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伴随现象

二、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伴随现象

非洲国家独立后确实经历过不少战乱和政变，从而给以英美为首的西方社会战乱频仍的形象，但这是非洲众多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回顾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战争伴随着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始终，英、美、德、法、意等概莫能外。在中世纪的中后期，西欧的一些封建国家相继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这为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2008年12月去世的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即便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5]

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产生，需要一个较长的孕育和发展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最早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惨烈的战争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英国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和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7年)，持续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一点也不亚于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生的战争和冲突。因此，从比较狭隘的角度看，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质上就是英国如何从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法国尽管在建设民族国家中多有挫折，但在大革命中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带来了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大大简化了欧洲的版图，特别是简化了那些还存在着中世纪式的分封割据的地方的版图。美国社会学家斯卡齐波尔（Skocpol）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在英法领民族国家建设风气之先，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选择的趋势下，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于是欧洲其余国家也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主要任务，首先是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形成中央集权。这些“迟发展者”（如德国、意大利）几乎都是在挣扎着利用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国家统一的，这一历史事实发人深思。由于欧洲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特点，已经成功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情愿其他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所以，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其他民族的统一任务。于是，由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这一原来的国内事务，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强力抗拒外部列强的势力、内部加强对民众和分裂势力的控制，来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从民族国家建构开始就在进行“自杀”，而“一战”后则更为激烈，这种暴力战争的“雪崩”，根据谨慎的估计，共埋葬了7000万至8000万条人命，并且把欧洲这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埋在下边。^[6]当然，20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战乱分裂不断的原因很多，列强争霸、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两大军事集团形成而又没有有效的国际安全组织制约等都是原因，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性不平衡似乎是造成欧洲灾难深沉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为本质的因素。

纵观欧洲现代民族的形成，无论是通过和谐的、反应的还是冲突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政权作用的产物，是战争冲突作用的产物。现代、理性化的政权先于民族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也只有在欧洲框架内才能理解各国之间的外交和战争现象。如此看来，民族国家建构中出现战争和冲突乃是共有现象，并非非洲国家所独有，且这种由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不平衡性也影响着非洲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