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1]
刘树成
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关系，是各国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中所必须把握的两大重要经济关系，这涉及菲利普斯曲线问题。本文旨在探讨:①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中国是否存在（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人持否定观点）。②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形。③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及其变形有何重要政策含义。
一、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
为了清晰地阐明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形。
（一）表明三对经济变量关系的三种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有三种表达方式，表明三对经济变量的关系。
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由当时在英国从事研究的新西兰经济学家A.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最早提出的。其表现形式是:在以失业率为横轴、货币工资变化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由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具有负斜率的一条曲线（如图1中实线。它表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二者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下降；当失业率下降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上升。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失业率上升，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于是，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右下方向左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曲线环，如图1中虚线环。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左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左上方倾斜”，说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为反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货币工资变化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左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图1 第一、二种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提出的。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一代替是通过一个假定实现的。这个假定是:产品价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值法”，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是由平均劳动成本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润形成的。这就是说，物价的变动只与货币工资的变动有关。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与上述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相同，只不过纵轴改为物价上涨率（见图1）。这条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亦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率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率下降。因此，这条曲线同样表现为图1中的曲线环。
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后来许多经济学家所惯常使用的。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了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代替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于1962年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研究中，经常不是直接采用经济增长率指标，而是采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或是采用“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求的缺口和物价上涨的压力。现实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由社会总需求所决定的产出增长情况，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则表明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能提供的总供给的状况。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含义。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是:在以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为横轴、物价上涨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见图2中实线。这条曲线的走向与第一、二种菲利普斯曲线正好相反。这条曲线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正相关关系。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物价上涨率亦上升；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亦下降。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这样，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右上方向左下方移动的曲线环，见图2中虚线环。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右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右上方倾斜”，说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为同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物价上涨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右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以上三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了美国、英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它们分别表明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同向对应关系。我们将这三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称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它们分别表明的两个反向和一个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称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图2 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
（二）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经常会因为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形。以“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为例来说，可有两类变形。
第一类变形: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不变，即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仍保持着基本的同向变动关系，但曲线环的位势发生了移动，或曲线环的形状发生了局部性变化。比如，整个曲线环的位势上移，如图3中，曲线环A是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上移到B。这表明，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原来处于同一水平时，整个物价上涨的水平提高了。曲线环B是在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上加进了通货膨胀预期因素。曲线环B被称为附加通胀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由货币主义学派的M.弗里德曼、E.费尔普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修正。在以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比例为横轴、物价上涨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美国1971～1976年、1976～1983年的两个曲线环移向左上方（类似于图3中的曲线环C，图中居中的垂直虚线在这里则代表潜在产出水平），这是表明“滞胀”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一方面，它位于潜在产出水平的左侧，说明现实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而处于“滞”的状态；另一方面，它的位势很高，说明物价处于“胀”的状态。货币主义学派用附加通胀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70～80年代基本菲利普斯曲线所发生的这一变形，解释了“滞胀”现象。再比如，曲线环的形状发生了局部性变化（图3中曲线环B向上凸起为陡峭型的曲线环D）。这是因为对物价上涨又有新的有关冲击因素加入进来，我们将它称为陡峭型菲利普斯曲线。在下文说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时，将会遇到这种形状的曲线环。
图3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第一类变形
第二类变形:曲线环的形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同向变动这一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不再存在。一种情况是，图4中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A调转了方向，变成了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环E。这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不再是同向变动关系，而呈反向变动关系。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物价上涨率却下降；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却上升。一般说来，这是因为有关供给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将它称为与菲利普斯曲线方向相反的“产出—物价”曲线。在下文分析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时，亦会遇到这种形状的曲线环。另一种情况是，货币主义学派提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变形为一条位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垂直线（见图4中垂直虚线F）。它表明在长期中，现实经济增长率趋向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与物价的变动无关。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即使在短期，在一般均衡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下，现实物价上涨率等于全社会平均的通货膨胀预期，现实经济增长率等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物价变动与经济增长率无关。这样，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表现为一条位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垂直线。当然，理性预期学派的假设条件太严格，与现实经济生活不太吻合。再有一种情况是，当政府对物价实行冻结政策时，虽然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会不断移动，但物价却不动，或基本上不动。这时，菲利普斯曲线将变形为一条与横轴即物价上涨率零度线相重合的水平线（见图4中水平横轴G）。我们将它称为水平的“产出—物价”曲线。在下文分析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时，我们也会看到近乎水平状的曲线环。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有时，在各年度间，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与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受到许多不规则的随机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形为极不规则的形状（见图4中曲线H）。这时，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的变动关系既有同向的，也有反向的，还可能是无关的，很不规则。
图4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第二类变形
二、中国的“产出—物价”曲线
关于中国的情况，本文将着重探讨“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和“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就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产出—物价”曲线来说，有过五种代表性的形状:改革前的两种和改革后的三种。[2]
（一）状态描述
改革前第一种形状:与菲利普斯曲线方向相反的“产出—物价”曲线。
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出—物价”曲线曾出现过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形状，是从1957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58～1962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见图5。图5中（以下图6亦同），横轴为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现实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国民收入增长率表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取1953～1977年不变价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率5.7%。纵轴为物价上涨率，以商品零售价格表示。图5的曲线从1957年出发，到1958年先向右下方移动；然后，在1959年、1960年、1961年，向左上方远远飞出；到1962年又折向右下方。这条曲线与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方向完全相反。它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1957～1958年线段和1961～1962年线段），物价上涨率却下降；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1958～1961年线段），物价上涨率却上升。
图5 1957～1962年“产出—物价”曲线
改革前第二种形状:水平的“产出—物价”曲线。
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出—物价”曲线还曾出现过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形状，那就是从1968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69～1972年和1973～1976年这两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见图6。这一期间，尽管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在剧烈地左右移动，而物价上涨率却变动极小，只是围绕水平横轴（物价上涨率的零度线）上下各1个百分点微弱地变动。
图6 1968～1976年“产出—物价”曲线
改革后第一种形状: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那种同向变动的特征。图7是从1981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图7中（以下图8、图9亦同），横轴仍为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现实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GDP增长率表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取值，1981～1990年，为这一期间不变价GDP年平均递增率9.1%；1991～1996年，为1981～1996年期间不变价GDP年平均递增率10%。纵轴仍为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图7的曲线从1981年出发，到1984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由左至右逐步上升，物价上涨率先有微弱的下降后亦随之上升；从1984～1986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由右往左逐步下降，物价上涨率先有一个滞后的上升（1984～1985年线段），尔后亦下降。整个看，这一曲线环略向右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大体表现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
图7 1981～1986年“产出—物价”曲线
图8 1986～1990年“产出—物价”曲线
图9 1990～1996年“产出—物价”曲线
改革后第二种形状:左上位陡峭型菲利普斯曲线。
图8是从1986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87～1990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与上一轮周期相比，这一曲线环发生了向左上方的位移，且十分陡峭。从1986年出发到1987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亦上升；从1987～1990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由右往左下降，物价上涨率先有一个滞后的、陡峭的上升（1987～1988年线段），随后先是缓慢、再是陡峭地下降（1989～1990年线段）。这一曲线环的向上移动，说明物价上涨率的位势提高了；向左移动，说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得较大。
改革后第三种形状:右上位陡峭型菲利普斯曲线。
图9是从1990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91～199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与上一轮周期相比，这一曲线环又向右上方移动了，且仍为陡峭。从1990年出发到1992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由左至右逐步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缓慢上升；从1992～1996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由右往左逐步下降，物价上涨率先有一个滞后的、陡峭的上升（1992～1994年线段），尔后陡峭下降（1994～1996年线段）。这一曲线环的向上移动，说明物价上涨率的位势又提高了；向右移动，说明这一轮周期处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状态。
（二）原因分析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产出—物价”曲线之所以呈现出与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完全不同的形状，或者说，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不存在，是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在原有体制下，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情况:一种情况是，物资短缺，政府对许多商品实行了票证、定额等计划形式的限量需求，但物价尚未被冻结。由于需求面被限“死”，物价只有随供给面而变化。在经济增长率上升、产品供给有所改善的时候，物价上涨率便随之下降；反之，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产品供给恶化、物资短缺程度更为加剧的时候，物价上涨率就随之大幅度上扬。这就形成了图5中与菲利普斯曲线方向相反的“产出—物价”曲线。另一种情况是，在物价被基本冻结时，经济增长率的剧烈波动不反映在物价的变动上，这就形成了图6中水平的“产出—物价”曲线。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总的说，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之间的同向变动，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随市场供求变化而变动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一基本特征之上，菲利普斯曲线又发生了陡峭型变形。特别是在1987～1990年、1991～1996年这两轮经济周期中，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上升到波峰、并开始回落时，也就是当“产出—物价”曲线向右移动达到顶端而开始转折时，物价上涨率却滞后一年或两年达到波峰，且十分陡峭。为什么物价上涨率的波峰滞后于现实经济增长率的波峰？为什么物价上涨率的波峰又如此陡峭？总起来说，这是对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
1.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
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偏离的上升，到商品零售价格的上涨，这中间有着内在传导过程。这一传导过程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第一种机制:在需求的强扩张下（表现为货币的扩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超越其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上升，在能源、交通运输、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逐步加强的情况下，首先带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现实经济增长率领先达到波峰，然后回落。其一开始的回落，幅度较小。这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滞后达到波峰，并通过物质成本推动，传导到生活资料（消费资料）价格上。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率波峰的出现又滞后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的波峰。而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的波峰则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率的波峰同时出现。这一传导过程，在1991～1996年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典型。图10中共有4个波峰。峰1是现实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峰，领先出现于1992年；峰2是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率的波峰，滞后于1993年出现；峰3是生活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率的波峰，再滞后于1994年出现；峰4是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的波峰，与峰3同时出现。第二种机制:现实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带动职工工资的上升。现实经济增长率领先达到波峰，职工工资滞后达到波峰。职工工资的上升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对生产企业来说，使其产品的劳动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是其收入的提高，并引致消费需求的增加。因此，职工工资的上升，一方面通过劳动成本推动，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需求拉动，传导到商品零售价格上。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的波峰则与职工工资增长率的波峰同时出现。图11表明了1981～1996年期间的这一传导过程，现实经济增长率共有A、B、C3次波峰（1984、1987、1992年），分别对应着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的3次滞后波峰A′、B′、C′（1985、1988、1994年）。这表明，在我国，对物价上涨的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是交织在一起的。
图10
图11
为将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滞后关系作出定量分析，现以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6年这三轮经济周期为样本区间，得出回归模型（1）:
样本区间:1982～1996年
模型中，下标t代表年份；pt为t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yt-1为t－1年现实经济增长率，y*为潜在经济增长率，（yt-1－y*）为t－1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各项参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的数据，上行为其标准差，下行为其t统计量的估计值；R2为判定系数，其括号内的数据为考虑自由度后R2的校正值；F为F统计量的估计值；sey为物价上涨率估计值的标准差；df为自由度。
该模型的各种统计检验均具有显著性。一者，模型的拟合优度——判定系数R2为0.341，据此，相关系数r为0.584。在置信概率95%、自由度（2，13）时，查表得相关系数的临界值（r*）为0.514。r> r*，说明该模型具有使用意义。二者，（yt-1－y*）项和截距项的参数估计值，根据t检验，分别在97.5%和99.5%的置信概率上具有有效性。三者，根据F检验，该模型的回归总显著性的置信概率为95%。
该模型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存在着滞后的正相关关系。t－1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每上升1个百分点，t年物价则上涨1.196个百分点。该模型说明，在我国，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存在。但是，由于判定系数R2还较低，该模型对于物价上涨率的实际值与其平均值的总变差的解释能力只有34%，同时，物价上涨率估计值的标准差（5.706个百分点）还较大，这表明在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之上，还有其他因素对物价上涨起重要作用。
2.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
上年物价上涨对下年物价上涨具有内在的滞后影响，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作用。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连续上升，导致物价上涨率连续上升的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将会产生普遍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对推动物价上涨有着重要作用。1988、1994年的物价上涨率高峰，均对应着它们前期的连续数年的物价上涨。第二种解释是，价格翘尾因素的作用。若上年新涨价因素很高，则下年翘尾因素亦高（参见刘树成、周方、赵京兴1996b、c）。由此，以t－1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pt-1）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代表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加进模型（1）中，得到模型（2）:
样本区间:1982～1996年
模型（2）更好地通过了各种统计检验。根据该模型，在两个解释变量的作用下，t－1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每上升1个百分点，t年物价则上涨1.139个百分点；t－1年物价每上涨1个百分点，t年物价则上涨0.436个百分点。然而，该模型的判定系数R2仍偏低，物价上涨率估计值的标准差亦偏大，说明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对物价上涨起着作用。
3.有关改革措施的出台。
样本区间:1982～1996年
样本区间:1982～1996年
模型（4）的拟合优度——判定系数R2为0.88，与模型（3）相同，说明这两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是相同的。这表明，对物价涨落产生重要影响的价格改革政策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涨落来传导的。计算得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率与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14。根据t检验，模型（4）中，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率一项（at）的参数估计值，其置信概率很高，为99.5%，但截距项和pt-1项参数估计值的置信概率降为90%，而（yt-1－y*）一项的参数估计值不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率与上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578），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率与上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亦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56）。不过，这正说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虽然是一种价格改革的政策行为，但它也是前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拉动与前期商品零售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成本推动的内在结果。从经济计量模型角度说，为表达有关价格改革等政策因素的作用，还是使用模型（3）较好。
4.粮食丰歉。
在我国，农业生产的状况，特别是粮食的丰歉，对物价上涨亦起着重要作用。物价上涨率的波峰年，均对应着粮食的减产年。物价涨落与粮食丰歉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为此，在模型（3）的基础上，再加进粮食产量增长率这一新的解释变量（以gt表示），得出模型（5）:
样本区间:1982～1996年
5.利润推动等乱涨价因素。
在我国目前体制转轨期，市场秩序还不规范。一些部门、行业、企业，利用特殊权力、垄断地位等，乱涨价，乱收费，乱搭车。这种利润推动下的乱涨价，一般说来，需要以经济快速扩张下的需求拉动为其实现的基础。从经济计量模型角度讲，不易再添加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这一因素的作用可以通过模型的随机残差项表现出来。
现利用模型（5），对物价上涨率的两个波峰年份（1988、1994年）和两个明显下降年份（1990、1996年）进行综合的定量分析。
在物价上涨率的波峰年份1994年，物价上涨率的实际值为21.7%，由该模型得出的估计值为22.1%，二者亦极为接近，亦仅差0.4个百分点。根据该模型的计算得出:一者，1993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一项，推动1994年物价上涨1.6个百分点，占整个物价上涨率的7%。二者，1993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一项，推动1994年的物价上涨7.9个百分点，占整个物价上涨率的36%。三者，1994年有关价格改革等政策因素一项，使物价上涨8.2个百分点，占整个物价上涨率的37%。四者，粮食产量增长率一项（gt），由于1994年粮食减产，使物价上涨0.7个百分点，占整个物价上涨率的3%。
定量分析表明，在我国物价上涨率的波峰年份，对物价上涨起到直接的、第一位推动作用的，是有关价格改革等政策因素；起到第二位推动作用的，是上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而这个滞后惯性又是由于前几年的需求强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偏离的连续上升所引起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峰转折点发生陡峭型变形的重要原因。
在物价上涨率得到有效抑制的1990年，物价上涨率的实际值为2.1%，由该模型得出的估计值为3.1%，相差1个百分点。根据该模型的计算得出:一者，1989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一项，使1990年物价下降了2.3个百分点。二者，1989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很强，该项则使1990年物价上升10.6个百分点。三者，1990年有关抑制通货膨胀政策一项，使物价下降了6.4个百分点。四者，粮食产量增长率一项，由于1990年粮食丰产，可使物价下降了2.6个百分点。该模型表明，在1990年，上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加上模型的截距项，共产生物价上涨压力14.4个百分点，而有关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作用则抵消了这个物价上涨压力的44%，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偏离的下降抵消了这个物价上涨压力的16%，粮食丰产抵消了这个物价上涨压力的18%。
在物价上涨率得到有效抑制的1996年，物价上涨率的实际值为6.1%，由该模型得出的估计值为5.1%，亦相差1个百分点。根据该模型的计算得出:一者，1995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一项，使1996年物价上升0.2个百分点。二者，1995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亦很强，该项则使1996年物价上升8.8个百分点。三者，1996年有关抑制通货膨胀政策一项，则使物价下降了6.4个百分点。四者，粮食丰产使物价下降了1.4个百分点。该模型表明，在1996年，使物价上涨的合力（包括上年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一项、上年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惯性一项、再加上截距项）共12.8个百分点，而有关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作用则抵消了这个物价上涨合力的50%，粮食丰产抵消了这个物价上涨合力的11%。
定量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波谷年份，有关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已连续回落的情况下，需求扩张受到抑制，能源、交通运输、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缓解，也减轻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物价上涨率明显下降。这也解释了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波谷年份为什么又会发生陡峭型下降的原因。
基本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陡峭型变形，反映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特点。
（三）政策含义
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变动关系来说，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认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是简单地存在与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而是既要看到其存在，又要看到其陡峭型变形的特点。从宏观调控角度讲，“看到其存在”，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适度控制总需求、适度控制经济增长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加剧；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适度压缩总需求、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看到其陡峭型变形的特点”，就要求我们在适度调控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针对引起物价上涨的各种不同因素，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实行综合防止与治理的对策。
承认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把握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一定的对应变动关系，并不等于肯定凯恩斯主义者把这一客观存在的对应变动关系偷换成主观随意的政策替代关系，用主动推行通货膨胀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者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实际上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误用。同时，简单地否定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笼统地说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无关，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一个漏洞:既然二者无关，那么就可以任意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不必去顾及通货膨胀。实际上，国内外有些研究者在使用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无关的结论时，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他们所使用的数据，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长期关系，或表明的是在一个中期内将二者各自平均计算后的关系，而不是表明二者在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关系。[3]
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国政府的愿望。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连续地、过度地超越其潜在增长能力。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为了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是从需求面出发，要十分注重控制经济增长的峰位，防止连续而过度地“越线”，即由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所决定的适度增长线；[4]另一方面是从供给面出发，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再一重要方面，就是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促进科技进步，不单纯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讲求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讲求可持续的发展。
三、中国的“失业—物价”曲线
现在来考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失业—物价”曲线。因缺乏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失业的数据，故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
（一）状态描述
图12、13、14分别给出了三轮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失业—物价”曲线。图中，横轴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该指标目前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失业情况，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把握其变动的大体趋势。纵轴仍为物价上涨率。图12是从1981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图13是从1986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87～1990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图14是从1990年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出发、1991～199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曲线。从这3个图可以看出，在后两轮经济周期中，“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亦呈现出陡峭型变形，甚至比图8、图9变形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更为陡峭和直立。
图12 1981～1986年“失业—物价”曲线
图13 1986～1990年“失业—物价”曲线
图14 1990～1996年“失业—物价”曲线
由图13看到，在反映经济增长率从波谷上升并处在高位的1986～1988年线段，物价上涨率在上升，失业率本应处于下降趋势，即这一线段本应向左上方倾斜，以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的反向变动关系。但在这里，失业率却丝毫未变，使这一线段在2%失业率水平上呈直线状态。这说明，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失业率并不下降，而是保持不变，它与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均无关。1988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曲线向右移动。这表明，在我国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城镇失业率上升，这才呈现出它与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的反向变动关系。
图14亦表现出上述特点。在反映经济增长率从波谷上升并处在高位的1990～1994年线段，物价上涨率在上升，失业率本应处于下降趋势，但在1991、1992年，失业率却丝毫未变，同处于2.3%的失业率水平上，而从1993年起，失业率却一路上升至1996年的3%，使曲线上的各点向右移动。
（二）原因分析
为什么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失业率并不下降？这是因为:
1.劳动力供给因素。在我国，当经济波动进入上升期后，同样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增加，本应使城镇失业率下降。但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使城镇自身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我国目前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需求。
2.劳动力需求因素。从劳动力的需求方面来说，在经济增长中，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从业人员不断增长，但从业人员的增长率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科技进步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与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因此，同量产出所吸纳的劳动力会减少。80年代上半期，我国从业人员每年递增3.3%；而90年代上半期，仅递增1.2%。80年代上半期，经济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可带动从业人员增长0.3个百分点；而90年代上半期，则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引起从业人员增长的弹性下降了67%。
3.国有企业改革与结构调整因素。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调整，使企业的冗员减少，多余的职工下岗。
“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陡峭型变形，反映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所具有的特点。
（三）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尽管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在上升，但城镇失业率却不下降，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回落的同时，城镇失业率上升。这就使我国城镇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经济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物价上涨率显著下降，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单纯靠刺激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来解决城镇失业问题，效果是不会显著的，而且，有使物价上涨强烈反弹的危险。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早已指明:政府的货币政策应付通常的通货膨胀可能有所帮助，应付失业则收效甚小，而应付大规模的失业则根本不能奏效（Sherman，Howard J.，1976）。解决我国城镇失业问题，也应像近几年来治理通货膨胀一样，针对引起失业问题的各种不同因素，相应地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综合治理的对策。当然，解决失业问题比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难度要更大，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6）；《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
2.韩文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研究》，《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
3.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
4.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5.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刘树成、周方、赵京兴:《析年环比价格指数中的翘尾因素》，《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7.刘树成、周方、赵京兴:《物价上涨率中翘尾因素的计算与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8.［美］Sherman，Howard J.:《停滞膨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9.［美］Woos，Jung and Peyton，J.Marshall:《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成本与价格资料》1988年第17期。
10.左大培:《围绕着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的经济学论争》，《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原载《管理世界》1997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获第八届（1998年度）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本身的情况，参见刘树成1996a。
[3]参见Woos，Jung and Peyton，J.Marshall，1986；韩文秀，1996。
[4]参见刘国光、刘树成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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