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应加强民族国家建构

二、非洲国家应加强民族国家建构

人类社会是以多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根据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最早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族则是血缘关系扩展的血缘－地缘共同体，由于血缘－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共同文化，从而构成民族。当人类生活区域扩大并需要特殊的公共权力——有组织的暴力维持共同体秩序时，便有了国家，然而直到民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才有了民族国家。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宁骚试图厘清国家、国族、民族、族体等概念。他以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区分了“作为部落的民族”、“作为部族的民族”、“作为国族的民族”和“作为狭义民族的民族”，认为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从部落到部族，从部族到民族，再经由民族锻造出国族的过程。^[5]非洲的国家形成有所不同。前殖民地脱胎而来的非洲国家，绝大部分是殖民统治的催生物，其现代国家的产生虽也有传统政治的成分，但殖民主义遗产是主要因素，不具备国家民族的条件；“国家”与“民族”形成的过程并不同步，“国家”的前身是殖民地，当殖民地赢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后，国家民族的建构并未完成。换言之，非洲的现代国家是在缺乏现代经济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的母体上由殖民统治这一助产婆催生的“早产儿”。^[6]借用科特迪瓦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话说：“我们没有继承一个民族，继承的只是一个由于殖民化而人为产生的国家。”^[7]因此，非洲国家应加强民族国家建构：一是国家民族建设；二是国家政治制度建设。

1．民族国家建构失败影响非洲形象重构

民族国家建构的四个目标没有实现，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就无法得到国家的保护，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公民失去起码的安全感，其直接后果就是公民丧失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为自我保护，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存在着复杂的宗教和巫术活动），有的则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则依靠现代组织（如各种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传统习惯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部族势力。一旦出现私力保护，那国家就乱象丛生，各种有损形象的问题就接踵而生。

就非洲国家来说，由于认同性建构缺乏，非洲不少国家的居民只有地方认同和地方统治者认同，没有民族国家认同，因而民族冲突、利益纷争频繁发生。由于延伸性建构在非洲国家遭遇严峻挑战，没能建立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并将其权力延伸到地方，兼之一些国家内部存在强烈的部族意识，在国家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以部族为中心的倾向，导致非洲不少国家政局不稳，政变不断，内部分裂持续。由于部分非洲国家的分配性建构失败，导致国家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问题成为影响国家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不少非洲国家就是因为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的不公导致战乱和政变。如苏丹的南北对峙、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对峙，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就是原因之一。非洲给世人战乱、冲突、饥荒、政变等负面形象，基本上都是非洲国家国家民族建构和国家政治制度建构失败或者说是遭受挫折的结果。对于合法性和参与性建构，尽管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但在非洲还不具有紧迫性。因此，要重构非洲形象，就必须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撰写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虚弱或失败国家是世界许多最严重问题（从贫穷、艾滋病、毒品以至恐怖主义等）的根源。对个别社会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国家的枯萎并不是乌托邦的来临，而是灾难的前奏。9·11之后全球政治的首要课题，不是如何削弱国家机制，而是如何建构它。福山认为，质量低劣或濒临崩溃的公共行政，是非洲20年发展危机的焦点，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每况愈下。他引述世界银行几位非洲理事的话说，“几乎每个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中都经历了执政能力的系统性倒退。大部分国家在独立时的能力比现在要强。”^[8]

福山强调加强国家建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60年代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强大政府论”的再强调。亨廷顿在该书中认为，要根除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显然，非洲各国要想重构国家形象，就必须创造新的政府机制，加强现有的机制，从而达到提升国家和政府能力的目的，达到重构非洲形象的目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制，并不是跟着独立而自然形成的。

2．利用国家政权，加速国家民族形成，建构民族国家认同

回顾西方历史我们发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各国发展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顺利地完成了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当前非洲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建设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可能逐步实现，这就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非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统一的政治体系（包括政体、国体、政权和边界等）使现代国家有一个躯体，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撑。

前面已经探讨过，国家民族建构的渠道一般有两种：一是各民族自然融合、或遭遇外敌入侵通过本土化动员而逐渐形成的；二是通过官僚式融合形成的，即国家政权建立后，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国家借助政府力量促成国家民族形成。非洲独立国家的存在已然是事实，因此，非洲国家能够选择的国家民族建构渠道便只有官僚式融合。非洲国家领导人只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国家民族建构。借助传播手段，如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具有民族性的建筑物、地理名称的民族化、民族文化运动、语言和宗教等来实现国家民族的建构，尤其是民族文化一体化的建构；借助民族整合和民族同化政策，或采取民族文化自治和多元文化政策。

非洲独立国家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50多年独立后的过程即是国家民族建构的经历。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使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民族冲突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也是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对自身国家形象的抹黑。非洲国家强盛、形象得到重塑需要统一的民族，民族建构成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首要任务。

部族认同走向民族认同是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的心理文化前提。部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是导致非洲国家内乱频繁，政局不稳，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从而被西方媒体丑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刚果金，由于上千年的部族酋长制是其社会基础，部族传统根深蒂固，作用很大，影响深远，国家独立后仍然保留了酋长制。长期以来，刚果金一直是现代政权机构与地方酋长制并存，广大农村还都由部族酋长制统治。酋长是本部族的精神领袖，每个臣民都要绝对效忠服从他。由于只有部族意识、部族认同，不知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利益，更没有民族和国家的意识与认同，因而往往出于部族的狭隘观念和利益挑起战端。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国家民族一体化的完成除了需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合理改革外，还包括民族经济体系的形成、民族文化的建构、民族认同感的培养等其他方面。由于国家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依靠一些政策性措施，如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相对合理的民族政策、国家统一语言的运用、民族文化的培育及民族自豪感的培养。^[9]

非洲国家在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必须谨慎处理好以下两种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国家民族与地方民族（部族）两者间的关系。在国家政权建立后，国家民族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适当。如果国家政权弱小，它就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福利条件；有时公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能寻找其他的保护者，从而为地方民族（部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条件。反之，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为各个民族（部族）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和资源，为不同部族文化的交流创造条件，这将有助于现代民族的形成。当代非洲学者基—泽博等认为，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族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须经历六个层次或阶段：共处、接触、竞争、征服、妥协、聚合。这种民族建构理论是对非洲一个国家内各种文化和不同地方民族关系的最好概括。^[10]这种理论多少受到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于1921年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论”的影响。“种族关系循环理论”是一种种族同化理论，认为种族间的同化过程有四个阶段：接触—竞争—妥协—同化。

将多个民族整合成同一的国家民族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它需要两个层次的重新认同：个人对新的主权国家的认同；各个地方民族认同新的国家民族。这个过程的重要条件是，个人是以公民的身份认同国家的；反过来，国家必须提供一个公民社会必备的各种起码条件。在第二个过程中，各地方民族需要逐步放弃一些原来独自享有的文化优越感，并致力于国民文化、国民意识和国民性格的培养；放弃与其他民族的传统历史恩怨，与其他民族分享国家资源（而不是地方资源），平等地生活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家庭里。第二个过程意味着将所属民族共同体即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整合到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之中。当然，所谓的“更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仍然与第一个过程的条件一样：现代国家已完全负起对作为一个公民聚合体的地方民族的责任。只有负责任的国家政权才能享有各个地方民族的认可和尊重。多个地方民族并存是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非洲的特殊之处在于，多数非洲国家内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民族，而是处于部族甚至部落阶段，而这非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恶果。

其次，必须正确理解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关系极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则是前者的胶合剂。一个人若无民族认同感，自然无法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感不存在或不强烈，也无法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由于“民族”是由血统、遗传、地域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选择，但“文化”则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所以文化认同比民族认同更为复杂。众所周知，构成民族有两大元素，一是地缘，另一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等）。因此，民族认同感必须同时含有地缘与文化两种成分。单凭地缘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是不完善、不牢固的，对于强化民族或国家的凝聚力，也不能产生持久的、可靠的作用。

至于国家认同，则是个政治概念，属于另一个范畴。在人类历史上，先有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才有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是属于高层次的认同感。因此，把国家认同摆在首要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至今未能正确理解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诚然，国家认同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但和文化认同一样，它本身具有不同的内涵或类型。大体上说，国家认同可以分成三类：一、含有文化认同成分的国家认同；二、不含文化认同成分的国家认同；三、不含民族认同成分的国家认同。这三类国家认同的层次与强度并不相同，其中以第一类认同感最强烈，第二类认同感相当脆弱，第三类认同感则最脆弱。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对此非洲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强调民族认同，不是鼓吹民族主义；强调文化认同，更不是提倡文化沙文主义，所以不至于影响民族和谐与全民团结，对国家认同也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恰恰相反，由于国家认同本身存有许多不稳定的“可变因子”，在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显得相当脆弱，所以必须凭借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两股力量，才能平衡外力的冲击，使年青一代非洲人的国家认同、非洲认同得以稳固、提升。

正是由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密切关系，我们主张非洲国家知识精英和媒体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在非洲人和本国人民心目中建构非洲良好的文化形象和民族形象，实现文化和民族的认同，从而最终实现国家认同和国家的统一，非洲认同和非洲的统一。

另外，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在殖民统治时期对非洲实行的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策略对非洲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强化了非洲旧有的社会结构，中断了非洲社会民族自然发展融合的进程，并使部分已经走出部落阶段的民族倒退到西方乐意接受的部落阶段，从而强化了部族意识。1884年柏林会议的召开和有效占领原则的制订“标志着欧洲在非洲的扩张从此有了国际法”。殖民主义体系的最终形成协调并加强了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进程，也成为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的最大障碍。在第三章已经详细论述过西方殖民主义是非洲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从非洲正在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来看，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现代民族国家还是一种目标，它的基础并不牢固，民族国家建构的四大任务在非洲国家要么部分实现，要么基本没有实现。第二，非洲已建立的民族国家在一些国家形式多于实质，比如刚果金。第三，在非洲大部分目前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政党的民族国家认同程度都很低，多从地方民族（部族）角度考虑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各个政党为得到权力可以不顾一切。政党竞争政府权力的过程成为一种零和博弈——没有权力的分享，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第四，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在民主化过程中将得到加快。虽然地方民族（部族）主义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争取选民，来巩固自身政党的社会基础，但从长远来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必须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有这种最终目标和崇高责任感的政党才能真正在竞争中逐渐放弃地方民族（部族）利益；从精神上看，民众将在为民主化而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性。^[11]

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尽早完成国家民族建构，早日形成名副其实的现代民族国家仍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应将致力于政治稳定，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作为首要目标，只有这样，政权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经济上而言，要解决发展道路问题，应确定一个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经济总体战略计划，既要保持经济独立，又要不断融入全球化。最艰巨的任务是文化复兴，进行文化的非殖民化和重建工作。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的，遗毒最深、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化和心理上的影响。这些都需要非洲国家借助各种传播渠道来涤荡干净（关于传播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和形象重构中的作用将在第三节传播策略中详细阐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欧洲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数百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非洲国家的国家民族一体化在几十年之内就完成。是时间积淀的，同样需要时间来消除，非洲形象重构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