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的内涵

一、斯诺命题的提出

1956年，斯诺在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了《两种文化》的短文，三年后又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才取得了巨大影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

斯诺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人，相互鄙视，文人相轻，互不理解。“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2]。斯诺上述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主要针对的是两种文化主体的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后来被称为“斯诺命题”，得到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共识。

“斯诺命题”中所谓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均是当时英国乃至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科学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独特文化形态，后来迅速在全球扩展，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宗教的意志自由、再到启蒙时期自由与平等的范式自由。所以，“斯诺命题”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3]。“人们能够追寻出‘两种文化’焦虑在英国的特殊谱系，这种焦虑是从教育和研究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体制之独特发展中产生的。这一独特性在语言上也有其反映，即‘科学’一词只被用来狭义地指称‘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了”^[4]。

从浪漫主义先锋威廉·布莱克等对牛顿及其科学遗产的指责，到英国19世纪科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两方面的对抗，尤其是“科学斗士”T. H. 赫胥黎与“文化使徒”马修·阿诺德之间的激烈交锋，为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及其与利维斯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斯诺命题的系统性

后来，斯诺的两种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两种文化理论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斯诺命题的系统性体主要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斯诺立足于历史与当下语境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其以未来的眼光分析了两种文化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及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可能性。同时，斯诺命题本身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其明显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并以开放态度接受对此命名的合理性指责。而且，斯诺更进一步以发展的眼光断言，两种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第三文化”。

斯诺将导致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当时英国过早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和过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定型。两种文化分裂“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这在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二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5]。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等，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其所产生的负面问题自然也较早，也是后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当今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也为两种文化的危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而且，斯诺所指出的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至今在我们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中，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全球化时代，显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与社会人才需求密切相关的教育体系，更是将教育的分门别类过度专业化、细化。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学科版图的变化“从外观看采取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一是在学科内部萌生了许多越益专门化的子学科；一是在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6]。事实上，前者是科学文化的必然发展，而后者却是人文文化的历史呼唤。两者均需要在现代教育体系及社会分工定型等方面，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同时，斯诺还十分关切两种文化分裂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富人和穷人。“主要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富，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充其量也只能维持原状，因而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7]。

由于对科学文化掌握程度的差别，产生了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明显鸿沟；又由于人文文化逐渐衰微，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冷漠联系，从而导致了人们对贫富悬殊的无动于衷。非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资金是必备的外在条件，而穷人的自力更生才是关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才的需求。而这些人才“不仅需要从科学方面，也需要从人文方面加以培养”^[8]。显然，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最终还是要从文化教育方面，培养一代代的复合型人才，避免智力集团选边站的意识与行为。

当然，两种文化的阐述不免导致对文化的简单理解与片面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二分法”思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1971年，他承认，他至今对‘两种文化’概念的学术表述仍不满意，并且他曾在若干场合尝试过精化他的表述”^[9]。

事实上，“二分法”既是斯诺命题的不足之处，也是其开放性所在。“‘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10]。

的确，将文化截然分类“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在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除了‘两种文化’的说法，事实上人们也不妨说有202种文化，或只有一种文化。两个极端，区别只在于强调了‘文化’概念的不同方面”^[11]。

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数字方面来看，两种文化的命题是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第三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12]。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三、斯诺命题的开放性

斯诺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文化问题，是对社会分工细化下文化壁垒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社会文化发展的诸多展望。两种文化的分裂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不断分化、知识的专门化继续发展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有增无减。虽然斯诺认为教育的专门化与社会的定型化，是两种文化分裂的社会根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专门化趋势并未改变，社会的定型化更为激进。所以，当下的文化及知识分子问题，并未脱离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仍然要求我们去关注两种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问题。尤其是斯诺的“第三文化”的预言，在当今时代依然耐人寻味。而且，“第三文化”的只言片语，给其发展和完善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文化知识分子之间消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渐进过程。作为物理学家的斯诺，有和科学家相处的经历；作为小说家，其又生活在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所以，斯诺才深刻地感悟到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我曾有过许多日子白天和科学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人们一起度过”。“我还经常地往返于这两个团体之间，我才有可能早在动笔之前就思考过这个我称之为‘两种文化’的问题”^[13]。

显然，两种文化的分裂，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是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的结果。所以，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的蜕变，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不应是横亘在白天与黑夜之间的轮回，而应是互为影响与交流的“共同的对话”或“共同的精神”。

其次，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齐头并进的过程。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是当今学科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看似矛盾，实则互为促进。知识的专门化是各门学科微观发展的必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两种文化的分裂似乎难以扭转。然而，知识的跨学科发展却又是宏观层面上学科融合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两种文化的分裂又有可能在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缓解。可见，未来的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综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需要科学家与非科学的共同参与。

最后，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智力生活的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动态过程。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智力生活背景，与现今知识分子的具体语境迥然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明显地趋向精英化，而且，较为单调贫乏。“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集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对科学家的无知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表示难以置信”^[14]。所谓科学家的无知，是“从未读过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品”。而在斯诺看来，这些“很有教养的人”也是无知的，因为“询间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能说明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反应是冷漠的，也同样回答不出”^[15]。

显然，智力生活的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与两种文化的分裂，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融合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需要来自智力生活方面的巨大改变：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应该走出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的窄小圈子，在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宏大视域下，走向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广阔天地。

究竟要建设怎样的“第三文化”？斯诺自己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第三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呼唤与预言，需要来自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补充与完善。时至今天，“第三文化”的可能性形态，也难以完全对号入座。或许是生态文化？但生态文化像“第三文化”一样，是一个开放、未定型的文化体系。或许，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不过是两种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向与希望。“‘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语词给出回答，他说他指望‘两种文化’的思想将对实现目标作出贡献：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16]。

综上所述，斯诺命题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分裂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的两种文化立足于英国及西方文化的超前发展，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及其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与弥合这种分裂的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同时，斯诺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以及“第三文化”的预言，显示了其理论的开放性意义。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知识的专门化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等，将会营造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与知识体系。显然，第三种文化至今仍然是正在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其确切的命名与组织构成等，将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