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阳虽非都，宫城规模胜东京

北宋立国，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兄弟俩生于洛阳，对洛阳极为重视。宋太祖建立大宋之后，曽考虑立洛阳为国都，但其弟赵匡义极力谏阻，认为开封更据国家前缘，把洛阳作为陪都，一旦发生战乱，更易依靠其山河关隘之险进行固守。宋仁宗（赵祯）年间，又曾议论迁都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比距洛阳，当渐广储，蓄善宫室。”范冲淹的这个建议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北宋为了防备发生突然事变，对洛阳的城郭、宫室、槽渠都依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据《宋史·地理志》《宋会要·方城》载：北宋时洛阳城有三重：宫城、皇城和外城。宫城周长为九里三百步。“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间”。夹城内即内城北“皆左右禁军所处”，可见城中驻军之多。到宋徽宗时，宫城被拓宽为16里。又创廊屋440余间。皇城周长52里96步，共开九门。这样的规模实际比开封也不小，在当时世界上亦属罕见。据《宋史·地理志》称，崇宁中河南府（即洛阳）有127767户，若以每户五口计，有60多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当时在洛阳没有户籍的官吏、驻军、商贩、文人书生、僧侣等。很多人没有办法，只能住在洛阳城市的外围，以至于在景佑元年（1034年），宰相王曾就提出：“西京水南地里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因此，北宋时期的洛阳，仍然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有的时间内其规模不比都城汴京小。北宋年代，洛阳作为国家的学术文化中心，其文化艺术、宗教活动的盛况，广为诗人和学者们所称颂。

西京洛阳不仅是北宋年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宗教活动中心，这里文人云集、巨儒汇聚，而且设有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当时全国绝大多数顶尖级的学者都与西京有着这样那样的学术关系，如家喻户晓的“程门立雪”的程颢、程颐，苦学成才成为宋代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梅花诗的创造者邵雍。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10万余言，研极精思30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与《伊川击壤集》。我们研究他的先天之学，也应研读《伊川击壤集》中一些反映先天之学思想的诗。至于《梅花易数》一书，明季本于《易学四同别录》中已断定为后人托“康节先生”之名而作，并说该书出于元末。其他如《渔樵问对》《无名公传》等是否为邵雍所作，尚存有争议。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皇极经世》《击壤集》和《观物外篇》之中，若能读通他的这些书也就足够了。

更需指出的是，宋代的洛阳又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资本积累和快速发展的基地之一。《宋史·食货上三》中说：“其纤丽之物，则在京（开封）有绫锦院，西京（洛阳）、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青（今河北青州）、益（今四川成都）、梓州（今四川三台）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上述所指地方都成了宋代的纺织工业中心，而洛阳就是其中主要的中心之一。当时在洛阳城北四十里的阜财监，岁铸铜钱15万贯，后来又加铸市场本钱10万缗，共25万缗。洛阳还出产过精美的瓷器、蜜和蜡等。洛阳那时还是著名的制墨、酿酒中心，还向外地输出大量的梨、枣等果品。由于洛阳周围多山，它又是京师重要的薪炭供应地之一。史称汴河“又下西山之炭”。此处所说的西山就是洛阳一带的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