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肿瘤器官特异性转移的因素

肿瘤转移具有器官特异性，影响特异性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趋化作用

肿瘤细胞由原发灶到转移灶，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通路在调节细胞迁移中起了重要作用。

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最初被鉴定为调节免疫细胞和炎症部位间化学吸引作用的因子。后来发现，它们间的相互作用已远远超出了炎症范围。生理情况下，化学趋化系统对细胞的直接迁移有吸引作用。因此，肿瘤细胞利用了各种趋化因子从原发位点到达转移灶。

转移部位和肿瘤细胞所表达的趋化因子配体和受体间存在着关联。如趋化因子受体CXCR4和CCR7在乳腺癌细胞过度表达，而它们相应的配体CXCL12/SDF-1α及CCL21/6在乳腺癌转移的器官显示高表达。在胃癌和前列腺癌及转移灶中也出现了趋化因子及相应受体的高表达。

而且，在某一器官中，趋化因子表达的改变能够影响肿瘤的转移潜能，潜在的转移位点的基质细胞所表达的趋化因子受体决定着转移率。

更重要的是，如果预期的转移部位不再表达相应的趋化因子配体或受体，肿瘤细胞将不再发生转移。

因此，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作为信号分子的相互作用，引导了癌细胞向潜在的转移位点的迁移。

此外，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的相互作用，还有助于癌细胞的血管外渗。一定的趋化因子配体和受体的表达增强了肿瘤细胞黏附至内皮细胞。由趋化因子和相应的受体所产生的化学吸引作用，可能会减慢循环中癌细胞的流速，使之黏附于内皮细胞，有利于外渗。癌细胞与内皮细胞间的趋化活动还能刺激内皮基底膜的降解，从而使癌细胞进行跨内皮迁移。这些观察开始揭示肿瘤细胞如何利用趋化动力网来调节宿主微环境从而有助于自身的进展。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肿瘤细胞脱离原发部位之前，趋化因子可能激发一系列事件，为肿瘤转移到合适的场所做好准备。

有研究表明，某种肿瘤的分泌因子能够诱导骨髓源性的细胞迁移到转移的位点，有助于该肿瘤细胞的到来。更为有意思的是，分泌的因子具有肿瘤特异性，决定了哪个器官会做好转移的准备。然而，骨髓源性的细胞如何迁移到转移的位点还不清楚，有利于转移的合适环境产生的宿主细胞还需要作进一步鉴定。也许由原发瘤释放的因子能够标志转移部位，该转移位点再被骨髓源性的细胞识别。因此推测：在这种情况下，远距离的化学动力作用能够诱发器官对肿瘤转移的易感性。

二、宿主遗传背景的变化改变了器官对诱导肿瘤转移的易感性

不同的肿瘤类型呈现不同的转移模式，部分原因在于：肿瘤所起源的细胞类型以及肿瘤细胞本身所发生的恶性转化。

肿瘤细胞的表达谱决定了发生与宿主微环境特异性地相互作用的成分。相容性器官基因型来源的组成的增加或减少会改变肿瘤的转移潜能。然而需注意的是：肿瘤与宿主的作用是相互的。宿主微环境中相应的信号成分的组成可能对某一肿瘤的转移范围是很关键的，就如以上所讨论的趋化因子的相互作用。而合适的信号成分对启动肿瘤和宿主的相互作用是必需的，其他合适的因子可能维持着转移的播散和生长。

在宿主微环境恒定的情况下，具有更高侵袭性特征的肿瘤比低侵袭性的肿瘤更易发生转移。实验证明，低转移潜能的细胞系由癌性成分恶性转化后，如Ras信号通路的成分、ERK/MAPK组成、黏附因子、各种基质金属蛋白酶，增强了侵袭性和转移性。

另一方面，宿主微环境通过变得更易于肿瘤发生而弥补了癌性成分的作用。因此，肿瘤细胞和宿主微环境相对的相容性决定了器官对肿瘤转移的易感性。

各种肿瘤特定的转移模式，揭示了宿主微环境对转移潜能所起的作用。因此，宿主个体间遗传背景的变化也能影响转移的程度。研究已表明，个体遗传背景在表达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差异性和转移的倾向性方面有重要作用。将来，遗传谱有可能被用来鉴定易感性个体，并据此来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三、疾病的病理学影响着器官对诱导肿瘤转移的易感性

疾病的病理学也有助于对肿瘤转移性生长敏感的环境的产生。

研究表明，与慢性损伤和纤维化有关的疾病常与肿瘤和转移的发生相关。Sawada等证实：由于纤维化在肝细胞外基质的过分积累，诱导了肝癌对肺脏的转移。然而，纤维化环境对肿瘤转移进展的特异性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外基质的降解是炎症性疾病和肿瘤的共同现象。由病理状态所诱导的纤维化环境，呈现出对肿瘤形成的敏感性；潜在的成纤维细胞被募集，更有助于肿瘤的进展。这可能是由于细胞外基质在这种细胞型中产生，而且成纤维细胞还能增强细胞外基质的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