》，何必要见英国诗人贝郎而吃醋，何必要和他娘去为争财产而涉讼，何必要和一个同居的女裁缝师去打架呢？人之自杀，盖出于不得已也，必定要精神上的苦痛，能胜过死的时候的肉体上的苦痛的时候，才干得了的事情。若同吃茶喝酒一样，自杀是那么便利快乐的话，那受了重重压迫的中国民众，早就个个都去自杀了，谁还愿意去完粮纳税，为几个军阀要人做牛马呢？

快乐的自杀，有是一定有的，猜想起来，大约情死这一件事情，是比较其他的死来得快乐一点。“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还不算情死，绿珠、关盼盼、柳如是等，也算不得情死，至于黄慧如、马振华等，更不是情死了。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在想象中出现的，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这从肉体的方面着想，大约一定是同喝酒醉杀，跳舞跳杀是一样的结果。其次在史实上出现，而死的时候，男女两人又各感到精神上的快乐的，大约总要算德国的薄命诗人亨利·克拉衣斯脱（HeinrichvonKleist 1777—1811）和福艾儿夫人亨利爱戴（FrauHenrietteVogel）的情死了。当这快乐的耶稣圣诞节前，且向大家先告个罪儿，让我来把这一出悲壮的大戏剧的结末，详细说一说，权当作这一篇短文的煞尾罢！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选自《郁达夫文集》八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