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慰藉

天命与慰藉

安骥一向运气极好。身陷能仁寺便被十三妹所救，又由十三妹做媒，娶了张金凤；来到淮安的安骥担心父母不允婚，没想到父亲却一口应承；回京后变得轻佻的安骥，又被新娶的何玉凤及时纠正；当娄主政明知安骥试卷极好，却扣下不理时，已经成神的祖岳和岳丈便三番两次出来指示“此人当中”；安骥高中探花不久，就连升五级，成为国子监祭酒；安骥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也是虚惊一场，不久即调任山东观风整俗使。其父安学海道德学问都极好，却一第蹉跎，一官难为，与安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何解释安骥的好运气？

作者对笔下人物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安学海父子的运气好坏，自然都是作者的安排，但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凭据，文康是从“命”的角度来阐发的。孔子提出关于命的问题，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71]（《论语·尧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2]（《论语·季氏》）。文康也认为：“人生在世，有如电光石火，讲到立德、立言、立功，岂不是桩不朽的事业？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没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心，定遭一番拂意事。”（第二十四回）第三十二回又说：“想不想，其权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权可在天。”同回安学海也说：“人生有子无子，作官或达或穷，这是造化积有余补不足的一点微权，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说话。”也就是说，理想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意，而是还受到天命的制约。是故文康认为人生“倒莫如随遇而安，不贪利，不图名，不为非，不作孽，不失自来的性情，领些现在的机缘，倒也是个神仙境界”（第二十四回）。

第十九回安学海引述十三妹之祖父话说：“就中若讲人品心地，却只有我这安学生。只可惜他清而不贵，不能腾达飞黄；然而天佑善人，其后必有昌者。”安学海的半生坎坷，乃是他命中“清而不贵”造成的，不过儒家的“知命论”并不是“宿命论”。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指出：

……或问祸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犹人生之命也。从而粪壤培之，雨露润之，五斗者亦可一石；若不惟无所培润，又从而蟊贼之，摧折牧放之，一石者幸而五斗，甚则一粒莫获矣。生命亦何定之有？夫所谓命一定者，不恶不善之中人顺气数而终身者耳。大善大恶固非命可囿也，在乎人耳。[73](www.guayunfan.com)张岱年也指出：“儒家所谓命是经过主观努力之后仍不可超越的客观限制，必须尽人事，才能知天命，天命不是完全前定的。”[74]说明儒家认为人生固有所谓天命，然可由人力改变。安学海正是因为一心践行忠恕，有学问有道德，才会苍天佑之，使其子安骥逢凶化吉，一朝登第。从而表达了文康“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观鉴我斋《序》）的意图。所以第四十回交代“后来安公子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辩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后面还特别加了一句“这也是安老爷一生正直所感”。

安骥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是文康晚年精神的慰藉，马从善《序》云：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晚年诸子不肖”，成了文康心中最大的隐痛，也必然会促使他思考导致“诸子不肖”的原因。甚至可以想象，他创作《儿女英雄传》目的之一也是给自己的子女阅读，希望他们从中能有所领悟。从小说的描写来看，他思考的不外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父亲对子弟的教育问题。“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没有教育好子弟，应该是他悔过的中心问题，所以他要写一个善于教子的父亲安学海。二是贤妻（最好是侠女）的辅助。文康并不奢望子弟不犯错，安骥就犯过年少轻狂的错误。而家有贤妻，可以时时监督规劝，最好的自然是十三妹那样的侠女，安骥对十三妹“一个竖心旁儿写在那里，直到如今，虽不曾在右边加上个什么字，毕竟有些爱中生敬，敬中生畏”（第三十回）。如果没有何玉凤言辞激烈的规劝，安骥不知何时能从附庸风雅中醒过来。三是子弟本身的觉悟。慈父贤妻的帮助固然重要，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安骥自身的努力。他不远千里，毅然踏上救父征途，说明他天生自有几分英雄气。十三妹的厉声激辩，把他“小脸都气黄了”，但他还是虚心接受了建议，说明他也很有心胸。所以文康在肯定“何尝不是被他姊妹两个一席话，生生的把个懒驴子逼上了磨了呢！”之后，又言“然虽如此，却也不可小看了这个懒驴子。假如你无论怎么样得着方法儿逼他上磨，他是一个劲儿的屎溺多，坐着坡，不上定了磨了，你又有甚么法儿？”（第三十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