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期刊在前进中的摸索

中国科技期刊在前进中的摸索

许昌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期刊的进展进行了分析，认为将情报学的某些定量指标用于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进行评估和将作者的职称定为作者文章水平的误用应加以纠正，提出评价科技期刊应更多地尊重从业者的看法。

关键词：科技期刊；情报学；期刊质量

Title：Searching in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Sci－tech Journals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sci－tech journals after the opening－up.Applying some indexes of information statistic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sci－tech journals and marking the level of articles with the ranking of the anthors should be corrected.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at the respects should be paid towards the workers while evaluating the sci－tech journals.

Key Words：sci－tech journal；information statistics；quality of journal

1　中国科技期刊的导向摸索了20年之久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以来，从摸索中前进的中国在不少领域已取得很大的成就。至2011年我国GDP微超日本后，各种传媒已有不同的报道。但事物的发展遵循不平衡的规律，中国不同领域的发展并不都像GDP的进展一样，符合各部门的理想。许多部门还在踏步不前。不幸，中国的科技期刊落入其中。这一论断，不仅是民间的部分舆论，也是不少部门领导所感叹的：“中国是一个科技期刊的大国，但不是科技期刊的强国！”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不同的部门都要总结经验，迈向未来；中国的科技期刊部门也不能置身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中国科技期刊的进步？按惯例总结经验往往是容易的，而总结教训却较难。现试图以民间一家之言论之。

2　对比

没有比较就没有前进。同样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同样是作为社会传播的媒体，类似的情况，其参考作用应该更大。对于文化领域导向的推动方法，主要有表彰先进、树立样板的办法。期刊界，包括科技期刊界在近30多年可见的历程中，曾多次以双百期刊、优秀期刊、百佳期刊等不同名目进行过表彰；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也曾用国家财政对他们所认定的期刊进行过，或正在进行着逐年的资助，但成效有限。同时带来的社会疑义却在逐年增长！客观而言，这些部门好不容易地从财政部门争取来的数百万元的经费，如何能满足我国近万种期刊的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僧多粥少。即使有正确的评刊方案，也是难以分配的；何况现在尚无一个公认的评刊方案。即使没有物质利益的表彰期刊的办法出台，也是很难得到社会认可的。如2011年公布的20名第2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得者，也引起社会公众的疑义：什么条件使它们获奖？通过什么程序使它们获奖？这种颁奖起什么作用？……现将第2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2008年至201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期刊综合评价总分排名对比，列入表1^{［1，2，3，4］}（表1中CJCR排名栏中空缺者，疑似尚未被CJCR收录的刊物。例如，科普期刊是未收入CJCR的刊种）。人们不禁在怀疑这项政府表彰的合理性的同时，不得不怀疑它的严肃性及可行性：其依据何在？

表1　对比表

注：表中CJCR项缺者为非CJCR收录的期刊。

对比我国电影界行之多年的“金鸡”奖、“百花”奖，至少是多年以来全国共知、百姓通晓的，甚至于近年民间兴起的“金扫帚”奖，也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虽然媒体的形势和作用不同，不能完全等同视之，但同在中国土地上改革开放时期的举措，产生效果有如此明显的反差，还是值得有关部门反思的。

3　认识模糊

中国期刊的发展方向，显然是相关人士所最关心的，即要取得社会共识的问题。期刊界不同岗位的不同人员，都在为建立我国期刊强国服务。如果步调不一致，甚至于南辕北辙地在内耗，那就根本不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目前，我国期刊界的相关人士对此的认识远未统一。

3.1　情报学的误用在中国期刊界产生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定量评刊风潮后，情报学界的经典学派所创立的“布拉福德核心期刊”理论和“拉菲尔德引文率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技部万方集团公司、维普集团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机构纷纷建立起各种名目的评刊体系，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依赖自建的数据库来进行数值统计（也有自身无力建立数据库，而借助于他人的数据库的）。随之而起的是各种科研、教学、人才、组织等不同部门发现了这一有科学之王——统计数学作为后盾的“宝库”，可以用此来证明其“管理的科学性”的“法宝”。因而，都依此而认定为科技职称评审、学位证明、审核发表费报销等的“硬性”依据，以至于增加工资、分配奖金、发放津贴、困难补助等都可参照执行。如此相关的各种行业，自然“循规蹈矩”按“约定”的社会“潜规则”进行。由此而证实了各级领导和管理层次的“科学性”。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热心的、违心的、随众的舆论，纷纷自然、不自然地将论文—引文率—高质量等同，视之为一体。

以近期发生在中国报刊上的某些“高论”为例，可说明我国传媒界思想之混乱。

3.1.1　情报学的技术决定论在我国盛行无阻

技术决定论只是情报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学派，在20世纪以英美的部分情报学家为主，提倡文献定量学，用数学和统计学为工具，倡导他们提倡的评价标准。这种以自然科学的数量决定的方法，很快受到欧洲大陆学派（包括部分加拿大的专家）的批评，认为文献的质量不能简单地由数学与统计学的数量来决定^［5］。但批判学派的理论在我国的影响甚微，而我国的社会舆论完全由技术决定论所统治。例如2011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记者雷宇的报道：《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文率排在100名开外》。从标题可见，作者已将中国的学术论文质量与该文的引文率完全划上等号。抛开作者立论的数据可靠性不说，仅就作者的定论而言，用引文率说明中国发表的论文质量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之外是不言而喻的了^［6］。将论文所载期刊按引文率排队是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拉菲尔德提倡的，而在我国已是将其用来评价期刊的惯例，成为近30年来的社会舆论的普遍现象。

3.1.2　情报学的某些结论的扩大化与误用

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以学术论文为敲门砖的现象实则为管理部门的某些漏洞相关。所谓“上有好者，下必从焉”。将某人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作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标准已是许多部门的行文规定，更多的则是以此为潜规则在实际执行。我国教育部门对教员提升职称的公开规定即要求在何种媒体上，发表若干数量的、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的规定。年度考核成绩，也有发表若干论文的要求。利益刺激着少量的作弊者，怀有侥幸的心理，盗名窃誉；用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获取私利。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3.2　以作者的职称来衡量作者论文水平

众所周知，有志不在年高，许多情况下，往往出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局面。论文的质量，自有其内在标准，而决不会以作者的年龄、学历等身外的特征来表示。即使有部分人士内心怀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那也会因为要避免旁观者喻以“打击新生力量”，而将这种想法藏之内心不露。例如，我国科技期刊界某些人的确对低学历人士，或无名之辈的来稿加以白眼；这种看法通常仅是深藏于心，表面上仍会是奉行科技期刊有培养人才、提携后进的面貌出现的。特别是“智者”绝不会公开地行之于文、授人以柄。但奇怪的是近阅某刊《新年寄语》，此文公然提出：“有些核心期刊却发表着第一作者是处于硕士研究生水平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此提出一种叫做“硕士研究生水平”的论文评价水平。惜乎该文作者并未加以进一步地论证，因而也无从深究。但从此文中的下文“不应该让自行车和拖拉机开上高速公路（它们本应在相应的路上出现）”作为隐喻来调侃所谓的“硕士研究生水平”的论文。此论点却值得一辩。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说中有第四种权力之称的新闻媒体，一贯是以“公开、公平、公正”的面貌来履行自身的职责，由此新闻记者戴上了“无冕之王”的桂冠。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以为传媒作为影响社会改革的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强制协调等四种机制的主体，应具有这四种机制的综合手段，而为这四种机制所不可及的地位^［7］。例如生物界跨时代的发现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正是以发表研究生论文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的荣誉的。比尔·盖茨仅是以一个休学的大学生就完成了风行全球的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他个人也由此而成为过美国首富。若按该“新年寄语”作者的论定，这些在“博士研究生水平”论文以下的、所获得的工作，应该是与他们认定“硕士研究生水平”论文的、甚或是在此以下相当的水平了。再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期刊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来看，在中国现实环境下，要立下“硕士研究生水平”的论文不能进核心期刊的禁令，则执行如此标准的人士，实可谓在杀鸡取卵。目前在中国的现行环境下，欲取得中国的硕士学位，大多数发证机关（包括国内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都要求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且要以第一作者的位置发表；有的单位还有更多的附加要求。从期刊的社会功能而言，期刊是属于社会服务机构的位置，不能带有任何社会歧视性质，如像性别歧视、民族歧视等的影像都应绝迹。“新年寄语”的作者，不允许硕士研究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已构成了“学位歧视”的嫌疑。如果按“新年寄语”作者的办法执行，现有的硕士研究生中的大多数将不会有取得硕士学位的机会，也就不会产生“新年寄语”作者所要求的够他们刊物发表的“超硕士研究生水平”的论文，当然也就不会获得更高的博士学位的可能了。如此逻辑，势必难于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新年寄语”作者所比拟的自行车不能上高速公路的规定，进而言之，这也颇有贵族情结。硕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在未经同行专家审查之前，即已被“新年寄语”的作者判定为不能上高速公路，打入另类。

“新年寄语”作者的“超群”言论，完全脱离了我国当前“建立和谐社会，创建宽松环境，扶植新生力量”的大前提。如果作为“新年寄语”作者的刊物要奉行如此政策，外人无可置喙。只是要纠正他所认定的“高速公路”，只是他一家之说。

无独有偶，中国的传媒上（当然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即2010年《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记者关庆丰等发表的报道^［8］，说以清华大学研究生为主要作者（其中两位作者党尚宇和孙林峰在开始研究时尚还是清华大学的本科生）的论文《Strueture of a fucose transporter in an outward－open conformation（岩藻糖转运蛋白向胞外开放构象的结构）》在《Nature》10月7日版上发表了。这辆可能在“自行车”与“拖拉机”以后的“破车”却意外地开上了众所公认的第一号“高速公路”——英国的《Nature》上，看来英国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比我国期刊界的某些编辑掌握得还要更加自如！

正是由于这些类似的似是而非的各种看法、理论，误导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站在领导岗位或管理部门的人士，应该监督的正是这种过时思维的传播和蔓延。文化界、传媒界的管理部门，在指导思想上应贯彻社会主义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如果万一不幸某些领导沾染了这些想法，那造成的影响就更为可怕了！《科技时报》记者报道某权威人士认为学会与期刊是国家在国际上的科学地位的两项标志，号召本国科学家在本国的刊物（指明为《中国科学》）上发表自己有分量的文章^［7］。惜乎在2011年1月14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科技类10种）、提名奖（科技类20种）中，恰恰《中国科学》是缺位的^［9］。

3.3　中国的科技期刊的评奖应该依靠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日益增多，科技期刊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得不要求紧跟前进。相关部门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近二三十年来，也不断地在组织各种评刊活动。历年来，我国也出现一批“优秀期刊”、“双百期刊”、“双效期刊”等等，最后发展到2010年所正式公布的国家出版期刊奖。评奖活动也难说不积极、不主动。但社会反应却甚不理想。连管理部门的领导，也认为我国仅仅是：“世界的期刊大国，而不是期刊强国”。对于期刊的评奖活动，就我国相关部门和操作人员从主观而言，应该是殚精竭虑、竭尽全力了；而效果不显，多为社会所忽视，远难达到筹划者的预想。相反，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弹。人们可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也可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二月河的发言中获得启发。二月河在回答记者的有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问题时，认为评奖时，“一个是评奖面小，再有就是评奖机制也有些弊端……设置奖项有水分，使老百姓对评奖的严肃性产生置疑”^［10］。这种在我国文学评奖所引起的异议，也值得科技期刊界注意。

4　后记

任何新生事物在前进过程中，难免会带来若干问题、遗憾，甚至是失误，等待着人们去及时总结、调整、纠正。我国科技期刊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着坎坷、挫折。目前，已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作用的评刊措施。在举国上下试图建立文化强国的期待中，如何使下一届的出版政府奖的期刊奖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看来还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科技类）获奖名单［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2）：218.

［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1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5］（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50.

［6］雷宇.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文率排在100名开外［N］.中国青年报，2011－01－19.

［7］赵定东.社会转型模式“类”与“形”：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探讨［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89－100.

［8］关庆丰，周襄楠，吕露英.清华学生在顶级期刊《自然》发表论文［N］.北京青年报，2010－10－14（A17）.

［9］洪蔚.科技期刊：科技强国“代言人”［N］.科学时报，2010－12－24（A1）.

［10］周春林.二月河：文学奖不能几个专家说了算［N］.北京青年报，2011－03－12（A6）.

作者简介

许昌淦（1935—），男，《科学技术与工程》编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通信地址：北京市学院南路86号（邮编：100081）。电话：010－62118920。电子邮箱：cgxu53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