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进攻受挫

二、军事进攻受挫

毛泽东到安源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与会人员一致接受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确定分三路进攻长沙，并且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在制定的方案中，毛泽东突出了三个要点，即:以三路发动的秋收暴动，主力和中心在江西铜鼓;三路军事进攻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最后集中攻击的目标是夺取长沙;在起义发动之后，必须注意力保萍乡、安源，以便留有退路。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项起义计划，已不再是在长沙湖南省委会议上确定的以长沙为中心，在周围七县发动的湘中暴动，而是把暴动的中心移向了湘赣边界。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经过调查，并与各地负责人讨论之后作出的新决断。因此，这场起义不能再是拟议中的湖南暴动或湘中暴动，而称之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更确切。但这场涉及两省边界的大规模起义，仅凭这几千人的兵力，而且又分作三路各自为战，必然难于统一指挥与协调，因此潜伏着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这项起义计划还表明，尽管毛泽东在过去几个月曾多次提出“上山”的主张，但那种主张主要是退兵时以积极的方式保存与发展力量，造成一定军事势力、以待时机的策略性主张，在理论形态上尚未形成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安源会议的起义计划及其以后的行动，表明毛泽东在发动起义之初，基本的指导思想仍是贯彻八七会议后的党中央及湖南省委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具体地说，就是以夺取长沙以及一些县城为主要目的，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工农民主政权，尚未意识到占据农村并在农村开展广泛深入的土地革命的紧迫性。毛泽东把起义的进攻方向与落脚点放在城市，对于城市中尽管分散但远远强大于革命力量的反动势力估计过低，这就使得毛泽东对于八七会议以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中国已经到了立即实行苏维埃的阶段，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

但是，毛泽东似乎也预见到了起义失败的可能性，或者也可以说，已经作好了“上山”的准备。他把坚持萍乡、安源作为退路的设想，恐怕就是这种准备的必要前提。或者说，安源会议上所制定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实际上已经预示，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毛泽东从这个时候起，全身心地投入了起义的组织和指挥，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

1927年9月8日晚上，彭公达和易礼容联名下达了《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铁路工人于9月9日率先行动。此刻，毛泽东正在通往江西边界县城铜鼓的山野里艰难跋涉。那里是他预定设立前委机关、统率秋收起义大本营的所在地。

毛泽东到达驻扎在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时，已是9月10日。这时，师长余洒度领导的第一团、第四团已经开始行动，于9月9日从修水向江平进军;由王兴亚领导的第二团也于9月10日在安源发动，向萍乡进攻。毛泽东于第二天率领由苏先俊任团长的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出击。长沙近郊和长沙县农民也于9月11日举行暴动。几个月来受到严重摧残与压抑的农民迅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投入起义的行列，长沙近郊农民近万人参加了这场暴动。

暴动在取得最初的一些胜利以后，很快就显露出失败的迹象。第一团在由修水向平江进发途中，在金坪遭到新收编的土匪部队第四团邱国轩部叛变袭击，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团长钟文璋失踪;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后，第二天在浏阳县白沙击败浏阳之敌，直抵东门市，但很快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于9月14日放弃东门市，军威因此不振，不得不于当日退驻上坪村;与此同时，毛泽东得到了第一团、第二团受挫的报告。

三个团相继失利，使得本来乐观的形势顿时黯淡下来。原来期望迅速占领平江、浏阳，会合安源、醴陵的第二团直攻长沙的计划，看来已成泡影。更严重的是部队严重减员，士气急剧低落，当地的大多数农民甚至抱着消极的观望态度。平生以来第一次指挥作战的毛泽东这才感觉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作出了放弃进攻长沙的决定，下令部队南下开往浏阳文家市，向江西萍乡方向靠拢;同时下令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也向萍乡方面转移。

但是究竟应该把部队引向何方，在当时参加起义的3个团相互失去联络，四周敌情紧张而又远离上级的独立指挥情况下，毛泽东最初的打算仍是回到他发动起义的出发地萍乡、安源再作考虑。

9月17日，毛泽东带领的第三团在离文家市20公里左右的孙家塅一带，同随后赶来的卢德铭、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和第一团会合。但是他们很快又得到了第二团惨败的具体消息。以王兴亚为团长的第二团，在起义发动之后连克安源、醴陵、浏阳，当地农民纷起响应，守军落荒败逃。但由于王兴亚骄傲轻敌，遭到敌人的袭击而失败。他率先离开队伍，浏阳城得而复失，群龙无首的第二团成了一盘散沙，仅存百余人。9月19日当毛泽东抵达浏阳文家市之后，闻讯赶来的第二团已是溃不成军。

面对这样几经失败、锐气大损的一支起义军，以及由各处集结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文家市这个山村小镇围攻的局势，毛泽东所考虑的，不可能是主动进攻和夺取长沙的问题，而是如何组织有效的退却以保存实力。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研究起义军下步工作和命运。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最近几日情况，说明秋收起义“受到挫折”，攻打长沙计划已难实现，应当改变原计划，实行退却方针。他提出应退往萍乡。前委其他成员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

然而，这个结论来之不易，这里充满斗争。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苏先俊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说:“是日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

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记述得稍为详细:“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后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

余洒度的记述是准确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唯一议题，是部队下一步的走向。余洒度师长、苏先俊团长等，以他们服从军令和军人就得打仗的天质本性，加上一种不甘失利，力图挽回败局的心理支配，一致强调按原计划再取浏阳直攻长沙。而农民出身的副师长余贲民，眼见军事指挥官充满信心地同言反攻，也感到不能不跟从了。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这紧要关头显示了党的领导权威和他的睿智有术的才干。他独排众议，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他冷静而详尽地分析: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才有1600余人，而敌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清乡团千余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的军、警力量3万余众，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缺少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再贸然前去攻城，一定有全军覆没之虞。

这时，明白“知己知彼”这一起码用兵之道的几名指挥员不再发言了。毛泽东审时度势，抬出湖南省委的命令。他语气断然地指出:“省委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可以肯定，其他各县的农军，无论谁也打不到长沙城下。省委的暴动大纲，那是我和公达、一飞几个在8月中旬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想得过了头，还不是打长沙的时候。对于省委方面，全部责任可由我担负。”

不打长沙，部队下一步怎样行动?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前去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再次北伐。接着，他把曾经代表湖南省委制定的《湖南暴动大纲》的要旨讲了一遍:“湘赣鄂粤的四省秋收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响应……军事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平浏农军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立赴汝城。”

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本原定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因未赶上才转向参加秋收暴动。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有过率部前往湘南的打算。此间，前委书记毛泽东用“叫花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目前不能打长沙的道理，并提出退出浏阳前去汝城割据的具体建议，余洒度、苏先俊也再无固执己见的理由。会议顺理成章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议。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由师长余洒度向部队宣布了向湘南(汝城)退兵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作了旨在鼓舞军心的讲话，其中有“小石子终究能够打破大水缸”的生动比喻。

不过，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并没有“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我们要到井冈山去”的话。

在中央档案馆发现的余洒度、苏先俊当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如本文前面所引)，都对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了“决议退往湘南”的依据，而决无“退到井冈山”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