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关系

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关系的定性探讨上。总的看来，对于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存在下列几种认识。

（1）人口决定论

强调人口（尤其是人口增长和规模）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口是决定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例如以King为代表的麦多斯学派就提出，只要人口数量规模在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容量之内，则发展是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就可以实现。另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研究中，首先直接认定人口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或根本原因，然后对人口及其问题分析，提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对策。至于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或在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到底起多大作用，则一般不论及。这种文章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最多。甚至有人将第三世界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都归结到人口过度增长上，从而断言人口过度膨胀是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而忽略国际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政治原因（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83）。在中国人口学界，前几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把人口因素等同人及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人口决定论”的观点可上溯到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体系最早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罗伯特·华莱士（RobertWallace，1697～1771）。早在1761年，他在《人类、自然和上帝保佑的各种前景》一书中，写到一个平等的社会将会自我崩溃，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婴儿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料，从而导致死亡率下降，这样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会超过地球的承载量。他强调人口的自然增殖能力，认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肥力、气候、瘟疫以及战争、贫困等会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口得到控制。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在1798年出版著名的《人口原理》一书，他沿袭华莱士的观点，提出两个级数理论，即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食物生产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食物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自然界将通过饥饿、疾病、灾荒、战争等制约人口增长。后来在该书第二版中，他又增加人口自我控制，通过晚婚、不婚、节欲等，即所谓道德的约束。由于马尔萨斯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口与生活资料对比观点，被国外人口学界视为人口学创始人。自从马尔萨斯的观点和论述问世以来，遭到包括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学者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从此拉开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境关系长期论争的序幕。

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与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上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即提倡采用避孕节育措施，因此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其显著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Place）、R·卡莱尔（R.Carlile）等。例如普莱斯试图用人口统计数字证明“贫困的根源是人口过快繁殖”。他与马尔萨斯一样，也把人口增长“比生活资料增长更快的趋势”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并认为不抑制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根本改善。

“二战”后西方各国出现一大批当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与新老马尔萨斯基本一致。但是随着世界粮食的生产超过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随着工业革命和农业技术革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当代马尔萨斯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不可再生资源、环境污染与人口的关系方面，而且所采用的方法也进一步复杂化。例如美国的皮尔逊（F.A.Pearson）（1945）和哈伯（F.A.Harber）的《世界的饥饿》（1948），美国福格特（W.Vogt）的《生存之路》（1956），美国赫茨勒（J.O.Hertzler）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艾利奇（P.R.Rhdich）的《人口爆炸》（1968）以及英国学者泰勒（C.Taylor）的《世界末日》（1970）等。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人口如果按照原有的速度增长，势必造成粮食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界末日”。他们都把人口增长看作目前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减少人口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

1972年，丹尼斯·梅多斯和他领导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当代马尔萨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他们试图用定量方法证明艾利奇等的观点，采用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型，模拟在人口、资源、食物、工业产出和污染条件下的世界经济状况。他们预言，在正常方案下，矿物资源和土地将会在21世纪初出现戏剧性短缺，2025年人口会出现崩溃。其他方案也不能好多少：人口的增长和输出总是超出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地球的同化、承载废物能力。随着人口增长，可耕地的极限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导致饥荒为期不远。即使食物增长，工业产出将耗尽能源和矿产，导致毁灭。假如这种状况避免，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也会超过地球的同化、吸收能力，在一个世纪内导致崩溃，世界末日来临。要想挽救世界，唯一的办法是将人口稳定在1970年的水平上，大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单位污染的排放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非工业化、太阳能的使用和废弃物的循环使用。20年后，梅多斯在该书的基础上出版《超越极限的增长》，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与资源之间负反馈环的限制，然而，有限的资源和指数增长的人口的假定未变，导致同样悲观的结论。

（2）资源富饶论

与马尔萨斯悲观论者形成较大分歧甚至对立观点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大量存在。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忽略或否认人口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状况没有多大关系，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和技术，尤其是污染治理技术，强调技术和资金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决定作用（Barry Commenner，1994）。持这种观点的多是经济或技术领域中的学者。

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人口在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技术上的促进作用，认为在一定前提下，技术进步将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容量，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尔萨斯观点迥异甚至对立，对资源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一派在西方被叫做资源富饶论者（cornucopians）。

其早期代表性人物首推博斯拉普（Boserup）。大约在马尔萨斯观点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博斯拉普在她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推翻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不是农业的增长决定人口的增长，而是人口增长决定农业增长。她多次讨论在人口密度较大而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如何改变耕作技术，例如减少休耕期，采用犁具、轮作、灌溉、增加复种指数等增加粮食产量。如果没有人口压力，这些旨在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就不会采用。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劳力，而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采用这些需要劳力较多的技术。博斯拉普也意识到休耕期缩短，坡地上耕种可能导致土地退化，但是她认为修筑梯田、增加肥料和其他技术进步可以防止这种状况出现。由于人口密度增大和人口数量增多，将会引起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用和农业增产，因此人口增长不会导致食物短缺。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技术论，是博斯拉普观点在工业革命后的进一步扩展和推广。他们关注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有限资源和人口增长状况下，经济发展能否维持增长的或者稳定的生活水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当人口增长，从而土地资源出现短缺时，土地价格将上升，促使人们用更丰富的资源替换土地资源，例如劳力、肥力、灌溉等，或者发展新的技术，例如高产作物品种，增加现有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在人口增长情况下，由于上述技术等的采用，土地生产力上升，经济发展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不下降。前提是市场必须完善，既没有市场的失败；也无政策的扭曲。否则，人口增长将会导致土地退化，并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技术进步等角度提出有关资源环境的乐观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赫曼·凯恩（Herman Kahn）、朱立安·西蒙（Julian Simon）等。

凯恩在1976年出版的《下一个200年：美国和世界的方案》一书中，反驳新马尔萨斯的观点。他们不同意人口指数式增长，认为人口是按照“S”型逻辑斯蒂克曲线增长，世界人口有望在22世纪稳定下来，达到150亿人，到2176年人均收入达到20 000美元（1970年不变值）。他提出推进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资源限制时间的到来，直到它们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为止。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永久消除一些资源的限制，或者推迟限制直到新的技术消除这个限制。另外，食物的限制并不取决于固定的土地，相反，农业技术、高产种子、灌溉技术等，最终无土栽培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取消食物限制。能源最终被清洁能源取代。由于用人口和食物的正反馈取代增长极限的负反馈，因此，他们认为限制人口不道德。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利，尤其对穷人有益。

西蒙1981年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及以后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一个人口规模和人类智力之间的反馈关系，引起技术进步从而对短缺产生响应。按照西蒙观点，人类智力是最终的资源，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头脑、更大的市场，更大的经济规模，专业化和更容易的交流，最终更大的资源。西蒙列举很多例子说明，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将会随着时间按照工资和消费者价格而下降，标志资源的可获得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农业土地也一样，当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呼唤清洁的环境时，污染控制也就到来。短缺仍然会发生，但却是暂时的，人类会发现新的更好的替代和改进的方法。这样，人口增长不仅导致激励，而且提供方法（头脑），总之，人口越多越好。人口增长不仅容许我们达到最大利益，而且对于孙后代有益。西蒙的观点是如此乐观和极端；以至于被称做“富饶论者”，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对立面。

（3）生产关系论

认为应当谨慎看待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否认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也不宜夸大人口作用，否则就会掩盖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缺陷、政策失误、资源浪费等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戴星翼，1998年）。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其思想影响是马克思主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专门论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问题，但是在与马尔萨斯主义的长期论争过程中，多次涉及人口与物质资料（从而土地资源）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与马尔萨斯主义针锋相对。而且，对当前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关系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论争，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姆·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思想。他在1793通过其著作《政治正义论》，严厉驳斥华莱士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永远不可能增长到生存能力以上。他认为地球可以供养许多个世纪的人口，没有必要来为遥远未来的不可知事件而沮丧。相反，他看到人类社会自私、不平等、犯罪和战争的弱点，认为这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社会贫困等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减少人口。

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是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形成的。他把马尔萨斯观点看做“对人类的诽谤”。他认为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法则。不存在真正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上投资造成工人失业后形成的相对过剩。恩格斯则继承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系统地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并且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口观点。他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并把人口过剩说成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为私有制辩护。他认为，失业和贫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恶果，人口的压力并非存在于生存手段，而是存在于就业手段。从而批判人类社会人口增长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论点。

（4）人口条件论

目前国内外人口学界、环境学界或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主流看法，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承认过多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人口增长以及低劣的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发展大会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密不可分关系形成共识。尽管如此，在所有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关于人口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程度，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途径以及机制等，都缺乏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和定量研究。尤其是具体区域（如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人口状况各异，人口对可持续发展作用方式和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但相关研究却很不够。

国内近年来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讨论较多，与国际社会基本一致，即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素质过低等是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或人口环境（穆光宗，2000；张克俊、陈英，2001；何定金，2004）。并且大都集中在对某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不协调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描述上，以及对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作用的认识上，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普遍看法。在理论上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宽松的人口条件，包括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结构，均衡的分布，优良的人口素质等等（穆光宗，2000；王建华，2005）。但与国际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类似，有关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途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总的来说，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但是缺乏对这种关系的定量分析和假设检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可持续发展本身在定性衡量方面的困难；并且缺乏对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机制途径的分析，在今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