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和形象重构中的作用

一、传播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和形象重构中的作用

传播在非洲国家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非洲国家应该善于利用传播来推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这里的“传播”采用大传播的观念分析之，公共教育、大众传媒以及文化和社会政策等都归入传播的范畴。

1．传播是民族和国家形成并走向结合的黏合剂

民族是怎么来的？“民族不仅是历史长河中具有特殊与有限生命的个体，而且民族意味着命运的历程。民族与国家不同，国家被看做是人为的创造和架构。”法国哲学家吉尔·德拉诺分析道，“为什么历史造就民族？因为没有‘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民族特征。所有不同的民族理念都试图创造并保存共同命运。并不是所有的命运共同体都是民族，但所有的民族都是共同体，就像那些没有成为民族的共同体：虽然是共同体，但不完全具有民族特征。”^[20]在他看来，当民族被看成是由集体共同建设的时候，共同的意志就比意识更重要。神话、习惯、语言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原始因素，但它们只有通过传播和重复才起作用，民族的持久的印记既是自愿的也是象征性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关于先民的神话传说。军队、学校、媒体，是向大众灌输民族意识，建设民族的主要现代手段。民族的想象与民族的政治或历史实体的锻造不可分割，两者互相加强。编纂本民族的历史、整理和阐发本民族的神话与传说，提倡统一的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学等，这些传播行为的目的旨在挖掘和培育强烈的民族意识、唤起民族自觉，建构民族认同。

而民族形成后民族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中有两大重要主题：对民族的承认和归属心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写道：“只有当自我意识由于意识到另一种自我意识存在的时候，自我意识才存在于自我和为了自我而存在，换言之，自我意识只是作为被承认的事实而存在。”黑格尔的这句话引出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命题：“被承认”是一个对个体和对群体都有效的动机。同时，黑格尔的这句话还潜藏着“民族归属感需要民族的多样性才能最终作为民族意识被确认”。民族寻求承认和归属，国家的出现给民族提供了要求被承认的主体和可以被归属的主体。于是民族和国家开始走向结合。如何培养国民对民族的承认和归属，传播同样不可或缺。“工业社会之前，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对民族国家不可缺少的语言和教育统一。随后，视听媒介又加强了这一传播促进统一的现象。”^[21]

民族和国家的结合并不等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即便就西方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关理论家和媒体长期传播的结果。通常认为，1648年欧洲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并不然，该条约主要确定和承认的是君主制国家，还只是民族国家的雏形。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正式形成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国家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将“nation”的概念引入了“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启用了“公民”概念，使民族和国家合为一体，改变了主权国家的属性，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民族国家及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是定期报刊传播的功劳。^[22]他反问道：“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使忠君思想日益式微并取代忠君思想，且成为新兴的爱国主义，如果是这样，难道不应该把这个变革归功于报纸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力量吗？”^[23]提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观点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认为，书籍，尤其是报纸，是巩固君主统治和促进民族国家形成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书籍和报纸为公民的相互交流提供渠道，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公民意识和社团意识。^[24]

由于民族和国家在近代以后紧密结合成一体，组成现代民族国家，所以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太多时候都是统一的。国家与民族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若国家不是民族意识的摇篮，也可以成为其避风港，一方乐土。民族国家必须通过语言、宗教及随后的教育统一，建立政治认同。“民族首先是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之中的。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25]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民族国家并不单是拥有一定领土、一定居民的政治实体，而且是具有同一语言、同一文化的稳定人类共同体。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同质性成为民族国家趋向同一的基本特征。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和国家的统一性，也“就是国民对于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构成了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26]

因此，从现代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历史看，民族和国家走向统一，传播扮演了不可缺失的角色。“新民族的主要规划之一——也是人们促进和提高国家地位的规划之一——是开发民族性的媒介、电信和信息系统。”^[27]非洲国家要大力发展大众传媒事业、公共教育事业、民族文化事业，积极促进国家民族的形成，促使民族和国家走向统一。

2．传播是培养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

当18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和出现时，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如何培养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增强国民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凝聚力，以内求稳定繁荣富强、外求生存发展，实现民族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培养国民坚定的国家认同。所谓国家认同，就是国民对国家能给自己提供的归属感、安全感的坚信与敬仰，是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19世纪中后期，大众传媒的兴起给民族国家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了50年的冷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立足于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大众传媒不遗余力地讴歌自己的民族战斗英雄，塑造自己民族、国家的光辉形象；极尽所能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谴责对方国家的暴行，妖魔化敌对的民族国家。显然，如何培养国民对自己国家的信仰是民族国家在面临生死存亡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大众传媒出现后，利用大众传媒塑造国家形象成为民族国家培养国民国家认同的首选手段。

行为、事件借助大众传媒信息化、符号化进入人的大脑，最终形成人对行为、事件的认知印象。作为受众认知外界行为的窗口，新闻传播与大众文化传播不同的是，新闻报道是及时甚至实时、长期不间断地告诉人们周围在发生什么，从而为公众构建“媒体现实”。因此，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公众对外界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新闻报道可以影响、引导舆论，甚至建构受众对某一事物印象的原因。美国传播媒介著名评论家本·巴格迪坎在《媒介垄断》一书中说得更明确：大多数人都是“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以及电影获得对世界的印象。大众传媒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构、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残暴的力量也只有通过创造一种接受残暴者的态度才能获得胜利。”

在现代传媒高度渗入的情况下，一旦媒体关注的新闻成为受众关注的新闻，媒体的措辞成为受众的措辞，媒体的视角和口气成为受众的视角和口气，媒体的价值判断成为受众接受的价值判断，那么媒体最终建构的现实就成为受众认可的现实，媒体塑造的形象就是受众认同的形象。当信息接收从量变达到质变，受众的思维模式就转化为媒体设定的思维定式，非洲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建构就成为可能。换言之，通过对有意义的象征符号的操纵可以支配集体态度，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就成为让有效力的象征符号得以循环并发挥作用的工具。在日积月累的传播中，这种荷载信息的符号循环将最终综合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曾领导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并发布《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告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美国报纸的主编们说：“16年的正规学校教育根本无法与通过新闻界接受的终身教育相提并论。”^[28]

那么非洲国家如何利用传播加强民族国家建设，培养国家认同，从而最终重塑非洲在国际上的形象？非洲人对自己国家的印象首先来自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教育传播在非洲人心目中建构的是一种历时性的国家形象。其次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对当下民族国家发展的动态信息传播，这种信息传播可能维护也可能颠覆原先因教育传播而塑造的国家形象。由于这种信息传播是动态的，因而它建构的是一种共时性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中的“国家”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黑格尔认为，“国家是自我肯定的绝对精神，不承认任何善和恶、可耻和卑鄙、诡计和欺骗的抽象规则。”^[29]也就是说，作为抽象的国家，国家只有普遍的国家意志和利益，而没有任何的道德义务。但是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中又强调指出：“国家不是艺术品，它立足于地上，从而立足于任性、偶然事件和错误等的领域中，恶劣的行为可以在许多方面破损国家的形象。”^[30]显然，作为具象的国家，国民感受到的是国家实实在在的行为，进而在行为效果的基础上对国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同样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在世之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解释，这种解释本身可以通过对我们日常实践的解释而得到说明。”也就是说，存在本身就是对自我的解释和重塑，或者说“在我们做什么及如何做的过程中，我们解释了自身和世界；我们的日常实践和我们实践的取向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状态，并不断地重塑我们”^[31]。存在的最显性表现就是行为，因而是非洲国家的日常行为和行为的取向塑造了非洲当下形象，并不断地重塑非洲的形象。换言之，非洲是谁，非洲的行为怎样，从本源上说是非洲国家自己行为建构的结果，是行为作用于人脑之后而形成的印象的结果。这种行为作用于人脑的过程其实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这里说形象是行为传播的结果，与说形象是信息传播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只是在这里更强调行为的本原性。因为无论何种怀疑，都只能靠行动来结束。中国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逐渐用自己的行为引导西方更为客观多元地看中国就是一个好例子。1994年，《时代》周刊发表文章，题为《围堵中国》。在时隔13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1月11日，《时代》周刊推出封面报道《一个新王朝的诞生》，提出21世纪是“中国世纪”。非洲国家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并及时将之传播开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进而在全非洲塑造非洲认同，是重构非洲形象的重要保障。这需要非洲众多国家从自身做起。

3．利用传播培养非洲文化认同

非洲复兴成为非洲发展的口号。非洲的复兴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复兴，更应有文化的复兴，后者给前者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参与，在于事物人化，融入人的活动和创造。文化的单位是多层次的，按照参与主体的不同，有个体的、群体的、民族的、世界的，但其中民族文化是文化最稳定而鲜明的形态。从词义学上讲，“民族”即“国家”，国家是民族文化的疆界，它维系着一个民族共享一套文化价值观，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是一个民族群体认同的表现形式，国家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国家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最牢固的捍卫者。所以文化和国家关系密切，文化认同的建构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建构。就非洲形象的重构来说，道理也如此。

重构非洲形象，非洲需要塑造文化非洲的形象，培养非洲人对非洲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引导非洲人重新认识非洲的传统文化，重新发现非洲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为非洲当下的文化建设、经济复兴提供足够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西方对非洲数百年的殖民不啻是西方文化对非洲文化的入侵和启蒙。任何一次文化启蒙运动都是一次传播运动，都将给现有的文化、观念带来冲击，甚至彻底颠覆，但并不意味着被冲击和颠覆的文化、观念就一文不值。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及其传教士掌握了话语权，控制了传播文化知识观念的主要报纸杂志，主宰了“公共领域”，所以他们对非洲文化的抹黑否定和彻底批判也播散到非洲知识精英脑海中，形成了部分非洲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负面印象，而非洲的文化自主性亦基本丧失殆尽。

这种对非洲文化的看法和不自信一直影响到非洲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媒体精英，认为只有与西方文化接轨，挪移西方的价值观念、习成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殊不知他们在挪移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时就已经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又何谈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这是非洲新闻媒体编辑部大量新闻来自西方通讯社和媒体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个区域文化的传承，主要取决于两个主体，一是该区域的知识分子，这是任何一个区域文化传承的主体；二是该区域承载文化的传媒。非洲知识精英和传媒彼此倚重结合，构成非洲文化传承的主流，于当下非洲重塑文化非洲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以传媒和知识精英为主的文化传播者不能引导非洲人正确认识非洲文化，确立非洲人对非洲文化的客观评价，在非洲人心目中重构非洲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非洲的崭新形象又哪来立足之本呢？

4．利用传播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的方法和渠道

既然形象是信息传播的结果，那么非洲如何利用传播来建构形象就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选择什么信息传播有利于形象的塑造；二是如何组织好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传播有利于形象的塑造；最后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媒介来传播信息更有利于形象的塑造。这些形象塑造的技巧对非洲有借鉴作用。

形象建构其实也是一个形象控制的过程，借用控制论的观点来分析非洲形象建构的过程，或许有助于非洲更好地掌握建构形象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非洲形象的建构选择最好的路径，达到形象塑造的目的。

根据系统控制论原理，组成一个控制系统必须具有以下要素：控制主体、控制客体、控制手段、控制客体的可能性空间和反馈。显然，非洲形象是要控制的客体，但非洲形象肯定是存在多种状态，良好的非洲形象是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它处于一定的象限中，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点。参考公共关系学组织形象的评价标准，非洲形象有四种可能的状态（见非洲形象象限图）：高知名度低美誉度（象限一）；知名度和美誉度都低（象限二）；知名度和美誉度都高（象限三）；低知名度高美誉度（象限四）。这四种状态就是非洲形象存在的可能性空间，其理想的状态是象限三，这是非洲形象建构过程中追求的最佳状态，非洲形象控制者都力求把非洲形象控制在这一象限，而非洲形象的其他三种可能性则是形象控制者力求排除的。

从第一章对非洲形象的描述来看，当下非洲形象处于象限二。但是形象控制者（建构者）可以通过加强自己的控制能力，运用一定的控制手段来引导非洲形象朝象限三发展。所谓控制，就是控制主体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条件，使事物沿着可能性空间内某种确定的方向发展。控制归根结底是一个在事物可能性空间进行有方向的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切控制过程，实际上都是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1）了解事物面临的可能性空间是什么。如非洲形象有以上四种可能。（2）在可能性空间中选择某一状态作为自己的目标。如非洲形象的塑造是为了追求象限三。（3）要有控制条件和手段，使事物向既定的目标转化。对于绝大多数控制过程，人们并不是把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精确地缩小到某个唯一的状态，而只是把可能性空间缩小到一定的范围就达到了控制的目的。如果任何控制过程都想以某个唯一状态为目标，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使控制失灵。所以我们前面说理想的非洲状态不是某一固定的点而是有一定的波动范围。

对非洲形象进行控制必须要有一定条件和工具，条件和工具都需要控制者去创造，关键的是利用条件和工具对非洲形象进行控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根据现实和目标的差距来调节，才能最后趋近或者达到目标。控制过程中，目标差的发现很重要，它主要是通过负反馈来发现。反馈是控制的核心，而要实现反馈，就必须建立控制系统。负反馈调节的本质在于设计了一个目标差不断减少的过程，通过系统不断把自己的控制后果与目标作比较，使得目标差在一次一次控制中减少，最后达到控制的目的。要想实现利用负反馈进行调节，那么负反馈机制必定要有两个条件：（1）系统一旦出现目标差，便能及时捕捉到这个信息并立即作出调节反应。（2）减少目标差的调节一般是一次一次发挥作用，使得对目标的趋近能积累起来。利用负反馈就在于能把控制者有限的控制能力累积起来，扩大控制能力。

因此，非洲形象建构者（控制者）要想把非洲形象控制在理想象限中，就必须建立一个形象控制系统，以利用反馈调节实现控制目的，而且必须引入信息这个组成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给信息下的经典定义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前面提到的可能性空间的缩小。控制论指出，一个系统必须获得一定量的信息才能组织起来。也就是说，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必须通过信息的传播才能协调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现代社会大系统之所以能组织运转起来，通讯及其他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在组织社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控制离不开信息的传播，信息的传播离不开控制。传播信息需要我们实行某种控制，反过来，控制过程又必须依赖信息的传播。很多时候，控制者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就在于这两者没有拿捏好。

根据参与和影响非洲形象建构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确定了非洲形象控制系统的模式（见下页非洲形象建构控制模式图），试图用模式化、简约化的方式揭示影响非洲形象控制的因素，从而为非洲在公众脑海中建构良好形象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

当然，由于模式要追求简约、抽象，在勾画影响非洲形象建构的因素时总是难免挂一漏万。但这个模式图基本勾画出了非洲形象建构控制的基本要素：横向（右）是对内传播，利用五种控制工具（大众传播、政府传播、政府公关、教育传播和人际传播）来实现非洲内部形象建构的控制目标，即确保非洲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建构位于象限三内，而不是落入其他三个象限之内；纵向（下）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的主体包括非洲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媒体、非洲人个体等，利用五种控制工具，向外国受众传播非洲信息，以实现控制目标，即确保非洲的国际形象位于象限三内，而不落入其他象限。国际媒体对非洲国际形象的建构则不在此国家形象控制系统模式中。

非洲形象建构控制模式图

根据非洲形象建构控制模式图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传播主体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系统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向两个向度传播信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也就是说，信息传播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就非洲这个大系统来说，非洲形象是信息对内、对外传播的结果。而信息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渠道，于是分析信息传播与非洲形象的建构就不能不分析信息传播的渠道。影响非洲形象建构的传播渠道主要有这么几种：以非洲国家政府和媒体为传播主体的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以外国政府和媒体为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

那么非洲之内有哪些渠道可以影响非洲人的认知，进而建构非洲认同和非洲形象呢？不论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在渠道选择上相差无几，这点应该是不用怀疑的。能用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非洲形象的渠道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几个主要渠道：

一、教育传播渠道。学校教育对国内民众形成国家形象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可以说，民众对本国历史、文化、地理、民族精神、政府的了解主要是来自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给绝大多数民众塑造了初步的国家认同。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尤其是这个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学校——是建构民众心目中文化形象、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堡垒。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初级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32]就对外，培养他国留学生，同样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必要渠道，他们回国后往往能较为客观地传播介绍非洲国家情况。但教育普遍不发达恰恰是非洲国家的弱项，因而无论对内对外，教育传播渠道都未能充分发挥建构认同，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非洲国家亟须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扩大教育传播渠道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功能。

二、新闻传播渠道，也称大众传播渠道。此渠道对民众的认知结果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长期的、非自觉的，但由于大众传播的广泛性、持续性、快捷性以及民众对利用大众传播获取外界信息的严重依赖性，它已成为影响民众认知国家政府的一个主要因素。大众传播的发展导致一种媒介文化的兴起。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一种媒介文化已然出现，而其中的文字、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身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媒介文化的潜在和长期作用在于有助于塑造受众有关世界和最为深刻的价值的流行观念：它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国家形象建构者和控制者必须认识到，“在当代媒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与娱乐媒体是一种深刻而又常常被误解了的文化教育学的资源：它对教育我们怎样举手投足，思考什么、感受什么、信仰什么、恐惧什么、苛求什么——以及什么不能做等等，有很大的作用”^[33]。学会怎样阅读、批评和抵制媒体的操纵有助于形象塑造者获得一种与占主导地位的媒体与文化打交道的能力。同样，非洲大众传播事业的不发达也制约了这个形象控制工具的使用。

三、政府传播，是指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政府面向大众进行的传播。其主要的形式就是政府领导人出访、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等。非洲国家在遭遇负面事件时应主动向国际媒体披露信息，引导国际媒体关于事件的报道。

四、政府公关，即指政府在自身的公众信息管理、公众舆论管理、公共关系管理以及公众形象管理方面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非洲各国政府公关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公共认知，提高本国乃至非洲的美誉度以及公众的信任感；二是实现公共利益，提高社会效益。

五、人际传播渠道。主要是非洲人与非洲之外的国家公民的互访交流，如旅游、留学、访问团交流等。

可以说，非洲国家在以上五个形象控制工具的使用方面都远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如何发展好、利用好这些形象控制工具消除多数非洲国家的部族意识，培养人民的国家意识，是非洲国家完成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国家民族政策、国家权力分配、国家文化教育等政策方面必须注意到对民族一体化的影响，利用国家政策、国家权力促进国家民族一体化，而不是利用国家政策、国家权力刺激地方民族（部落）主义的发展。由于地方民族/部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订、大众传播的宣传灌输对国家民族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也是十分关键的。

当然，传播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它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新闻传播工具来推行民族歧视，也是一些非洲国家政客常用的手法。在民族冲突中，占强势地位的民族利用掌握的宣传手段对“敌对”民族进行攻击，成为动员本民族的强有力的工具。非洲国家要善于利用传播促进民族国家建设和非洲形象重构，同时必须防止传播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