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学者每苦于无门径。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古人经学，必首《诗》《书》，证之《论语》《礼记》《荀子》皆然。然自伪古人既行，今文传注，率经阙失。诗之鲁齐韩，书之欧阳二夏侯，荡劫尤甚，微言散坠，索解甚难。惟《春秋公羊》《榖梁》二传，岿然独存，圣人经世之大义，法后王之制度，具在于是。其礼制无一不与群经相通，故言经学，必以《春秋》为本。
《春秋》之义，《公》《榖》并传。然《榖梁》注劣，故义甚暗曶；《公羊》注善，故义益光大。又加以董子《繁露》，发明更多，故言《春秋》，尤以《公羊》为归。
读《公羊》可分义礼例三者求之：如元年春王正月条下，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之类，所谓义也。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类，所谓礼也。公何以不言即位之类，据常例书，即位为问，所谓例也。余可类推。然凡一礼一制，必有大义存焉，例者亦反复以明其义而已。然则义并可该礼与例也，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何邵公《解诂》，本胡毋生条例，皆公羊先师口说也，宜细读。《春秋繁露》反复引申，以明《公羊》之义，皆春秋家最善之书。学者初读《公羊》，不知其中蹊径，可先读刘礼部《公羊释例》，卒业后，深究何注《繁露》两书，日读十页，一月而《春秋》毕通矣。
经学繁重，莫甚于礼制。礼制之 ，由于今文与伪古文之纷争。伪古文有意诬经，颠倒礼说，务与今文相反。如今文言祭天在郊，祭地在社，而古文谓祭天在南郊，祭地北郊。今文言天子娶十二女，而古文谓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类。两说聚讼，何以能通？既辨今古分真伪，则了如列眉矣。如是则通礼学甚易，既通礼学，于治经斯过半矣。
欲分真伪辨今古，则莫如读《新学伪经考》，其近儒攻伪经之书可并读。
既读辨伪诸书，能分今古，则可以从事礼学，《王制》与《春秋》，条条相通，为今文《礼》一大宗。《五经异义》述今古文《礼》之异说，划若鸿沟，最易畅晓。惟许郑皆古文家，不能择善而从，学者胸有成竹，不必循其说也。《白虎通》全书皆今文，礼极可信据。既读此二书，复细玩二戴记，以求制礼之本，以合之于《春秋》之义，则礼学成矣。
古人通经，皆以致用，故曰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又曰存其大体玩经文。然则经学之以明义为重明矣。国朝自顾亭林、阎百诗以后，学者多务碎义，戴东原、阮云台承流，益畅斯风，斤斤辩诘，愈出愈歧，置经义于不问，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于是《皇清经解》之书汗牛充栋，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康先生铲除无用之学，独标大义，故用日少而蓄德多，循其次第之序以治经，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此者矣。学者亦何惜此一月半载之力而不从事乎！即以应试获科而论，一月半载之功，已可以《春秋》、三礼专门之学试于有司，亦是大快事也。治经之外，厥惟读史。康先生教人读史，仿苏文忠公八面受敌之法，分为六事：一曰政，典章制度之文是也。二曰事，治乱兴亡之迹是也。三曰人，为贤为恶可法戒者是也。四曰文，或骈或散可诵习者是也。五曰经义，《史记》《汉书》最多，而他史亦有。六曰史裁，《史记》《新五代史》最详，而他史略及。学者可分此六事求之。上四门是陆桴亭语，下两门乃康先生所定。
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其所编世家、列传，悉有深意。是编不徒作史读，并可作周秦学案读。《汉书》全本于刘歆之续《史记》，其中多伪古文家言，宜分别观之。《后汉书》名节最盛，风俗最美，读之令人有向上之志。其文字无《史》《汉》之朴拙，亦无《齐》《梁》之藻缛，庄雅明丽，最可学亦最易学，故读史当先《后汉书》。
孔子之后，诸子并起，欲悉其源流，知其家数，宜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一段，《汉书·艺文志》中九流一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后以次读诸子。
学问之道，未知门径者以为甚难，其实则易易耳，所难者莫如立身。学者不求义理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不可不警惧也。故入学之始，必惟义理是务，读象山、上蔡学案以扬其志气，读《后汉书》儒林、党锢传、东林学案以厉其名节，熟读《孟子》以耸动其神明。大本既立，然后读语类及群学案以养之。凡读义理之书，总以自己心得能切实受用为主。既有受用之处，则拳拳服膺，勿使偶失，已足自治其身，不必以贪多为贵也。
子羽能知四国之为，孔子称之。《春秋》之作，先求百十二国宝书，以今方古，何独不然？方今海禁大开，地球万国，犹比邻也。家居而不知比邻之事，则人笑之，学者而不知外国之事，何以异是。王仲任曰：“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今日中国积弱，见侮小夷，皆由风气不开，学人故见自封，是以及此。然则言经世有用者，不可不知所务也。
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至于格致各艺，自有专门，此为初学说法，不琐及矣。
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经学、子学尤要。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黄勉斋云“真实心地，刻苦功夫”，学者而不能刻苦者，必其未尝真实者也。
以上诸学，皆缺一不可，骤视似甚繁难，然理学专求切己受用，无事贪多，则未尝繁也。经学专求大义，删除琐碎，一月半载已通，何繁之有？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其余者则缓求之耳。子学通其流派，知其宗旨，专读先秦诸家，亦不过数书耳。西学所举数种，为书不过二十本，亦未为多也。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当卒业，已可卓然成为通儒学者。稍一优游，则此三年已成白驹过隙，亦何苦而不激其志气以务求成就乎？朱子曰：“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是在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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