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

“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_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_民族学.人类学：追述与反思

杜永彬

一、“康巴学”的提出及各方的反应

(一)“康巴学”的缘起

2004年8月，笔者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发表了一篇论文:《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该文分为四部分:“导论——康巴文化和康巴学”;“一、国外康巴研究之路”;“二、国外康巴研究的新进展”;“三、国外康巴研究评论”。这篇文章在不经意中提出了“康巴学”的概念，该文有2处、3段文字阐述“康巴学”。在“导论”的第2节“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上国内外学者对康巴的探险、考察和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为代表的藏学先驱对康区的研究，奠定了康巴研究的坚实基础，逐渐形成了‘康巴学’。中国藏区按方言划分的三大区域，藏学研究的分支理应划分为卫藏研究或卫藏学、西藏学，康巴研究或康巴学，安多研究或安多学。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它是藏学的重要分支，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康巴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康巴地理、康巴历史、康巴文化、康巴宗教、康巴经济、康巴政治，也包括国外的康巴研究，如国外的康巴人、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国外的康巴研究等……在21世纪，中国藏学界在康巴研究领域的使命和责任，首先是‘知己’——真正弄清‘我是谁’，认识和把握康巴的特点、康区的区情、康巴研究(康巴学)的现状。其次是‘知彼’——一是真正弄清‘你是谁’，了解和认识卫藏与安多的特点、卫藏与安多研究、中国藏区区情、国外藏人与国外藏学;二是真正弄清‘他是谁’，了解和认识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世界大势。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康巴研究，促进中国藏学的繁荣。中国藏学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康巴、认识康巴、研究康巴，而且要对康巴研究——康巴学进行反思和总结，不仅要了解和掌握国内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还要了解和掌握国外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这样才能对康巴和康巴研究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才能把握康巴文化和康巴学的特点、规律和走向，从而形成具有康巴气派、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准的康巴学。”^[1]

这篇文章的第3部分第3节写道:“中国藏学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学者的康巴研究传统，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康巴研究成果，加强对康巴藏区的研究，促进康巴藏区的发展，提升康巴研究的整体水平，形成康巴学的完整体系，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对国内外康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康巴藏区的本土学者之间、与国内外康巴研究学者之间进行精诚合作，为康巴现实服务，以康区已出版的地方志为基础，深化康巴研究，早日出版《康巴百科全书》《康巴名人录》;为康巴学术服务，早日出版《康巴学》《康巴史》和《康巴通史》。”^[2]

2006年6月22日至23日，在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于成都召开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康巴学”研究成为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四川社会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在大会“学术主题发言”中，向参加研讨会的全体代表非常严肃地指出:“康巴学”的概念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先生在2004年首届“康巴文化研讨会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首次提出。会议综述指出:在《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一文中，杜永彬先生对康巴学的定义、内涵和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界定。他认为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包括康巴地理、康巴历史、康巴文化、康巴宗教、康巴经济、康巴政治和国外康巴研究等内容。从学科定位来看，它是藏学的重要分支。在该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杜永彬先生针对会议的讨论热点，在追溯国内外学者对康区研究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了提出“康巴学”概念的理由。他强调指出，“康巴学”的提出是藏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比“康巴学”的名称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人类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出发，加强对“康区”和“康区的人”的全面研究。至于“康巴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杜永彬先生以“藏学”的发展历程为例，在类比中暗示了他的美好憧憬。李绍明先生在会议主题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康巴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他认为，随着康巴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将“康巴研究”发展或更名为“康巴学”的条件和时机已基本成熟。把康巴学视为藏学的分支和二级学科，对拓展和深化藏学研究、健全藏学体系、发展康巴研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来自四川大学的石硕教授在会议主题发言中也提出，“康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提出不仅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启示性和建设性意义，有助于拓深藏学研究领域。^[3]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康巴学”被定为主题之一，李绍明先生在“学术主题发言”中称笔者是“康巴学”的“始作俑者”。实事求是地说，李绍明先生和笔者都是“康巴学”的首倡者，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李绍明先生与笔者联合发言，提出了应将当前的“康巴研究”发展和正名为“康巴学”的倡议。这个倡议得到了学界部分学者的认同与支持。^[4]

(二)各方的反应

“康巴学”的提出，在中国藏学界尤其是研究康巴藏区的学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1.表示认同者。有李绍明、格勒、任新建、石硕以及甘孜州社科联的贺先枣、戴刚等，他们分别发表文章阐述了建立“康巴学”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及学术和政治意义。李绍明先生和任新建先生在《康巴学简论》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康巴学研究的基础”和“康巴学的定位”，并指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04年夏在四川康定举行‘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已就康巴文化的特征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认为‘康巴学’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康巴研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既有较坚实的研究基础，又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而‘康巴研究’就学理而言，亦即‘康巴学’，正如‘安多研究’近年来经过甘藏学界同仁的提倡已取得显著成就一样，‘康巴研究’理应奋起直追，为共同弘扬中国的藏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康巴学的建立已属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康巴学理应成为藏学的分支或可称为藏学之二级学科。”“我们认为将康巴学定位为藏学中的分支或二级学科的理由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杜永彬先生对康巴学内涵的表述基本可以成立，同时，还应加入关于康区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研究等内容，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充实完善。这正如当代将客家学作为汉学中的分支或二级学科，不仅丝毫无损于汉学的整体，相反更能使汉学发扬光大，获得良好的发展一样，将康巴研究发展为康巴学，或更名为康巴学，不仅丝毫无损藏学学科的建设，且对展拓和深化藏学研究，健全藏学体系，发展康巴研究，会有很大的促进，它只能使中国的藏学更加丰富起来并获得更为充分的发展而绝无负面影响。”文章还指出:“我们似可以对康巴学作一基本定位，那就是:康巴学是藏学的分支和二级学科，是以康巴藏族和康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与藏学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尽管国内对康巴有长期的研究和很好的基础，且对康巴的研究正日益加强。但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来，对于康巴的研究时张时弛，发展迟滞，力量分散，近年来才受到较大的关注。尤其是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始对康巴文化的本底调查、深入发掘，促进了学术界对康巴研究的深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康巴研究的地域独特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愈来愈感到康巴研究其实刚敲开了大门，尚未登堂奥。许多待解之谜，需要更深入地调查与研究。许多濒临消亡的古老文化遗存，亟须进行抢救性调查保护;许多人文与自然资源需要妥善地开发。以及如何解决康区的发展滞后问题、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传统的继承与革新问题等等，都有待进行深入研究。”^[5]

作为康巴文化的核心区域和康巴藏区研究的中心，甘孜州学术文化界的反应更为强烈。2005年4月，甘孜州社科联成立时，以州社科联和四川省社科院甘孜州分院的名义，向州内外社科界发出了《关于建立康巴学——致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倡议书》。同时，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也“决定从2006年4月起，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的特色栏目‘康藏研究’改版为‘康巴学’研究，作为‘康巴学’的研究阵地。”^[6]该刊从2006年第3期起，将原来的首要栏目“康藏研究”改为了“康巴学”专栏。

甘孜州社科联副主席、致力于宣传和研究康区的学者贺先枣发表文章，阐述了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他认为，李绍明和任新建联名发表的《康巴学简论》一文“为建立‘康巴学’这一学科体系举起了旗帜，奠定了建立‘康巴学’这一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只有在‘康巴学’学科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对什么叫‘康巴文化’、康巴文化的内涵及外延、康巴文化研究涵盖面等问题进行回答;才有可能对‘康巴’这一地域在历史上，在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现象做出解释。因此，建立‘康巴学’学科自有其重大学科意义。”“康巴学”的提出，“是藏学研究深度的深入，是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康巴学’的出现，无疑让藏学研究更为丰满，更为多姿多彩。”“‘康巴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康巴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康巴文化的发展、繁荣。”“纵观对‘康’或‘康巴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大有前途，是一门具有很强活力的新兴学科。”“建立康巴学这门学科，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7]甘孜州社科联的学者戴刚也撰文论述了康巴文化与“康巴学”的关系及建立“康巴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康巴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康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康巴学”的研究价值。^[8]

在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绍明先生、石硕教授和笔者集中阐述了关于“康巴学”的见解，本人在主题发言中阐述了三点:康巴学是藏学的一个分支和有机组成部分;康巴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繁荣和藏学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构建康巴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民族报》也发表了本人关于康巴研究和康巴学的主要论点，得到了同行的充分肯定。格勒、李绍明、任新建等学者都认为“康巴学”研究的条件与时机已基本成熟。^[9]

石硕教授主要阐述了提出“康巴学”的学理基础、人文基础及提出“康巴学”的背景与意义。他在文中说:“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他相信:“对此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藏学的特点及内涵，同时对丰富和拓展藏学研究的层次及结构体系将会起到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他还指出:“是否将对某一对象或门类的研究称作‘学’并非出自某一权威机构或人物的认定，而往往是约定俗成，是出自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与认同。此外，还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一些对象及事物门类的研究开始并不称为‘学’，而是随着后来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入、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队伍的相对固定，才逐渐被人们称为了‘某某学’。这正如鲁迅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学’的产生有相同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巴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学理上并无问题，相反，我们可积极地将其看作是藏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一个有益和建设性的信号，它可触发我们对康巴研究之对象、领域、路径及其在藏学中所居地位等问题的进一步反省与思考。”“康巴学”的提出“缘于康巴文化本身具有的突出特点及丰富内涵”。“需要指出，并非所有对独特事物或对象的研究均可成为‘学’。对特殊事物及对象的研究是否能成为‘学’，通常还取决于另一重要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尤其是对其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发现与认同的普遍程度。近年‘康巴学’被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还在于人们对康巴的‘发现’——即对康巴地域文化丰富的内涵、独特的研究价值的认识及认同程度的迅速提升。”“对康巴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殊藏族区域的研究，不仅会对藏学有特殊的贡献，同时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如何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等这些人类共同关系的重大主题，也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恐怕同样是促成‘康巴学’概念被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背景”。^[10]“‘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它是当前藏学以及人们对藏学内涵的认识水平达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此概念的提出本身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但‘康巴学’毕竟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它提出的依据和基础是否充分，以及应当如何进一步认识和界定其内涵、特点、范围和价值等这些问题，也都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展开讨论。”^[11]

2.持不同意见者。主要有冉光荣、喜饶尼玛、王川、彭文斌等。四川大学教授冉光荣先生提出，既然藏语三大方言区称为“卫藏”“安多”和“康”，就应当称为“康学”而不是“康巴学”;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认为，“康巴学”应当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门学科;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认为，“康藏研究”已形成一个品牌，宜继续沿用“康藏研究”而不是“康巴学”;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木雅贡布先生认为，康巴是指康巴人，应用“康区研究”，康区研究与藏学的关系如人的肢体与躯干的关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彭文斌博士也心存疑问，提出“康巴学”是否会排斥康巴研究或康区研究?不过，上述学者的观点都还没有形成文字，还没有相关文章发表。

在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和学者们围绕“康巴学”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康巴学”的提法、内涵界定、学科定位及其与藏学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就康巴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多次提出自己的疑问——“康巴学”究竟应该定位为学问还是学科?如果把它界定为一门学科，从学科设置和建设角度讲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不仅需要同行们思考和讨论，而且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充分论证。甘孜州社科联的贺先枣秘书长则针对康巴文化研究中存在着盲目性和零散性的弊端，提出通过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来规范康巴研究，推动康巴文化繁荣发展。四川大学的冉光荣教授针对会议的讨论热点，从宏观角度阐发了他对康巴学与藏学的关系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看法。喜饶尼玛教授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康巴学”究竟是一门学问，还是一个学科?赞成“学问说”的学者怀疑:如果把它界定为一门学科，从学科设置和建设角度讲是否具有科学性?在“藏学”这一学科下面再设置“康巴学”“卫藏学”“安多学”是否合理?这不仅成为同行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充分论证的问题。赞成“学科说”的学者则主张，针对当前康巴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康巴学”的提出不仅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启示性和建设性意义，有助于拓深藏学研究领域。^[12]

总之，笔者在不经意中首次提出“康巴学”概念竟会引起学界如此强烈的回响，这是笔者最初没有想到的。笔者提出“康巴学”旨在引起学界和世人对康区的关注和对康区研究的重视，同时也有强烈的规范和提升康区研究水平的愿望。笔者非常欢迎这样的学术争鸣，并且相信，这样的研讨和争鸣对于推动康区研究走向深入和祖国藏学事业的繁荣都是十分有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巴学”也逃脱不了时间的检验、学术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藏学界能否在“康巴学”上达成共识，笔者愿意和学界同仁一道拭目以待。

二、提出和倡导构建“康巴学”的理由

综上所述，是两件事促成了“康巴学”的诞生:一是2004年8月笔者在《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一文中首次提出“康巴学”概念;二是2006年6月在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康巴学”概念被诸多学者进一步“认定”。

回过头来看，笔者提出“康巴学”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是中国学术繁荣和藏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二是康巴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反映，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三是本人的“康巴情结”。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提出并倡导构建“康巴学”，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赶时髦，更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有理性思考的。提出“康巴学”既是藏学走向繁荣的必然结果和康巴研究走向深入的反映，也是本人的学术研究兴趣和“康巴情结”使然。

(一)“康巴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繁荣和藏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

首先，民国时期的康巴研究为康巴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国内外学者对康区的探险、考察和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为研究代表的藏学先驱对康区的研究，奠定了康巴研究的坚实基础。^[13]学术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藏学家开创的康藏研究和康巴研究不但没有衰落，而且经过新中国藏学界和国外藏学家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21世纪渐入佳境，并将康藏研究提升为“康巴学”，列为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倘若任乃强先生等已故康藏研究先辈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康区和康巴的关注是康巴学提出的灵感和动力。近20年来康区研究的进展表现为:建立了一些康巴研究机构，如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甘孜州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等;涌现出了一批康巴研究专家，中国学者以格勒博士为代表，外国学者以史伯林、爱普斯坦、卡诺尔为代表;整理出版了多种有关康区的文献，如《川边历史档案选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等;出版了一系列康巴研究成果，如《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甘孜州志》及康区各县的地方志等;发表了一大批研究康巴的论文。^[14]康区研究走向深入，成为笔者提出和倡导构建“康巴学”的灵感和动力。

第三，“康巴学”的提出也是康巴研究走向成熟的反映，是康巴研究的内在动力推动的结果。据笔者的观察，学科划分的类型有多种，大体可以按大学科、亚学科、区域研究、民族研究、专题研究等进行划分，列表如下:

表1　学科划分类型举要(人文社会科学)

续表1

学科的发展趋势是从综合到分化，“康巴学”就是在藏学从综合性的学科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出现分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康巴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康巴学”是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为二级学科藏学的一个分支，似可称之为三级学科。

(二)笔者的“康巴情结”

笔者对康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曾跟随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学习和研究康区，硕士论文以德格土司研究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康区的文章。笔者一直关注国内外康区研究的进展，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参与了一系列与康区有关的学术活动。^[15]

在对藏学学科发展史和学科理论的探讨方面，笔者先后发表了《藏学研究之路》《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藏学》词条、《邓小平理论与中国藏学的命运》《国内外藏学研究的进展》《藏学——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等成果;关于国外藏学研究的文章有《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管窥》《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述评》《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由笔者主编的《藏学是什么?》也即将出版。^[16]

笔者怀有对家乡的深切情感。本人生长在泸定桥头、大渡河畔，一直以家乡在这座英雄城而自豪，并认为自己不仅是“半个康巴人”，还是“半个嘉绒人”(2006年10月“四川嘉绒藏族文化发展中心”成立时，将本人划为嘉绒人)。本人的笔名“沫水”就是指大渡河。

笔者具有学术创新的动力和学术研究的灵感。提出“康巴学”，既是学术灵感的体现，也是一种学术创新，是学术积累的结果，就像此前笔者研究德格，探讨藏学的学科体系，研究更敦群培、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方的西藏政策及藏传佛教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并且最先研究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最先提出引导藏传佛教走向“道德宗教”“文化西藏论”“西方佛教”论、西藏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一样，无论对与错，起码是一种原创，是“一家之言”。

(三)“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藏区按方言划分为三大区域，藏学研究的分支也理应划分为卫藏研究或卫藏学、西藏学，康巴研究或康巴学，安多研究或安多学。康巴学，就是研究通行康方言的康巴藏区的学科，它是藏学的重要分支，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藏学就像一棵树的三大枝丫，或者叫三叉树。笔者在《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一文中，曾列表展示了藏学的学科系统^[17]，现增加“方言区研究系统”列表如下:

表2　藏学学科体系表

续表2

表2表明，藏学的学科体系至少是由学科系统、专题系统、断代系统、区域系统、方言区系统五大系统构成的，这五大系统既有所区别，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是藏学的不同分支，又是藏学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划分是由藏学自身的研究范畴和学科特点决定的，既体现了藏学的特性以及藏区和藏族历史与现实的特征，又反映了中国国情;既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又体现了中国特色。

表3　康巴学的学科体系(举要)

从表3可以看出，作为藏学的一个分支，康巴学也有其学科特征和学科体系，康巴学和卫藏学、安多学构成了藏学的3个子系统，表3所列康区研究的各个分支则构成康巴学的子系统。

三、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构建“康巴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对于促进中国藏学事业的繁荣和康区研究的深入，对于康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以及藏区的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构建“康巴学”对于康巴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深化康巴研究，提升康巴学的整体水平，建设具有康巴特点、m的康巴学

自20世纪20年代近代康巴研究兴起以来，中国学者的康巴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近年来伴随着国外藏学的发展和“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演变，国外藏学界对康巴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是，与21世纪康巴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中国藏学的发展形势还有较大的差距。正如冉光荣教授所指出，康区还很落后，与卫藏研究相比，国内外藏学界对安多和康巴的研究相对薄弱。重西藏而轻青、康的现象极为突出，这既不利于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整个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利于我国藏学学科体系完整性的保持和发展。康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之有条件成为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枢纽。可以说，没有对康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质及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也看不清藏文化的全貌。这样的藏学研究无疑是片面的，不完整的。^[18]同时还应当认识到，国外的康巴研究也很薄弱。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部研究康巴的专著，论文也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一是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匮乏。二是实地考察的困难，包括地理因素。康区地处横断山脉，交通困难，环境相对封闭，至今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放。三是康区是藏区的“边地”，不是在藏区居主导地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中心。因此，在21世纪，国内外的康巴研究都亟待加强。

中国藏学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学者的康巴研究传统，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康巴研究成果，加强对康巴藏区的研究，促进康巴藏区的发展，提升康巴研究的整体水平，形成康巴学的完整体系，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对国内外康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19]康巴藏区的本土学者之间、与国内外康巴研究学者之间进行精诚合作，为康巴现实服务，以康区已出版的地方志为基础，深化康巴研究，早日出版《康巴百科全书》《康巴名人录》;为康巴学术服务，早日出版《康巴学》《康巴史》和《康巴通史》。中国藏学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康巴、认识康巴、研究康巴，而且要对康巴研究——康巴学进行反思和总结，不仅要了解和掌握国内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还要了解和掌握国外康巴研究的进展、前沿和动向，这样才能对康巴和康巴研究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才能把握康巴文化和康巴学的特点、规律和走向，从而形成具有康巴气派、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准的康巴学。

构建“康巴学”也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更好地发掘康巴研究的人文价值，弘扬康区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康巴文化，推进康巴文化的现代化。“康巴学”的构建，有利于更好地阐明康巴历史和现状的内涵，强化康巴研究的地方特点，认清康巴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及康巴文化面临的挑战，提出发展和繁荣康巴文化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康巴研究，促进康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文化的构建。

(二)构建“康巴学”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有利于推进康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建设康区的和谐经济

构建“康巴学”，意在希望学术界和相关部门认清康巴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及康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康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对策，为康区的开发和开放提供智力支撑;重视国内外康巴研究对康区发展的价值，通过“参与研究”，提升康巴藏区的知名度，引领“大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区”的开发，促成“康巴经济圈”的形成，促进康巴藏区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加快康巴的开发和开放，促进康区社会经济与四川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早日实现康巴藏区的现代化。

(三)构建“康巴学”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有利于推进康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建设康区的和谐政治

提升康巴研究的学术水平和政治价值，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康巴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认清康区政治的特点及与四川省、与其他藏区和中央的政治关系，探讨适合康区区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治康方略，促进康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和政治文明建设。

(四)构建“康巴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建设康区的和谐社会

应当正视康区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并存的格局，正确认识康区宗教的特点和宗教对康区社会的影响，通过加深对康区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研究，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在构建康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康巴藏区的和谐应当是康区内部的和谐、康区与阿坝藏区及安多藏区(甘肃和青海藏区)和卫藏(西藏)的和谐。构建“康巴学”，提升康区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利于认识康区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康区社会与其他藏区社会的关系，形成藏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社会安定的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康区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总之，在21世纪，知识和研究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构建“康巴学”，深化康巴研究，提升康巴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必将对康巴藏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21世纪，研究康区和关注康巴研究的有识之士的使命和责任，首先是“知己”——真正弄清“我是谁”，认识和把握康巴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和康区的区情;其次是“知彼”——一是真正弄清“你是谁”，了解和认识卫藏与安多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分清康区与卫藏和安多藏区的异同，认清中国藏区的区情;再次真正弄清“他是谁”，了解和认识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认识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如此，康区研究的繁荣、康巴藏区的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荣、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康区的现代化就大有希望。这就是笔者提出并倡导构建“康巴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

【注释】

[1]杜永彬:《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收录于泽波、格勒主编:《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397～398页。

[2]见《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第428页。笔者在注释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康巴研究还有待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笔者撰写《国外的康巴研究》和辑录《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并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康巴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3]参见李克建、尹邦志:《“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7期。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22、2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陕西、青海、四川、台湾等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的专家和学者近1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要63篇。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社会经济发展与旅游”“康巴学与康藏历史”和“宗教与文化艺术”三个专题，就康藏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地理以及族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4]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贺先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思考——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5]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6]《“康巴学”诞生了》，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7]贺先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8]戴刚:《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9]杜永彬:《康巴研究的反思与前瞻》，载《中国民族报》2006－07－07。

[10]任新建:《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收录于泽波、格勒主编:《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

[11]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12]参见李克建、尹邦志:《“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7期，《中国民族报》转载(2006－07－07)。

[13]参考王尧、王启龙、邓小咏著:《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杜永彬:《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收录于《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

[15]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德格土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德格土司辖区独特的宗教格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论德格土司的特点》，《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藏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菩提》(香港)，1991年第61期，《藏传佛教高僧司徒·却吉迥乃》，《菩提》1991年第62期，《藏传佛教高僧降央钦则旺波》，《菩提》1991年第62期;《任乃强对四川藏区开发的贡献》，《四川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德格人对藏族文化的贡献》，《藏学论丛——贤者新宴》，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国外康巴研究为例》，《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合作编辑《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任执行副主编。正在撰写《国外的康巴人》一书。参与的与康区研究的有关学术活动有:多次应邀参加四川省召开的以康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研讨会(四川藏区开发学术讨论会，1993年成都;四川省藏学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学术讨论会，1994年广汉，并被推选为四川藏学研究会理事;第二届四川藏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1998年成都;任乃强学术讨论会，2002年成都;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发展暨博士点建设学术研讨会”，2003年成都);应聘担任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2001年起);应邀参加“相约格萨尔故里学术论坛”(康定，2003年)，康巴文化名人论坛(康定，2004年)，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委托，与加拿大的彭文斌一道，配合西南民族大学筹办“第一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2006年)等。

[16]参见笔者撰写的下列文章:《藏学研究之路》，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1期;《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人民网1999年11月9日转载;《藏学》，收录于《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邓小平理论与中国藏学的命运》，载《学术探索》，2000年第1期，《民族问题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4期转载;《国内外藏学研究的进展》，中国藏学网;《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述评》，收录于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藏学——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待发);《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藏学研究暨东噶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2006年7月31日，拉萨:西藏大学。

[17]参见杜永彬撰写的《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人民网1999年11月9日转载。

[18]罗润苍:《关于东部藏区藏学研究滞后的反思》，载《中华文化研究通讯》总第22期;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19]王尧先生等撰写的《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藏学，包括康巴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见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藏学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康巴研究还有待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笔者撰写的《国外的康巴研究》和辑录《国内康巴研究论文索引》(1949—2004)，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并将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康巴研究的反思与前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