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公寓里的中国历史老人

我跟年已九十的王福时老先生有过多年通信。知道他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北面的EL CERRITO的老人公寓。

在旧金山，我常去伯克利加州大学。那天，我从伯克利乘地铁去看望他。在电话中，王福时先生再三关照，到了EL CERRITO给他打电话，他的夫人会到车站来接我。

走南闯北惯了，我在美国也喜欢到处独自出去采访，下了车，我就自己按照地址去找老人公寓。我没有麻烦他的夫人项蕴华，因为她也上了岁数。

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老人公寓，这一回倒使我有机会亲眼目睹老人公寓中老人们的生活。

那是一幢米黄色的四层大楼。大门上安装了密码锁，所有的走廊上都铺着地毯，而且两边都安装着扶手，显然，那是为了便于老人们扶着扶手走路。

王夫人脖子上挂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牌子，看上去有点像有些公司工作人员所佩的出入证。王夫人告诉我，那是警报器。倘有不适，揿一下上面的电钮，就自动拨通了911报警电话，医生马上就知道谁在报警，立即打电话来询问。如果需要急救，医生会迅速赶到。她告诉我，在老人公寓的床头、浴室，也都安装了报警器。

在大楼底楼，有着宽敞的活动室，里面有书报，有扑克牌。在健身房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械。

大楼后面有很大的花园，供老人们散步、晒太阳。

王夫人告诉我，这幢老人公寓系民营公助性质，有六十套房间，有的住一位老人，有的住老年夫妇两人，在这六十户老人中，中国人占二十五户。在中国人之中，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也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除华人、白人、黑人之外，还有伊朗、巴基斯坦、越南、日本、韩国人。住老人公寓要申请，符合条件的才能登记。由于这里房间有限，登记之后还要“排队”，有的要等好几年才能入住。她和丈夫等了一年多，才入住老人公寓。老人公寓的租金低廉，视老人收入而定，也有的免费。

王福时先生住在四楼。乘电梯时，我发觉电梯特别大，便于轮椅进出。另外，电梯门的滞留时间格外长，这是为了行动迟缓的老人们上下电梯不至于被电梯门夹住。

作者在美国老人公寓访问王福时夫妇

我来到王先生住室门口，发现房门上安装了一个特殊的标志，朝左边拨，呈红色，往右边拨，变成白色。老人们每天上午起床之后，朝左拨一下，变成红色。到了中午，有一位工作人员前来检查，并往右把红色拨成白色。一年到头，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这样挨家挨户拨着检查着，从不间断。倘若发现哪家房门上的标志在中午仍是白色，说明早上主人没有拨过，意味着这家老人可能出了意外，工作人员马上敲门，如果没有反应就要采取紧急措施。

我见到了王福时先生，他气色不错，思维敏捷，书桌上居然还放着电脑！他上网，而且用E-mail与子女保持联系。我写好关于他的访问记之后，便从上海用E-mail发给他，请他审阅。他作了许多修改。

他与夫人在老人公寓住一室一厅，七十多平方米。厅里放着会客的沙发，也放着书柜、书桌。墙上，挂着他众多子女以及第三代的照片。

在中国，会为有那么多的子女而住老人公寓感到惊讶，在美国则很正常。子女忙于工作，而老人们在老人公寓可以得到比家中更加周到的服务。

我跟王福时老人过去只是有过通信联系，这回是第一次见面。

他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历史老人。旧金山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在这里的“隐居”着诸多这样的历史老人。他告诉我，他对门住着的黄先生，就是戴笠老部下，当年跟沈醉出入同一办公室。

我与王福时老人长谈，在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亮点，寻找新的启示。

当年，王福时是一位左翼文化人。我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一书中，多次读到他的大名。

海伦·斯诺在1983年为《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这么提及王福时：

4月22日——又是“命中注定”，我收到北京胡犄妮写来的关于彼得·周的两封信。胡犄妮从王福时那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王福时是前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他在我们家避过难。王福时曾自告奋勇给我当翻译，陪同我从北平乘火车去西安。同车秘密前往西安的，还有俞启威，他曾经安排了埃德加1936年的保安之行，我的那次旅行，也是他安排的。1983年4月24日——又是“命中注定”，王福时从北京给我写来了信。他有七个子女，两个正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上大学，女儿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工作。

海伦·斯诺提及的俞启威，即黄敬，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后任天津市首任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她提及的埃德加，即斯诺。

王福时告诉我，彼得·周（Peter Chou），即周天成，西安事变时是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的经理。

王福时又说，海伦·斯诺提及的他的两个子女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上学，但是并不在奥克兰。

从海伦·斯诺的这一段序言可以看出，1937年她访问延安，便是由王福时陪同并担任翻译。在延安，王福时见过毛泽东，也见过许多中共重要领导人。

当时的王福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就是由王福时率先编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他去延安时，将此书面呈毛泽东……

说起这些往事，老人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他出生于1911年，辽宁抚顺人。他的父亲王卓然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从美国回到沈阳，被张学良聘为“咨议”，兼张学良的家庭教师。此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与张学良将军交往甚密，乃张将军文胆。王福时赠我《王卓然史料集》一书，那书名便是由张学良将军题写的。

王福时说，他父亲王卓然与张学良将军关系之密切，从一件小事便可见证：1933年，有三人力劝张学良戒毒，此三人便是宋子文、端纳和王卓然，而执行者是米勒医生。这年2月，在上海戒毒过程中，张学良痛苦难忍，拒绝米勒的医治。王卓然提出，施用“苦肉计”，即请张学良家属和部下环跪苦谏，迫使张学良继续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张学良苦不堪言，以至痛骂所有劝他戒毒的人，扬言要枪毙王卓然。王卓然置之不理，依然坚持执行米勒的戒毒治疗方案。张学良终于霍然而愈，从此告别鸦片，出访欧洲。

王福时还说，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后来，在中国共产党调解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即遭蒋介石监禁。1937年2月，王卓然与何柱国一起去奉化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把自己对于东北军的“遗言”托付给他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王福时从东北大学转往北平，借读于燕京大学。1932年他进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在学生运动中，他结识了比他低一年级的燕京大学同学黄华。黄华，原名黄汝梅。他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在1936年夏进入陕北根据地，在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担任翻译。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时，黄华担任翻译。黄华在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1935年10月，王福时前往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准备报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日本正在加紧侵华战争，王福时在1936年3月回到中国北平。

回国之后，王福时的父亲正在北平主办《东方快报》。《东方快报》由张学良将军赞助，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1936年12月13日，国民党控制的各报都把西安事变称为“兵变”，唯独《东方快报》称之为“兵谏”，一字之差，反映了《东方快报》鲜明的立场。

王福时记得，他曾经受父亲的派遣，前往北平东城盔甲厂十三号，跟住在那里的美国青年记者联络。这位美国记者就是斯诺。

那时，王福时成了斯诺的好朋友。正因为这样，斯诺从陕甘宁边区采访回来，把采访所得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全部交给了王福时。

王福时深知斯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材料的重要性。他说：“当时，人们对红军进行的历史性长征还一无所知。红军是否真如国民党所说，不过是一群胡作非为、纪律散漫、到处流荡、过不了多久就会在陕北的荒山秃岭中被歼的土匪残余？中国共产党人的现行政策是什么？在他们的统治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斯诺深入陕甘宁边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斯诺的文章正确地回答了千千万万读者所关注的问题。

为了使斯诺文稿尽快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王福时立即着手进行翻译、出版工作。王福时能够组织翻译，因为他有翻译伙伴李放、郭达，可以一起突击，迅速把斯诺的重要文稿译成中文。李放是他父亲主持的《外交月报》社职员，而郭达则是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助手。

王福时能够组织出版，因为他父亲主管《东方快报》印刷厂。这家在北平府右街的印刷厂，有绘图、排版、制版、印刷能力，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之下，花费两个多月，很快把斯诺著作的中译本印出来。

王福时拿出了珍藏的1937年4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原版本给我看，书的首页，印着斯诺为毛泽东所摄那张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这张后来流传甚广的照片首次发表，就在这《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全书二百九十四页，用了五十多页刊登了《毛施会见记》。这是斯诺（施乐）四次会见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话的主题是：

1936年7月15日，在陕北保安，“外交”；

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保安，“论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7月18日，在陕北保安，“内政问题”；

1936年7月23日，在陕北保安，“特殊问题”。

这四篇谈话记录后来并没有收入《西行漫记》，也没有收入其他的书，显得格外珍贵。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附录收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直到前些年，王福时才得知，这“廉臣”乃陈云的笔名！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奉命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情况，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王福时在当时觉得“廉臣”的文章非常生动、翔实，也就全文收入。后来，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阎景堂查证，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国内最早就发表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

令我惊奇的是，《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还收入《红军长征路线图》以及十首红军歌曲，其中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书中甚至收入毛泽东所作的《长征》一诗！王福时说，这是斯诺带回来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次公开发表。

王福时说，《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由《东方快报》印刷厂印了五千册，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发行量。后来，又有好多家印刷厂翻印这本书，使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斯诺夫人在给王福时的信中，称赞说：“你出版的斯诺一书对中国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就在这本书刚刚印好时，王福时又做了一件非同凡常的事，那就是陪同斯诺夫人前往延安采访。

关于这次采访的起因，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这么写道：

“大卫·俞（叶注：即前文提及的俞启威）告诉我，共产党5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叶注：即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者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去，然而他不能与我同行，以免招人怀疑。他的处境很危险。

东北大学王校长的儿子（叶注：即王福时），很想以记者身份同我一起去。他说，他可以当我的译员。可是他也不希望由于我而感到难为情，在旅途中担风险。”

斯诺夫人与王福时在1937年4月21日一起从北平乘火车前往郑州，从那里转往西安。黄敬也乘这趟车，在不同的车厢里，而且装成与他们不相识。

在郑州，斯诺夫人给斯诺写了一信：

“我安全抵达。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

“W”即王福时，“D”即大卫·俞。

他们在郑州休息了一下，在翌日凌晨三时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斯诺夫人在西安的“接头人”为陈翰伯。陈翰伯与俞启威、黄汝梅（即黄华）当年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王福时和斯诺夫人、黄敬到达西安之后，斯诺夫人住进了西京招待所。他们与陈翰伯取得了联系，“Yeh C. Y.”（叶剑英）前来看望他们。

王福时回忆说，在他们到达西安不久，从北平托运的一柳条箱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运抵西安。

然而，斯诺夫人作为外国人在西安出现迅速引起注意，四个侦探分两组监视她，并软禁她，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斯诺夫人。后来，这样的“警卫”增加到八个。

斯诺夫人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半夜爬窗逃走！

在陈翰伯、王福时的陪同下，他们乘上一辆汽车，终于从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王福时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分赠给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

“我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就来我的住处看我。”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这么写道。

在延安，王福时作为翻译，陪同斯诺夫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徐向前、博古、陆定一、林伯渠、何长工、徐海东、傅连璋、关向应、贺子珍、康克清、蔡畅、丁玲、肖克、王震、徐特立、廖承志、罗炳辉、李维汉、成仿吾、姬鹏飞、冯文彬、刘群先以及那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

斯诺夫人对于毛泽东的采访，进行了多次。王福时记得，斯诺夫人把那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很仔细地看了这本书。后来，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写道：“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芦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一一页）接着，毛泽东引录了一大段他与斯诺谈话的记录，并注明引自《西北印象记》，亦即王福时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

王福时说，与毛泽东谈话时，“两黄”在座。“两黄”即黄敬、黄华。

王福时在1937年6月13日离开延安。这时，斯诺夫人仍留在延安继续采访。在王福时离开的时候，斯诺夫人给斯诺写了一封信，托王福时带到北平。信中写道：

“王福时早晨要离开，我托他捎回胶卷，一共十四盒，要注意保存。”

王福时回到北平之后，把胶卷妥善地交给了斯诺。王福时作为记者，写了《返延安闻见记》，在《东方快报》上发表。

1937年8月15日，王福时的父亲王卓然陪同斯诺从北平前往天津，斯诺从天津再度前往延安。在临别时，王卓然把张学良将军赠给他的一把精美的小手枪，托斯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

后来，斯诺夫人根据自己在延安的采访，写出了《西行漫记》的续篇《续西行漫记》一书。

王福时后来去了印度，在《印度日报》担任编辑。当时，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在印度加尔加答出生的。在印度，他两度采访了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也采访了印度著名革命领袖甘地。

他从印度到了美国，在旧金山安家。当尼赫鲁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途经旧金山时，王福时与印度驻旧金山领事馆联系，得到尼赫鲁的同意，再度采访了他。

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在1950年1月13日，王福时携全家搭乘“戈登号”轮船，从美国旧金山取道香港，回到中国。他记得，著名化学家唐敖庆与他同船。考虑到他在国外多年，又长期从事文化工作，胡乔木安排他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担任处长。当时，国际新闻局的局长是乔冠华。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局，王福时调到中国国际书店担任进口部副主任，负责从国外进口书籍。

我看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以为很有历史价值，希望能够复印一份。王福时先生告知，老人公寓里就有复印机。于是，他的夫人陪我到底楼的活动室。那里的管理员对王福时先生很客气。管理员告诉我，这台复印机就是根据王福时先生的建议买的。老人公寓的复印费很低廉，每张五美分，一美元可以复印二十页。

王福时告诉我，中国慈善总会与他有过许多交往，曾经来到这里看望他并考察这里的老人公寓。上海慈善代表团也曾经来此交流。

王福时先生尽管年已耄耋，仍非常关注来自中国的消息。在他的书桌上，我见到北京新近出版的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他告诉我，内中一篇关于黎天才的文章首次透露了罗章龙、黎天才在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幸亏在离开中国前，罗章龙的孙女从武汉打来电话，提醒我注意这篇文章。不然，我要“落后”于这位九旬长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