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对于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五个必须”：

第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其实这第一个方面的要求，实际是讲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实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从党的90年历史来看，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败；我们能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了两条中国特色道路。哪两条？第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第二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想就其中第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辟的历史给大家做一点梳理，使大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有更深刻的历史性了解。

◎ 十月革命

通常我们都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于如何革命、怎么革命具有了清楚的认识，明确了革命的目标、方法和手段。其实并不尽然，在党成立之初，对于怎么革命没有清楚的认识，比如1962年，当时召开了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大家熟悉的7 000人大会，这次会上，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他说：“过去，特别是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这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事情。”这是毛主席自己总结的。一大召开的时候，让毛主席填一张表，有姓名、职业、教育程度，还有介绍人等等，毛主席说我没有介绍人，我就是自己干。所以说当时看，显然我们没有这么多准备。

在建党之初我们准备也是不足的，尤其是理论准备不足。后来我们党走的道路为什么有曲折，就跟理论准备不足有重大关系。而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不都是在城市当中搞的吗？所以我们党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掀起了第一次工业高潮，但很快就被打下去。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合作之后的分工呢？共产党做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做上层工作。而就是这样，虽然两个党规模很不成比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刚合作之初，共产党只有几百人，国民党有10几万号称20万，大家想想一个几百人的小党和20万的大党来合作，那时我们党人数虽少，但这些党员所具有的区别于旧时政党的先进性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人转而加入共产党，这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一方面，他们为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一方面他们又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演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行为，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讲思想宣传工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强项，其实国民党也不差，我们看一下课件。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国民党就开始举办枪决赤党摄影展，跟进很快，我们损失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家记住一个数字，这次失败，我们党的党员由6万人剩到1万人。同志们可能会问，是不是国民党屠杀了5万同志呢？当然没那么多，2万多人。而更多的党员是由于思想信念不坚定而脱党、叛党和逃党。你翻开当时的期刊和报纸，都是大量启事和声明：×××宣布脱离中共，×××宣布同中国共产党一刀两断。败得很惨，那总得总结一下教训，明确一下行动方向，这样，1927年的8月7日，我们党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八七会议”，在汉口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为什么提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不注重军事，我们是拿笔杆，国民党拿枪杆，两党合作的时候，还不错，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恶劣的时候呢？吃亏的总是拿笔杆子的，所以主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两个字“起义”。接着党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个起义我总结了一下，两个特点：第一，仍然坚持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打法，攻打城市。第二，从结果来看，都失败了。这样一些起义军的余部开始转入农村，开始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了。

◎ 秋收起义歌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刚开始4 000多人，没打几天剩1 000人了。这样，毛主席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地区搞土地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格局局面形成了。而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不仅自己所领导的这块地区发展得很好，而且放眼全国，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在红红火火地发展。而毛主席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善于进行理论的总结，这样他结合中国的实际，考虑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到1930年初，就形成了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形成的标志，就是有一个名篇，大家都熟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实这个并不是写文章而写的，原本是毛主席给林彪写的一封信。1929年12月，林彪给毛主席去了一封信，信中对如何革命、怎么革命、革命前途等问题表达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到了1930年1月5日，毛主席给林彪回了一封信，左边这个课件就是信的原文“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为什么？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是没有想好到底给你写点什么。”现在想好了，毛主席就借着给林彪写信，阐述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的道路。

而这个道路形成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被党中央所接受和认可。党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都是留苏的，他们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指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虽然很高，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尤其不善于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比如博古，中共党史上有两个领导人的名字非常响亮，一个叫洛甫——张闻天，一个叫博古——秦邦宪。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最高负责的人时候，大家想想他有多大吗？他只有24岁。我们现在都讲干部年轻化，我想这种年轻化可能是空前绝后了。实际工作年限两年。先在宣传部当了一年干事，接着赴苏留学，回国之后一年多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为什么呢？共产国际认可，为什么认可？因为他能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都知道，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凡是”，其实后来毛主席“两个凡是”不是第一次提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好几个“两个凡是”，第一个“两个凡是”就是博古提出来的，“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要求都必须照办。”结果他们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中国国情而探索出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认可，对毛泽东也进行残酷打击。

◎ 红军长征纪念

我们都知道，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为什么失利？其实从1931年11月干部会议一直到1934年10月长征，毛主席这时已经被排除了中央红军的领导之外，这个时候毛主席是干地方工作的，他的任务是检查村镇、领导植树、清查土地，是干这些活的。而且他本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看两张照片，比较一下就看出来了。1927年，毛泽东双目炯炯有神，面容丰满，充满勃勃生气。我们再看1931年，正在批斗，你看看，双眼还挺有神，但是双颊塌陷，形容憔悴，满脸写着疲惫，这可能是毛主席一生最为艰难的时期。后来，建国后，主席接见外宾，曾经敞开心扉地跟外宾谈了当时的艰难情形。他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这是主席自己讲的，当时的艰难可以看得出来吧。据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毛主席一生讲了两次，就是他的任务只剩下吃饭、睡觉和拉屎。一次是这次，另外一次是建国初期访问苏联，和斯大林谈中苏条约，结果到了莫斯科以后，斯大林把毛主席晾了起来，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跟你谈。后来斯大林派了个代表问毛主席到了苏联之后过得怎么样？毛主席面色凝重地跟这位代表说：“请你郑重地转告斯大林同志，到莫斯科以来我生活得很好，就三件事儿：吃饭、睡觉和拉屎，谢谢，完了。”当然这个是毛主席的情绪化，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所以总体还是签订了条约。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了，长征路上开遵义会议，我们革命才开始走向坦途。

我们党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才探索出革命道路的。两次重大挫折，我们都说长征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没问题，长征路到底有多艰难？我想有几位同志能去体验过呢？最近几年，我利用一些业余时间重走了一遍长征路，贵州、四川等等，按省走，都是坐着车按照线路走，这一圈下来之后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没到四渡赤水渡口，你没到了腊子口，你能想象到当时的艰难吗？我们的红军，长征前30万人，到了陕北剩了3万人。第一次挫折党员6万剩1万，第二次挫折30万剩3万，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后来取得胜利，这都是很艰难的。

所以，总书记提出党建第一个方面就是仍然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要推进，关键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是善于结合，善于结合中国实际。

关于推进全党的学习，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很多要求，他讲：“必须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抓紧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新思想、新知识，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这一段话虽然非常短，但是内容很丰富。第一，提出了全党要学习什么，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新思想、新知识。第二又提出了学到什么程度，并不仅仅是作为工作的简单要求，而要作为一种精神追求。面对着瞬息万变的世情、国情、党情，不加强学习，如何应对？而加强学习，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堪称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逝世前一天，他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全身插满了管子，但是他只要一清醒，就要看文件、看书。据当时的记录，那一天他一共看了11次，两个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点37分，之后再没有醒来，7个多小时之后就逝世了。我们说，强调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而毛主席是一直学到了生命的最后。再比如，毛主席学习有个特点，可能大家都清楚，就是读的书内容非常广博，马克思主义著作、文史典籍，介绍西方的著作，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著作等等，量非常大。举个例子，1972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之后，主席讲了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其实这个话你仔细分析一下，好像不是主席的原创，那它又典出何处呢？我们理论工作者做了一番研究。首先有一个线索，就是1941年的1月31日，毛主席给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去了一封信，这是信的原文，这封信的内容已经收录到了《毛泽东书信选集》，督促两个人读书学习，同时给他们列了一个读书单，其中有一本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本书叫《何典》，以前不太注意。《何典》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了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小说，一看之下才发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就是这本书的一句话。至少说明在1941年的1月份以前，主席就看过这本书，后来在特定的场景下，特定的时候，说出了这句话。读书面之广，可以想见。

当时为了解决青年学生的经济问题，经常找三个学生给抄抄报纸杂志的文章，补贴点钱发。这三个人抄起文章来各不相同：一个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个觉得文稿有问题，总是带有润色；一个是看到文稿内容与自己观点不和，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三个历史人物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后来的历史命运，第一位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默默无闻。第二位当然也成了名人，就是著名的戏曲家田汉先生。第三位不用讲了，就是毛主席，一看内容不和，直接不干了。而且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什么？深深困扰了那一代学生，那一代青年。当时毛主席搞了一个学会，名字就叫“问题研究会”，是研究问题的。当时毛主席列了71项144个问题，需要青年学生大家共同研究。比如，中央地方分权问题、普通选举问题、文风建设问题、恋爱自由、勤工俭学，甚至毛主席还提出研究一项英吉利海峡能否开条隧道通车，1919年呐，那时候就想开隧道，我想这个材料寄给英国人，英国人会很感动。

另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高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学习，我想应该有第二个意识，就是独立思考的意识。一要有问题意识，二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这一点很关键，不能人云亦云。比如，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有外号，周恩来被尊称为周公，因为周总理在文化界和党外人士中威望很高，毛主席有时候也管他这么叫。朱德，红军之父，被称为朱老总。任弼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称为党内的一头骆驼，七大的五大书记之一，最年轻的，身体最差，1950年就过世了。任弼时同志过世之后，中央有个重大的反思，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注意身体，之后中央下了一个文，要求党的各高级干部要定期休息。叶剑英，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被称为参座。徐海东、刘亚楼都是猛将，被称为徐老虎、雷公爷。其实毛主席那时候也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很怪，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外号叫“毛奇”，因为毛主席讲“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独立思考的特点非常鲜明。其实比这个外号还有一个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的一段资料，就是在延安时期，虽然我们条件很不好，但是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调剂一下生活情趣。美国有一位女记者叫斯特朗，大家可能熟悉，她当时去延安看领导人跳舞。看完之后，后来在她写的著作中，她对中共领导人跳舞，有着一段非常传神的描述，她说，“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一流的”，周总理长袖善舞，组织协调能力非常强，舞跳得也非常棒，跳华尔兹。所以后来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休息的话，周总理肯定是要举办舞会，小平同志肯定要打一天桥牌。“少奇同志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少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养成了严谨的作风。你想想，让我们三点接头，你三点半到，堵车，那可能有杀身之祸。你看少奇同志的文字，也是文如其人。“朱老总的步伐像长征，性情宽厚。”毛主席怎么跳舞呢？“毛主席常常按照自己的节奏跳，你敲你的鼓，我有我的点。有时候还得和鼓点合拍，不过，有时候击鼓手也抗议他干涉了自己的工作，为什么？他把击鼓手的点也引了过来。”主席的特点，西方这个女记者发现得非常独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也拍案叫绝，非常传神。

所以说，充满问题意识的、独立思考的学习，使得毛主席学习的特点就是学得刻苦而不死板，读得认真而不教条。也就是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所以说，斯大林讲：“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可以讲，毛主席与列宁有着相似的品格，正如毛主席讲：“我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多读几遍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功夫，读少一点可以，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得会学习，所以毛主席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也深情地讲过一段话：“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我读的书并不多，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所以总书记在第一部分提高党建，就是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从我前面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长期需要我们坚持的方面，而且前进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只有不断克服困难，在这方面取得进步，我们党的建设才能上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关于干部和人才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性，我就不展开了，仅提总书记在报告中讲的一段话，他提出了四个能不能的论述，何为四个能不能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也就是说，前面两个能不能取决于后面两个能不能，我想这个论述已经论述得非常深刻、非常到位了，我就不展开了。

第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 淮海战役民兵支前图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家通读一下这篇七一讲话就会发现，通篇讲话洋溢着一个人民至上的精神，我们党为什么能干出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而总书记突出地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这都是有所指的，是针对现在一些情况所提出的判断。我们为什么取得战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因为我们是人民战争，为人民而战，力量来自于人民。比如，淮海战役，三大战役中从军事角度，我最欣赏的一次战役。当时国民党80万人，我方60万人，在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打了两个多月，我们调运了民工543万，筹运了粮食5亿千克，5亿千克粮食是人民用小推车推，无私地支前，群众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当然，这背后也有我们党的强大领导，也不是乱推。比如，到底怎么运粮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山东鲁中南分区这样运粮：“各县民工先用小车将粮运到泰安火车站，再由火车运到兖州，然后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走水陆到韩庄，再用小车分送到各部队”，这里面有党的强大领导力，驾驭和掌控全局能力。你看看这怎么运？水陆联运，套句今天的话讲，这是物流。前一阵我给一些国有大企业的老总讲党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问在场的一位物流公司的老总，我说现在给你当时的条件，你能不能将这些粮准确地运到各个阵地的镇上？他不敢承诺我。现在的物流公司未必能做到。当时我们是什么？是靠着革命信仰，靠着人民无私的支持，才能到那种程度。信仰的力量非常强大，而现在信仰的缺失又属于什么状况，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判断。所以总书记提出来革命信仰的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实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不是虚的空的。

1947年朱老总讲过一段话，他说：“干部要真正爱护战士，就要把战术学得更好，运用得更好，战斗中少死人，这算是群众路线。”你看老总讲的话多实在，你当官了，指挥人，领导，什么爱民如子，你把战术搞好点，少死几个人，就是群众路线。而现在建设时期，对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来讲，你把政策搞科学一点，少走弯路一点，你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公正地惠及民众一点，这就是群众路线，这就是联系群众。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总书记这个话其实是说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听的，要进一步发扬党的好传统，我们讲现在要化解社会风险，创新社会管理，善于做群众工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群众工作做得最好呢？什么时候经验最丰富呢？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我想就没有必要展开了。总书记在讲话中也说了一句狠的话，他讲：“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大家想，人心向背决定什么？决定政权兴亡，也就是说反腐败斗争能否做得好，跟共产党政权能否存在，甚至于决定着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想这个判断已经够重了，无须多加解释。

第五，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党建的落脚点在制度建设上。为什么？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建设好、管理好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而纵观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制度搞得好，我们就前进、就胜利；如果党的制度搞得不好，我们就挫折，就走入误区。这是一个经验的启示，咱们举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比如，党的建设搞得好，而且制度好的话，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的力量达到顶峰，共产党力量也快速增长，但是跟国民党相比仍处于明显劣势。所以，根据毛泽东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一生有两个决策很难下：第一个，1946年同国民党彻底破裂，进行全面内战。第二，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最开始，毛主席关于战争取胜时间的判断很悲观，说要8年、10年，甚至于说过15年、20年。等到战争刚打了一年多，1948年3月，主席在东渡黄河去西柏坡的路上遇到了杨尚昆，杨就问毛：“战争打了一年多了，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毛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就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1948年3月，主席做了这样的判断，你看后来的实践是不是这样呢？基本符合判断，只不过取胜时间又打了六折，三年零三个月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胜利？之前我们经历了那么两次重大的挫折，而这个时期为什么能够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打败国民党呢？我想这个时期与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党加强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和统一。比如，1948年，毛主席替中央起草了关于建议报告书的指示，这是当时建设的一个重大方面。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这是1948年主席就看到这个问题了，“书记一把手给我写，不要秘书代劳，就土地、军事、政治、改革方面给我写报告，每两个月来一次，要是别人替写的，一眼就看得出来。”给他们压力，以了解真实情况。同时对军队也做了这样的要求，这种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团结统一、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了，也不仅仅加强统一，对于党内军内的民主建设，仍然很重视。比如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很快主席又起草了一个补充指示，提出“每一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这个规定有用吗？当然有用。比如，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粟裕，他的一封电报就改变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下半年，这时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中原地区呈现了一个焦灼状态。为了打破僵局，毛主席准备调华野副司令粟裕带领几个野纵队去江南打到敌人后方，建东南野战军。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意图，主席找到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一把手陈毅当面征求意见，陈毅拍胸脯“没问题”。结果，陈毅回到军中，他的副手副司令粟裕说“这个建议不妥”，不合适。你想想，陈毅作为一把手，跟毛主席拍过胸脯，好改吗？副手提出意见怎么对待呢？他没有压制，说你直接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主席去电报，因为我再说不合适。粟裕就起草了一封3 000多字的长电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大家想想，这时候中央正大力加强集中统一，粟裕起草的这个电报，当时心里很有压力。他电报的最后一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以上是职（原文）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多漂亮，中央的决定坚决遵守，但是我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主席接电之后，马上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经研究，最后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我们从实践上看，后来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证明了粟裕的战略判断的正确性。可以讲，这个决策是堪称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典范。后来胡乔木同志讲：“历史地看，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搞得最好的时期，也是我们党的制度建设比较好的时期。可以讲，这也是我们党的领导力超常发挥比较好的时期，我们才能够取得胜利。”

相反，如果制度建设搞得不好，就会走入曲折，走入误区。比如建国后，尤其是八大之后，党的制度建设逐步不正常，事实上领导职务终身制、个人崇拜抬头蔓延、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实这种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没几年，应该警醒，应该记取。“文革”期间，政治上，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是230万人，占“文革”前期全国干部的将近20%。重灾区是党的高干，中央副部级、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达到75%。10年间，全国人大停止活动9年，全国政协10年就未开过会，公检法司全部打乱，整个社会进入了无序状态。经济上我们也受到了巨大损失，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估计得很严重。举一个保守的但是权威的数字，就是李先念同志的估计。

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有一个内部讲话，他说：“‘文革’10年，在经济上仅国民经济收入的损失就是人民币5 000亿。”什么概念？“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建投资的80%，超出了全国30年固定资产的总和。”文化上更不用讲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文革”期间，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的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人。前段时间我去中科院给他们讲党史课，他们的机关党委还将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请来听，当我讲到“文革”的时期，一些老同志有的都是院士，情绪非常激动，当时都是被打倒和审查的对象。后来我们讲的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等等，皆源于这场运动。民生上，更不用讲了，10年间人民生活基本没有提高，反而有下降。举个例子，1957年，职工的平均年工资624块钱，辛辛苦苦干到1976年，剩了575块钱了，不但没增加，反而有减少。最近我看了几篇文章，令我非常震惊，就是原先的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一位老同志，80多岁了，写了一篇文章。他当时在安徽省公安厅负责处理了一些特殊事件，什么特殊事件？就是“人相食事件”，说白了就是安徽省境内发生的人吃人事件，经他所处理的上百起，他还进行了分类：吃自己亲人的，吃外面人的，弄来自己吃的，弄来给别人吃的，都有。生活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讲共产党有先进性，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何体现？后来邓小平同志讲到，他说：“怎样才能体现内容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呢？什么叫优越性呢？人民生活水平不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不要。”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历史的经验反反复复证明一个问题，党的建设靠惯例不行，要靠制度，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所以，七一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党的制度建设。

当然，与此相应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党的制度的执行力。一方面健全制度，另一方面加强执行。比如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为什么达不到我们所想要的效果呢？我想这跟制度的执行力是有关系的。

这是加强党建的五个方面的必须。前面谈到了文革，我想大家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要区分“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指把政治运动全面否定，文革时期是指那十年的中国，那十年的中国并不是一点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农业、工业的基础领域都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国防科工领域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是中国国力提升的重大表现。第二，这个时期我们的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中美关系正常化，打破坚冰，国际环境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