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民主是“代议制”下产生的一种民主形式。我国的基本民主形式是公民选举制度，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肯定。选举民主是普遍的主导性民主，选举民主是国家主权和国家政权的重要载体和制度内容，选举民主是一种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表现形式是选票，选票数量对决是选举民主的核心内容。在代议政体下，就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民主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权力的制度安排，所以选票为大，谁获得了多数选票，谁就成为公民主权的委托者，就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权力。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通过选举获得选票已经成为执政者取得合法性地位的关键步骤。选举是民主的前提，但是在许多国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有选举但没有民主。对于我国公民来说，选举民主的宪法形式主要体现为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相关的平等权、监督权、言论自由等。选举民主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利，既是由宪法和选举法明确规定的“法定权利”，也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既是国内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具有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不得限制、不得转让的神圣性。另外，我国的选举民主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的。
当下社会分层较为明显，由此带来了多元利益的分化，选举民主逐渐显现出它的不足，于是协商民主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具体说来，协商民主能够从如下方面对代议民主制进行矫正:…更为关注少数人或弱势群体的意见，丰富立法和决策的信息来源；更为强调通过公民之间的论辩和审议以逐渐形成共同意见，促进公民的互相理解、信任与合作；更为尊重包括非政治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全面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更为重视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使立法和决策更具正当合法性，使决议更符合公共利益和民众的共同福祉。”[14]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理论，这种民主理论把对民主的理解放在公民参与讨论的高度上。协商民主认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秩序或公共决策，必须向所有受其影响者说明其合理性。也就是说，集体的决定必须具有公开讨论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公开说明、解释，充分证明其合理性。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者必须提出自己的关切与论点，并在相互尊重的立场上聆听、理解他人的关切与论点，使不同的利益与价值关切能够得到平等地考虑。在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强调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听取别人的想法，有助于减少与克服有限理性。在学界，学者们在反思选举式民主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民主形式。其中约翰·德雷泽克认为:“民主的本质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民主要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15]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它强调在多元社会背景下，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公民的普遍参与，就决策和立法等公共事务达成共识。从协商民主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央文件的规定等方面来看，这个概念主要还是指一种民主形式、一种民主方法，它与选举民主在许多方面存在诸多不同。
协商民主重视沟通与共识，以促进决策理性的最大化。协商的过程，就是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和观点自由交锋、批判和争论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促成协商各方共识的达成。即使达不成共识，也提供了公民公共决策的机会，有利于实现其程序性权利。然而，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架构中，目前协商民主既不是一种国家权力或者公权力，也没成为一种公民权利或者私权利，协商民主主要还是一种民主形式、民主方法和民主程序。我国宪法高度重视和评价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但是，在我国宪法架构中，协商民主既不是国家机构的宪制安排，也不是国家政体的宪制组成部分。在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列举规定的数十种国际人权和基本自由中，也没有包括协商民主的权利。目前，民众作为协商民主的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的协商过程，参与公共治理，这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在各种政治议程的安排和政策文件的规定中也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是否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一个重大区别。“选举民主是普遍的主导性民主，协商民主是补充的辅助性民主。选举民主是兼顾民主和效率的决断式民主，投票就必然有结果，协商民主相对效率不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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