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3.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实行科学建制国家化，不仅适应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方向，借鉴苏联的经验以及适应后发展现代化大规模建设的要求，而且还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要求，也即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延伸，慢慢地沉积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的思想资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往往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行为追求中。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浓悠的“大同”思想。它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模式，渴望财产公有，互敬互爱，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团结奋进。从孔子“老安少怀”的博爱济民原则，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会理想模式，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都是如此。《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古老中国人心中没有战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的大同美好理想。这种传统形成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大同理想和国家观念，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都极为突出。这种理想憧憬沉积于民族心理之中，成为悠长而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传统中还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强调群体利益和群体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团结，集体才有力量。所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就包含了那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成分。传说中的三大圣都是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集体、一心为公的人物，其品德一直为后人所推崇。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后来却积淀在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美好传统。总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大同”为理想，以群体为本位。也正因为如此，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历史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大科学时代无疑有某些契合之处。

与大同理想、国家理念、群体意识等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了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到历史的十字街头去呐喊呼唤，寻求变革和救亡图强，并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科技救国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然而，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使他们深切感到救国无门，比如第一代近代科学家在创办《科学》杂志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里都是业余的，其主编不仅没有薪水，有时还得自己贴进一些费用。在《科学》上投稿向来没有稿费，只以论文的复印本若干为酬。中国科学社没有经费，只好由众社员奔走各方，不遗余力，沿门托钵，才募集到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²⁰⁾这样的历史现实，使得中国的科学家们迫切希望国家介入发展科学，用科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中国科学界向往和认同科学国家化。科学国家化在中国科技界有着深厚的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科技由国家统一计划，进行宏观管理，因此，科学建制国家化具有坚实的社会体制基础，正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纲要·序言》中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按计划进行的，”因而，“服务于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必须配合整个建设计划的需要。因此，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必须实行全面规划。只有这样，才便于国家更有成效地加强对科学技术战线的领导，把全国各部门分散作战的力量组织起来，把一切潜在的和仍被闲置的力量发动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和相互协调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量，来完成巨大的任务。”⁽²¹⁾可见，这种大科学体制的形成是建立在我国当时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并且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核心，大科学体制是它的科技支撑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每个时期和各个建设项目都会相应提出一批重大的科学技术攻关任务，从而直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确定目标甚至课题。而这种大科学体制在实施科技发展规划过程中也同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样，易于克服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局部利益的干扰，能够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协同攻关，并在进行过程中自如地调整、协调和控制，进行集体攻关。

另外，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积累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大兵团协同作战”等丰富经验，将其用于科技攻关也成为共产党人的自然选择。⁽²²⁾将这种革命时期积累的经验以及组织群众的军事领导艺术与现代科学中系统工程的先进管理方法相结合，是新形势下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