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为归”与“向死而行”

三、“以死为归”与“向死而行”

“死亡”这个人生之谜，涉及到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艺术等众多领域。面对死亡这个人类无法摆脱的神秘力量，西方文化自古希腊起，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追问。

柏拉图表达了灵魂的轮回或不朽的信念：

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一个时候有一个终结称为死，在另一个时候又再生出来，但是永远地不会消亡^[1]。

怀疑主义哲学家皮罗对死亡抱着怀疑的态度和立场，认为“生与死之间并无分别”^[2]。他们都采取了双重的态度，一方面根据理性的判断，认为死是现实的客观现象，人必然要死，这是把死亡当做知识问题；另一方面，受情感因素的支配，宁肯同知识发生冲突，也乐于相信灵魂不死、生命永恒。这里掩盖不住对死亡的畏惧和恐慌。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哲学家同庄子较为相似，较直接地思考了死亡的本真意义和伦理价值。尔后的古罗马哲学家，如卢克莱修、爱比克泰德、贺拉斯等继续展开了对这一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如伊壁鸠鲁认为：我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不存在。而作为古典型艺术的理想形式——希腊的悲剧和雕塑都是将死亡作为表现的主题。基督教文化则更是旗帜鲜明地把死亡推到人类精神的前台。

现代西方对死亡的研究，相对地排除了灵魂不死或生命轮回等带有宗教色彩的死亡观念，在科学地分析论证死亡现象的基础上，更多地从生命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死亡问题。叔本华可谓是西方现代较早地对死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宇宙世界是作为意志和表象而存在，自然界只是现象，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人生总是充满着痛苦和失望。只有否定生活意志，才能让人得到解脱。叔本华说：

宇宙意志是邪恶的意志，统统是邪恶的。无论如何是我们的全部永无止境的苦难的源泉。苦难是一切生命必不可少的……本能驱逼人繁育后代。繁育后代又生出苦难和死亡的新机缘；这便是性行为和羞耻相近的理由。自杀是无用的；轮回说即使按本义讲不是真的，也借神话形式传出了真理^[3]。

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充满着悲观消极的色彩，他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生存幸福的内涵，只将生存视为一场空虚，生存之所以空虚，就在于个人所拥有的极其有限，人类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既然这个矛盾无法得到解决，那么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都将归于空零。叔本华就是把空虚与死亡作为他的生存哲学的逻辑起点，生存摆脱不了痛苦与空虚，只有死亡可以将一切消解掉。个人的生存时间是有限的、有终点的，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没有终点的，这个矛盾人永远无法解决。人只有通过否定生命意志，研究哲学，从事艺术，才能达到佛教的涅　境界，获得一点安慰。

与叔本华相比，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死亡的分析较为乐观和积极。他把死亡视为人生的一个积极的因素，认为生存的实现是以死亡为条件的。死亡意味着现象的消失，意味着离开实存而进入到可能的、纯粹的超验界中去。正是在死亡这一边缘处境，才可以领悟到生存的某种局限性，从而提醒我们设法改变和克服这些局限性，使生命的实存状态更为理想和完满。他说：

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的前途的关系掌握在自己手里了^[4]。

他不仅对死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而且也对维护自我的尊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逃避生命最初看来可能像是胆小害怕，但是只要人被迫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除了死亡和恐怖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眷恋生活，那么追求死亡就可能是无所畏惧的^[5]。

萨特对死亡的看法是和自由问题密切相联的。他的自由观认为，人只是存在着，存在决定人的本质，而不是本质决定人的存在，因此，人应该是自由的，也只有自由才能使人的本质得以实现，成为可能。萨特指出：

人的自由活动本身，并不受死亡的限制，它正像人的出生一样，是一种绝对偶然的、荒谬的、不可理解的东西。正是人活着，才能感觉到死亡。死亡的意义是自由的生命给予的。因此，死亡也是以自由作为前提而存在的东西，是自在的东西。它是自由自己设定的外面的界限。而当它一碰到这个界限时，存在消失了，死亡也消失了。自由者作为自由者仍然是无限的^[6]。

死是人的生命的终结，但死不是人的目的。死是一切可能的不可能，是对一切自由选择的否定，因为可能是人的选择的可能，死本身不是被选择的，所以死不是我的可能，不是我选择和期待的东西。死自身是不确定的，它不能限制别的东西，因为要限制别的东西，其自身首先应是确定的。因此，死不能限制人的自由。死不是在存在之内，而是在存在之外的东西，因为死把一切存在变成本质，即变成曾经的存在。死仅仅意味着终结，是使一切可能落入一种未定的状态。当死到来时，自由终结了，死作为一种设想的限制失去了限制对象。“人们能等待一种特殊的死，而不能等待死本身。”^[7]面临死亡的人都在进行选择，不是选择死本身，而是选择一种“特殊的死”，即死的意义。我并不是为着死而去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人。死不能决定人的自由，而是自由给死规定意义。死亡可以剥夺人的肉体生命，但夺不走人对死亡的自由和无畏的态度。

海德格尔是从本体论、生存论的角度来探讨生死问题的，他使西方的死亡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德格尔的死亡论具有超越的性质，他把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和生存方式，以死来规定生的价值和意义，把生与死真正地统一起来。海德格尔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向死的存在，生存便意味着必然地走向死亡，在主观体验的时间上，每一刻的存在都是死亡。“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8]“此在”（Dasein）是指“人的在”。生不是已经过去，死不是尚未到来，实际的此在以生的方式存在着，又都以生的方式在向死而在的意义上死去。“此在作为被抛在世的存在向来已经委托给了它的死亡，作为向其死亡的存在，此在实际上死了，并且只要它没有到达亡故之际就始终死着。”^[9]海德格尔把“烦”、“畏”、“死”作为构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内容，而其中又把“死”作为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他说：

向死而行，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在先行者把这种能在揭露出来这回事中，此在就为它本身而向着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展着自身。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己的能在上去，这就是说：能够在如此揭露出来的存在者的存在中领会自己本身：生存^[10]。

也就是说，人只有面临死亡时，才能最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死是非存在、虚无，面临死亡就是面临非存在、虚无，是由存在转为非存在。人的死是最本己的，不可替代的。当一个人濒于死亡时，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惟有自我存在着，谁也帮不了我。此时，人才会把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让自己真正凸现出来，明白自己与其他存在者的不同，懂得生与死的区别，这时人会突然醒悟，真正清楚了生的意义，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使自己成为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11]。也可以说，死是人们的存在的最高的可能性。

庄子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生与死是同步进行的过程，即生的过程也就是死的过程，在开始生时也开始了死。庄子所讲的“生死一体”、“生死一条”，就是把生死视为同一个过程。庄子对生与死的本质分析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死亡论”，有着根本上的一致，他们都是把“死亡”视为一种生命现象，视为一个过程；都从生存的终极意义上，赋予了死亡以积极的意义。庄子的“以死为归”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行”，用不同的话语表达了共同的智慧，既是对生死变化最本质的揭示，也是对待死亡问题最为乐观的态度。尽管海德格尔的“向死而行”更具有思辨性，论证更为缜密，但庄子的“以死为归”作为东方式的生死智慧，显得更为幽默和浪漫，对待死更豁达，对待生更潇洒。就对现实人生的启迪意义而言，庄子的生死论更明快、旷达，可以说比海德格尔的“向死而行”略高一筹。尤其是庄子继承了中国道家的思想传统，把个体生命纳入到天地自然的大生命之中，让生命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最终实现了对生死界限的超越。庄子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是留给人类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