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战败，意味着朝清间维持数百年的传统宗藩关系终结。宗藩关系的终结，使得在朝鲜从事商业活动的华商失去宗主国国家的特权，一夜间丧失了不平等章程下有利的商权和治外法权。战胜国的日本商人则独占朝鲜商权，战败国的清国商人则丧失所有特权，面临艰难的历史时期。首先考察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清商受难的初期过程。
1894年7月18日，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从汉城归国时向英国驻朝鲜总领事嘉妥玛委托保护中国商人、侨民及管公署财产。第二天，李鸿章任命唐绍仪为交涉通商代理并派遣到朝鲜代行通商业务。7月23日，日本侵略朝鲜王宫的同时占领了电报总局，并侵入清国总理公署与龙山分署掠夺了储备经费与银钱。24日，驻韩通商各口中国理事官均降旗回国。25日，日本强制朝鲜国王废除《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27日日本士兵将中国国旗夺走。清国驻朝鲜商务委员代理唐绍仪带领驻朝鲜官员到英国总领事馆避难。28日，唐绍仪受英国官员护送抵达仁川，并在8月2日乘德国轮船回国。之后一段时间，朝鲜无清国外交代表。8月15日，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向各国领事馆通告，废除朝鲜政府与中国签署的所有条约，并在16日撤销了中国人的治外法权。[18]
部分清商获英国总领事颁发的证明书，乘英国商人小船从汉城到仁川，再乘英国军舰免费抵达烟台。其余数百名清商避难于英国总领事馆。“从早晨到中午在炮火中，饥肠辘辘无法忍受。”[19]没能避难于英国领事馆的清国商人四处受到日本人的凌辱。首尔以外的华侨以间谍嫌疑被日本军队逮捕，房屋和财产被掠夺，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失去（中国东北地区）旅顺后，欧洲各国均亲日而避清。甚至朝鲜妇人和孩子也嘲笑清国人为清国狗者，十分气愤。日本人遇清国人时，会用手比作刀做出割脖的动作，示意均会成为刀下之鬼。”[20]甲午战争之后，作为战败国国民的清商在朝鲜受难，没能获得生命和财产保护。
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了夺取华商在朝鲜的商权，操纵朝鲜亲日内阁，在1894年11月与朝鲜签署了《保护清商规则》。这一条约进一步成为政策性的规范华商活动、使华商受难的基石。
《保护清商规则》较之1882年《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有关朝鲜华商的商业活动和权益的条款有诸多变化。条约的名称虽为保护清商规则，但实际内容是在限制清商的活动权益。分析条约内容如下：
第一，本条约废除过去朝清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前提条件，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无效化。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前提下的宗藩关系，并指出清民在朝鲜领土安居乐业是受朝鲜政府的恩惠。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朝鲜将以独立国的身份与清国在平等条件下开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清商，则意味着失去所有宗主国特权的不利条件下进行商业活动的艰难历史的开始。
第二，第一条到第五条中限制清民的居住地，将清商所有商业活动转变为朝鲜政府的许可事项。这剥夺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作为宗主国国民获得的治外法权。这对华商同样意味着新的受难时期的开始。
第三，第六条到第八条中规定在朝鲜境内发生事端的裁判权与统治权均属朝鲜政府。这取消了过去清国驻朝领事官商务委员的裁判权。由此，清国作为宗主国对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权均返还于朝鲜政府。
这说明甲午战争之后朝清间维持250多年的近前代封建外交关系告终，新的近代相互平等的外交关系开始。而在朝鲜享受利益和荣华的朝鲜华商将开始想象不到的艰苦历史。朝鲜华商在日帝国统治下克服种种困难，在相互平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展开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下面将考察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华商经历的艰难历史。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掌握了朝鲜政治经济霸权。朝鲜被日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榨取进一步加深。日本将朝鲜独占为本国原料生产地与商品市场，扩大产业资本主义基础，迅速获得经济发展。甲午战争发生的1894年，日本产棉布对朝鲜的出口额为22.8万日元，1895年增加为95.6万日元，分别比1893年增加12.7倍和53.1倍。[21]189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额为9.59亿万日元，1907年则达到37.43亿万日元，分别比1885年的8.06亿万日元增长19.0%和364.4%。朝鲜完全沦落为日本的原料和粮食供给地。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日本商品进入内地商行，大米与大豆仍是日商掠夺最多的产品。1906年大米与大豆的进口额比战前1893年增加了10倍之多。根据《日本帝国统计年鉴》的记录，1895年到1909年，日本的大米与大豆进口量占总进口额的76%。[22]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华商基本回国，但日本商人在日本政治、军事保护下，进入朝鲜内地经营商店，将日本商权扩大到朝鲜各地，重新独占了朝鲜市场。日本通商协会报告说，“以前清商拥有的朝鲜贸易权自明治二十七八年讨伐清军后，均落入我们之手，获得了将商业势力扩大到朝鲜八道的机会。”[23]如报告内容，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商迅速从华商手中夺取了朝鲜商权。“根据统计，1896年居住朝鲜的外国人共18 812人，其中日本人15 064人，占绝大多数。朝鲜各口岸共258个贸易公司中，210家企业由日本人经营。”[24]
在朝鲜华商非常艰难的这段时期，清政府是如何树立华商保护政策支持华商商业活动的？下面将仔细研究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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