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终结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死神的脚步慢慢靠近托尔斯泰时，我们伟大的思想家能否在这最后的时刻化解他心中的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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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了时代与社会背景。

他的面貌很有特点，由于这特点，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阔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密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从20岁时的粗暴狂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呀！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所隐蔽。

他说过：“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读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决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黑暗重重，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力的衰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1906年时，托尔斯泰对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产生了怀疑——他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新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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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托尔斯泰相信未来的坚定决心。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信奉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了要模仿欧洲，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这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格鲁吉亚人，刚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了。即使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刹那设法长成一片森林。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但要长成一片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虽满载荣誉，却势单力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活》，还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的主义；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的企图。

“不应该互相迎合，而应当全体去皈依上帝……你说：团结了，将更好办……什么？为工作，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们却只有孤独才能达到……为互相联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唯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

这也许是可以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他的幸福保证到何种程度？但他是逃避歌德所推崇的清明宁静的，并对它满怀反感：“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调和正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

他曾说：

“我时常想象着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最初是革命党，继而是平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侣，以后又成为无神论者、家庭中的好父亲，终于变成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他什么都尝试，样样都放弃，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无闻地死了。在死的时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这是一个圣者啊！”

那么，信心那么丰满的他，心中还有怀疑吗？——谁知道？对于一个到老身体与精神依然健壮的人，生命是决不能停留在某一点思想上的。生命必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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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语气，强调了孤独的信仰并不能保证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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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文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埋下伏笔。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们的交往证明他对于俄国革命党的意见已经改变了。

至此为止，他所一向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残忍、隐瞒罪恶、行凶、自满、虚荣。但当他更迫近地看他们时，当他看到当局如何对待他们时，他懂得他们是不得不如此的。他佩服他们对于义务具有高尚的观念，整个的牺牲都包括在这观念中了。

但自1900年起，革命的潮流开始传布扩大了，从知识分子出发，它侵入民众阶级，暗中震撼着成千上万的不幸者。他看到无数的饥荒者在彷徨流浪。他和他们谈话，发现他们胸中的愤恨而为之骇然。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破产了，铤而走险地走上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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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托尔斯泰对当时统治者的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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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表现出了托尔斯泰的妻子对他的深深爱意。

“将来在现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与汪达尔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蛮人，并非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近旁的村落中与大路上养成的。”

亨利·乔治曾经这样说过。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说：“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么赋予宗教情结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限度，如在欧洲已经大为发达的舆论与法度等。”

托尔斯泰时常收到这些反叛者的书信，抗议他的不抵抗主义，说对于一切政府与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以“复仇！复仇！复仇！”之声。但当他看到哀哀啼哭的穷人家中，牛羊釜锅被抢去的时候，他亦不禁对着那些冷酷的官吏痛加鞭挞。

他一生都在期待爱的世界的来临，而在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闭着眼睛，满怀惶惑。更为惨痛的是，当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般真切的意识，却要承认自己的生活和他的主张还有些矛盾。

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他的夫人不了解他的道德信仰，感到深切的苦痛。他看到自己不被他的伴侣懂得，痛苦亦不在于她。可是她爱他的仁慈，爱他心地的纯洁，爱他坦白的英雄气概；窥见“他走在群众之前，指示人类应取的途径”。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的教籍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她将分担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苦难，但她对于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为相信；而托尔斯泰亦是那么真诚，不愿强令她佯为信从。因为他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完全的不信仰与不爱。“如果上帝假作爱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的。”

和他的儿女们，龃龉似乎更深。“在饭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竟不大遮掩他们的烦恼与不信任”。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儿中的一个，他最爱的玛丽亚，那时已经死了。

他为了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也为了不得不敷衍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世界上到处有人来访问他，那些美国人，那些趋尚时髦的轻浮之士使他非常厌倦；他亦为了他的家庭成员所强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恼。

他懊恼地说：“我的活动，不论对若干人士显得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离开上流社会，但又不能与他们的生活分离——分离就能使他得以摆脱敌人们的攻击，避免说他是伪善的，说他言行不一致吗！

再没有比1897年6月8日他写给妻子的信更能披露他的热爱与苦痛的心灵了：

“长久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与习惯。迄今为止，我也不能离开你，因为我想我离开之后，我将失掉我能给予你的和还很年轻的孩子们的小小的影响，而且我将使你们大家非常难过。但我不能继续如过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有时是对你们的抗争使你们不快，有时我自己陷于我所习惯的周围的诱惑与影响中间不能振作。我此刻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60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愿将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非奉献给玩笑、说幽默话、胡闹、打网球。在这70岁左右的年龄，我在整个心魂的力量上愿静穆、孤独，即使非完满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与良心之间争斗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或者就在我应当实行我的决心的时候就没有实行。因此我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难过。尤其是你，索菲娅，让我走罢，不要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对你有何不满……相反，我满怀着爱与感激来回忆我们三十五年来漫长的共同生活……你对于我，对于世界，你所能给予的已经给予了……但在我们的生活的后半部，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我改变了，可这既非为了享乐，亦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责备你丝毫没有跟从我，我感谢你，且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想起你对我的赐予——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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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直白的语言，直接抒发了托尔斯泰对妻儿有些不舍和内疚的痛苦。

“我离开你这事实……”实际上他并未离开她。可怜的信！对于他，写了这信似乎已足够，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决心。但……写完了，他的决断的力量也用尽了。他只要在一刻之后，看到他要离开家里的一切时，他便感到他不能，他不能离开他们了。他衣袋中的信，就此藏在一件家具内，外面注着：

“我死后，将此交给我的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走的计划至此为止。

这是他的力的表现吗？他不能为了他的上帝而牺牲他的温情吗？——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更坚决的圣者，会毫不踌躇地摒弃他们与别人的感情……怎么办呢？他绝非是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吧。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羞愧，但我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吧，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助我啊！我为了我们大家都彷徨失措而心碎；而当我竭尽全力想超脱地狱时，当我每次堕入歧途时，你们却不予我同情，反指着我说：‘看吧，他亦和我们一起跌入泥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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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托尔斯泰对自己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令人感动。

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

“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我所思想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不愿，而是因为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总是磕磕绊绊，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会显得不可信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这样，他为良心的责备所苦，为他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无声的埋怨所抨击，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蹰不决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爱与上帝之爱间徘徊。直到一天，一时的绝望，或是他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迫使他离开了家。在路上，他一面彷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道院的门，随后又重新起程，终于在途中病倒了，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在他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他在号啕的哭声中说：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这是1910年11月20日，清晨六时左右——“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

战斗结束了，这是一场悲剧的光荣的争战，一切生的力量，一切缺陷、一切德性都参与着。一切缺陷，除了一项，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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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托尔斯泰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精神。

最初是醉人的自由，在远处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里互相摸索冲撞的情欲——爱情与幻梦的狂乱，永恒的幻象。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这骚乱烦闷的青春时代……接着，婚后最初几年中的恬静。爱情，艺术，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最高期，笼罩了整个人类的境界。他统治着这一切，他是主宰，而这，对于他已不够了，他把目光转向天空：

“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

这是他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所写的句子，《忏悔录》便是这时期的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屡次堕在地下折断了翅翼，而他永远坚持着。他重新启程，居然“翱翔于无垠与深沉的天空中了”，两张巨大的翅翼，一是理智，一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他所探求的静谧。“天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托尔斯泰在天上仍旧激起他热情的风波，他在他的舍弃中灌注着与他在人生中同样的热情。他所抓握着的永远是“生，为了生而疯狂，为了生而陶醉”。他对于个人生活的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的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唤引的灵魂的平和，并非是死的平和，而是那些在无穷的空间中热烈地向前趋奔的人们的平和。于他而言，愤怒是沉静的，而沉静却是沸腾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限于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而向一切巨大的偶像施行攻击了：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他痛骂它们，把他们攻击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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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衬手法写出了托尔斯泰对真理的坚持。

世界上曾时常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他的反叛在他对于自然的爱慕，在他对现代社会的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的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

但这两颗心灵毕竟有极大的差别，托尔斯泰的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而卢梭的《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

“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过去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的利益。”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最终放弃了，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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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手法显示了托尔斯泰的伟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诚实之风的谦虚，这是卢梭未认识到的。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的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的圣皮埃尔、罗马的加尔文。而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

对世界的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的生命，那便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的肉搏——真理与爱。

真理，是在他兄弟死后，一切都毁灭了的时候所仅存的东西，是他崇拜的唯一的对象。

但不久之后，“残酷的真理”于他已不够了，爱夺占了它的地位。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活泼的泉源，“他的心魂的自然的境界”。

爱是“力的基础”。

爱深入真理这一点，成为他在中年所写杰作中独有的价值。若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无论这种态度是如何伟大，它总缺少光明的存在！必须要有心的光明！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现身在每个生灵的内部，且用他们的目光去观察，在最下贱的人中，他亦会找到爱他的理由，使我们感到这恶人与我们中间亦有兄弟般的情谊联系着。通过爱，他参透了生命的根源。

但这种博爱的联系是难以维持的。人生的现象与痛苦对于我们的爱显然是一种打击，为了拯救这爱，拯救这信念，我们不得不把它超临人世之上，以至它有和人世脱离一切关系的危险。但——他锐利的慧眼看到现实的残酷，可是热烈的心永远期待着、锻炼着爱，他为了心之所感与眼之所见的不断的矛盾感到痛苦。

我们大家都体验过这悲剧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或不看或痛恨的轮回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认识文字的美妙和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项真理的时候，感动得为惨痛的情绪所拗苦—此种情形何可胜数！在现代的谎言中，在文明的谎言中，这健全而严重的真理，犹如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一般被需要—而我们发现这空气，为多少肺所不能忍受，为多少文明所残害，或只为他们心地的慈悲而变成怯弱的人所不堪忍受！这使人骇而却步的真理，我们可毫不顾虑这些弱者而在他们眼前暴露吗？有没有在高处如托尔斯泰所说的一般，一种“导向爱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容忍以令人安慰的谎言去欺骗人，如皮尔·金特用他的童话来麻醉他垂死的母亲？……社会永远处在这两条路中间：真理或爱。它通常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把真理与爱两者一起牺牲了。

托尔斯泰从未欺妄过这两种信心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这是一种从高处射下的光明，一道神恩普照的光彩照在人生上，可是已不再与人生融合。他不依了神而生活，他依了世俗而生活。即使爱，到哪里去抓握它呢？在他不同的面目与矛盾的系统中如何加以辨别？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或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彷徨。

解决之道是什么？他不知道。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批判他吧。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真理，他们确信。在这些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感伤的人，是不足为训的。无疑的，他不是一个他们所能追随的榜样，没有相当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富有虚荣心的优秀阶级，亦不属于任何教派——他既非伪善者，亦非如他所称谓的犹太僧侣。他是自由基督徒中最高的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都在倾向于一个越趋越远的理想。

托尔斯泰的话并不是说给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听的，他只说给普通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和为我们不敢加以正视的自己心中的声音。而他对于我们，亦非是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兄弟”。

阅读鉴赏

文中运用了语言描写、直抒胸臆等多种艺术手法，将托尔斯泰一生的奋斗史在读者眼前进行了回放，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坚毅的老人，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言辞激亢、奋笔疾书，那不仅是他对社会的呐喊，更是人类不断探索与进步的缩影。

知识拓展

-托尔斯泰作品的创作背景-

托尔斯泰从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受难的真实原因。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如在自己作品中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注释】

[1]龃（jǔ）龉（yǔ）：不相投合、抵触。

[2]蕴（yùn）藉（jiè）：藏在其内，隐藏而不外露的意思，多形容君子气质。

[3]裸裎袒裼（luǒchéng tǎn xī）：脱衣露体，没有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