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肯定者最终的奇迹

生命之肯定者最终的奇迹
——闻一多殉难的文化意义解读

黄曼君　梁笑梅

2006年7月15日是闻一多昆明殉难60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纪念这种牺牲，因为他的牺牲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已是一种提升。更重要的是，闻一多这样的人并不仅仅属于过去，他们来自过去而又时时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一种激励我们的力量，他们的存在标志着仍有某种诗性的光辉在我们的中间。

作为一位文化巨人，闻一多不仅属于文学，更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存在，闻一多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如果我们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几个方面，深入细致地探讨闻一多殉难的意义，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用生命来写诗、把生命写成诗的人。

政治文化意义：“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闻一多之死对我们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千古文章未尽才”是闻一多留给后人长久的遗憾，事后理性主义者或者会为他惋惜：如果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洞察政治的险恶，那么，他一定能赢得更多的生命时光。然而闻一多并非一个进入他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且没有控制自己激情和冲动的知识分子，更非一个如同玩火时被政治之“火”烫伤了鲁莽心灵的小孩，不是由于某种本能的冲动和迷狂的信仰，因此闻一多之死绝非知识分子不审慎地介入政治后的悲剧。

政治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显要的位置。闻一多对黑暗反动势力最终以死相拼的决绝态度，受着20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特定语境的支撑。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1]显然，这里更关注的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对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的作用。应该看到，心理、态度、感情等都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政策，但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会在人们心里投影并形成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对人生选择施加影响。

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亚政治文化”，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政治文化”，这时政治文化是一种非整合模式形态。多头政治尖锐对立冲突的时代，在权力主体的政治高压之下，权力客体自发形成政治文化反弹，普遍存在“政治文化心理”。不仅是左翼，即使是由胡适、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也同样具有较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国民党虽然在“四·一二”后掌握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但由于他们在事实上并未能调和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关系，各种“反权力政治文化”在公众对于权力政治文化的普遍不满中迅速增长。大革命后，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郁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闻一多的政治激情也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也是时代的一种普遍焦虑，因为那个视野里是生死存亡的景象。当时文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可低估的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之下，许多作家在这种巨潮中开始思想创作上的转变。政治文化体现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我们不能把政治文化简单地理解成“政党国家政治”，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写作可能”并不是存在于某种失去活力的“纯文学”中，而是存在于文学的“再政治化”中。“不是应该规避政治，而是应该充分增强久已匮乏了的政治自觉，在新的社会现实中重新进行‘再政治化’，也许，这正是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较为可行的重要路径。”^[2]

历史地看，闻一多的人格确立在五四时期，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圆。闻一多的文化性格、全部著作和人生道路，闪耀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灿烂光辉。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是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宗法小农的民粹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面向20世纪世界新潮，具有进取变革精神的开放型的爱国主义。时代大潮的激荡和殖民地城市的饿殍，使他恨透了社会的不公，造就了他积极进取，与不合理社会制度搏斗的人生追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他爱国主义诗歌创作的重要来源，美与丑、崇高与卑微、忍耐与反抗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诗人把自己这种感情比喻为“没有爆发的火山”。实际上，这股火早已在他1923年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中迸射而出，1928年他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这“火”在其中炙燃。他以“红烛”为代表的前期诗歌意象群中已经开始出现“死亡”的意象，但他重在追求生命的永恒和伟大，在肉体不能永存的前提下追求精神的不朽，死亡有了自身以外的价值：“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

在20世纪20年代，诗人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妨碍了他跟人民革命主流的结合。闻一多还倡导以审美教育来完善人性，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阶级意识和物质力量的局限，使他不满现实但没有勇气以革命的手段来改革现实，只能采用改良的方法，通过审美活动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使他不能完全看清前进的方向，从而表现出一段时间长久的异常的沉思与沉默。闻一多祈祷一个“奇迹”的到来。这个炼狱时代促使他人格提升的完成，除自我解剖的形式以外，更多地表现在闻一多已从五四时期的“我爱中国是因他是我的祖国”那种朴素的情感状态上升到理智状态，即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和对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探索。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也渗透了爱国主义的热情，他企望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开掘改造现实社会的精神力量。但文化研究毕竟不是改良社会的直接力量，当他发现自己研究的动机和现实并不一致甚至背离时，他开始以一个“战士”的身份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不再仅仅耽于“精神的批判”，而且开始向往壮烈的“武器的批判”。他终于“从沙龙书斋走上街头，从狭小的个人兴趣走到关心人类的生活，立在时代的尖端嘶声呐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支火炬”。^[3]自抗战后期起，诗人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他的殉难包含着显在的类似宗教的道德激情，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诗人身上的道德激情已经转向为一种国家政治激情。闻一多以“预备死”的精神，决心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闻一多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他的政治取向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由对政府的失望而导致的一种政治情绪。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也是为了追求“民主”和“进步”，为着开拓“人民的世纪”，因此，闻一多不仅仅是为某种政治诉求而死。今天看来，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就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意味着闻一多反对整个国民党，他所怒对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能够怒对这样的手枪，恰恰说明闻一多是个真正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思想文化意义：“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中西合璧的文化根基不仅决定了闻一多的个体信仰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成为他人格精神的底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闻一多恐怕是寻找宗教行动力量最激进的一个。20世纪40年代他发表了《从宗教论中西风格》，文章集中了他对宗教的思考。闻一多认为，一种健全的民族精神必然与宗教精神分不开，而中华民族的衰败正在于缺乏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宗教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振奋更为重要。也许这里过于夸大了宗教对一个民族兴旺的绝对意义，但作为一种宗教观，出现在他殉难前两年的1944年，本身就表明它既是一种自我的人格观念，也是一种社会理想的概括。

儒道佛的文化碰撞与兼容结合，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里，主要体现为一种生态哲学，实现人的潜能与天性，是它们共同的生态目标。儒，使人超越自身，立德、立功、立言，在实现社会的稳定统一与发展中，趋向与天统一的超越境界。道，使人超越现实的名利与规范，率性随心地和合于自然。佛，使人超越今生今世的生死之苦和天道轮回之运，实现涅槃的自由。这既是理想的生存境界，又为人的生存实践提供了文化模式。儒道佛三家的生死观，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在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上，闻一多人格中特别潜藏着楚骚文化的基因。楚骚文化以其儒道精神融合互补为特征，充分体现了南方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和蓄积力。闻一多的人格中有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追求，也有着道家的洒脱不羁、激越求真的个性意识，同时还有着屈原的品芳志高的人格修养，真心真灵的浪漫气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守人格，以死抗争的浩然正气。

同时，在闻一多身上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作为西方文化两个源头的古希腊文化的人本主义因素，古希伯来文化的献身、忏悔和形而上生命追求的因素。闻一多始终将了解宗教视为必要的修养，实际上对西方宗教文化的了解构成了闻一多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闻一多曾经皈依过基督教，他在留美时给梁实秋的信中就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我要替人们consciously尽点力。”^[4]耶稣是作为一种献身人格和爱的人格被中国作家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思想基础。耶稣之于闻一多人格、情感的影响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

毋庸置疑，闻一多的思想中很好地结合了中西宗教哲学的精华，尤其是在生死问题上。闻一多的殉难本身就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突出表现在为理想而生和舍生取义。这种状似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活法，其实源于对生命质量的自觉追求，对生命更高层次的热爱，这就意味着抉择有价值的“生”与“死”。终极关怀和他的生死观是分不开的，闻一多将生死问题置于终极性价值关怀之下而消解了生死的尖锐对立。他终于发现比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人民大众，比生死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再造和民主自由社会的实现，关于生死的沉思终于找到了最根本的依托，这就是闻一多的终极关怀，也是民族精神在历史个体上的投影，这样的终极关怀支撑着他近于平静地对待死亡。闻一多的生死观具有终极性又具有现实性，超越生死既是境界，更是事实。

在闻一多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在云南大学致公党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大会上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当时，闻一多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讲演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彰显和自豪。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他已经有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闻一多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殉难行为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自行了断生命，那带有或多或少被迫的意味，而是在不必一死的情况下义无反顾，放弃沉默和逃离，坚决果断地选择了死亡。闻一多的生死抉择不再仅属于政治历史的范畴，它唤起我们的道德感，从而唤醒我们心中对人格崇高美的向往。对于一个视自由民主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来说，自由民主的毁亡，几乎等于摧毁了他的尊严和人生价值。闻一多在1944年《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一文中，诉说了他的追梦：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由的生”，敌人可能给我们选择的是不自由和死，假如我们偏要自由和生，我们便得到了自由的生，这便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闻一多的被杀，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一种对生命的极端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人的生命意识达到一种笑对死亡时，人格已升华到宗教境界。闻一多赋予死亡以人格道德的力量：“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死》)

当然我们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回到闻一多，而是要在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中建立人生的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海德格尔就此为人们指出了终极关怀的新方向：人的存在最本己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最高的真理就是从在场的存在中把握不在场的无，从而实现终有一死的有限者通达作为世界之世界的关怀。”^[5]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审美文化意义：“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

中国人将审美境界确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并在“善”(道德意识)与“美”(审美意识)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6]艺术是审美文化的最高形式。闻一多认为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艺术要求。闻一多是一个把批判理性融于理想理性的作家，他笔下的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写死终究是为了生，写一份对生的热爱和敬仰，不是消极地化解，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是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闻一多的诗歌中有不少的篇目直接与死亡有关，在他的审美体系中占据了接近核心的位置。在他传世的一共不到100首的诗作里，在主题上明确涉及死亡的，就有《红烛》、《李白之死》、《剑匣》等十几首。另外还有一些虽不明确指涉死亡但在具体诗句中对死亡有所描写，如《爱之神》和《心跳》。诞生于荆楚文化之乡的闻一多具有强烈的文化思辨及生死意识的思索精神，加之留学异国的经历，以及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更促使他对生死问题作深入的思考。“死亡意象”扭结在他前后期的意象群中，闻一多将其对生死意识的思考和理解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构造了一个文化及精神特征相当突出的意象世界。闻一多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对生存情状的观照，对生命毁灭的感叹，对生死关系的体认，都通过“死亡”意象再次深化。死亡这丰富而且危险的东西使闻一多的诗歌充满矛盾张力和更为尖锐、纵深的撼动力。

死亡是一种神秘的美丽。闻一多深受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立志作“艺术的忠臣”。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领袖，对诗歌形式美学的超凡贡献，也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对死于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颂，对色彩的甚于一切的赞美，这些都较为突出地表现了他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使死亡走向了一种唯美的表达。所以，闻一多笔下的死，让受众体会到一种神秘的生命境界。此时他不只是死亡的旁观者，认为死是美的所在，不惜以死亡来追求艺术之美。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

死亡还是变幻的色彩。闻一多以画家的眼睛观察世界，又以画家的技法书写诗文。闻一多早期的生命和死亡意识的表达借助富有民族特色的“红烛”、“红豆”等暖色意象。以“黑色”象征的死亡和以绿色、红色、黄色等亮丽的色彩象征的生命是同等的重要，因为死亡而更溺爱于生命。闻一多后期带有“死亡”意象的诗歌，以新奇怪丽的想象淡化了普遍意义上的恐惧，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寻求人类生存、生命意义及其内涵的痛苦过程。“死亡”由“红”的暖到“黑”的冷，显示了诗人文化及审美趣味的转变，前期带有虚幻和唯美，后期带有鲜明的忏悔和自审意识。

死亡更是生命的归宿。死亡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和价值论意义。如《李白之死》、《剑匣》、《烂果》等诗，总之，闻一多的生死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又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奠基礼。肉体实存被看成是灵魂的束缚和监狱，就像“红烛”肉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诗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死！你要来就快来，/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十一年一月二日作》)闻一多还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如《荒村》、《天安门》、《飞毛腿》，但在诗人眼里是没有诗意的，甚至有几分令人恐惧和退缩，显然诗人不欣赏这样的死。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

闻一多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关于“奇迹”种种想象的深邃极致处就在死的那一顷刻。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审美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文中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7]生死蜕变的一瞬，是诗的诞生，但也可能是“诗人之死”：屈原之死，拜伦之死。他阐释屈原之死是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一种“最终的完成”。正如他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审美理念，以生命吐出了他最美的诗篇。

闻一多在生命的追求中创造了艺术之诗神，而在艺术的创造中表现了生命之死神。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的悲剧在于他是生活与艺术的统一与同一，即皆具唯美的想象性。人当然应当竭力避免如闻一多所表现的现实的悲剧，更需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为。但就人类追求自由走向进步而言，我们其实需要这一种悲剧。这不是说我们需要不幸，而只是因为在不幸中坚持追求的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因为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8]如光明生于黑暗，在此化作一种永恒的精粹与高远的韵致。

死，而后生。闻一多的殉难在我们的解读中，不再是死亡的具体行动方式，更多的是散发出“在”的光芒，强有力地锤炼着、建筑着我们的心灵。历史充满血腥，是死亡与新生的不断交替。然而，血流成河的历史，却能激起人们对生命的眷念和思考。

【注释】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2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朱晓进主编：《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475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杜运燮：《时代的创伤》，《萌芽》1946年第1卷第2期。

[4]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章忠民：《终极关怀的新方向及其意义——海德格尔论终极关怀》，《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6]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2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8]孔庆东：《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