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气质”仕途受挫

这类文人性情灵性、处事方法，都不大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如要跻身官场，并想远祸全身，就必须变性情、去天真、重实际；不然，如宁死不肯放弃文人“本色”，就只能辞官归隐：或歌咏山川、纵情林壑；或梅妻鹤子、老死林泉了。

§历史上的文人绝大多数是愿意做官的，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为什么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仕途并不成功呢？我认为，虽然这类文人有深刻的思想、很高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才华，但他们的文人“气质”，也就是他们天然所具有的一些个性特点和处事方式，是影响他们仕途成功的主要原因。

这类文人精神世界极为丰富，习惯于内心思索，处理具体事务并不是他们的真正兴趣点。遵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他们也很渴望做官，以实现“大济苍生、兼善天下”；建立事功、光宗耀祖；获得较高收入、改善生存条件等志向和目的。但做官就要迎来送往，办理具体事务，处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而这往往与他们喜欢潜心静气做学问是相悖的。

这类文人文化功底厚实，学有所成，思想深邃，自我感觉优越，往往恃才傲物，看不起一般人，从而导致得罪人、被人恨，难以建立起厚实的官场人脉关系。

这类文人个性鲜明，喜欢我行我素，常常说话直率，出口无忌，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别说仕途升迁，有时连自身性命都难保全。三国时名盛天下的孔融因讥讽、挖苦曹操，而被曹操杀害就是例子。

这类文人才气高，名气大，往往夺了他人的光辉，而让同事或政敌嫉妒。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年轻时就名重朝野的苏轼在仕途沉浮中，感受到了嫉妒的恶毒。以致他在小儿子出生时，发出如此心声：“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类文人自我意识强，自尊心强，脸皮薄，有傲气，不愿低三下四，趋炎附势，李白写下的“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表达。他们这种态度，必然不会得到上司的喜欢和支持。

这类文人对名看得重，总希望自己的才学获得他人承认，总是想表现、展示自己的优越，总是过于显露、炫耀自己的才华，可这恰恰是最遭他人反感、最可能得罪人的行为；同时，他们不愿低调生活，不愿做无名英雄，过不了默默无闻、平平淡淡或永远处于幕后的政治生活，往往会因热衷于走上前台、抛头露面，而获得“图虚名遭实祸”的下场。

这类文人读书太多，坚守气节，自负清高，道德感太强，对封建官场的潜规则理解不深、把握不住。遇事往往显得迂腐，不知变通，认死理，对政治的本质没有根本把握。

这类文人往往坚守真理，不愿妥协，不会看风使舵，常常使自己逆政治大势而动。如宋神宗时期，苏轼支持司马光等保守派，反对得到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苏轼以书生的率真秉性，给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力陈变法的种种弊端，使自己面临很大政治风险。神宗去世后，受到新皇帝重用的苏轼又反对宰相司马光的某些政策，并且表现得一点也不妥协，与司马光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使自己再次卷入残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再如辛弃疾的“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和积极进取、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都与当时南宋朝廷只求苟安的政治现实相冲突，而使他备受打击和折磨。

这类文人大多忧国忧民，正像范仲淹所说：“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往往总是从老百姓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对老百姓的疾苦深为同情，对封建政治黑暗深恶痛绝，对封建政治的幕后操作、对官员贪婪和腐败行为看不惯、不认同以至抵制和反对，这样就会得罪做官的同事或上司，而遭到排挤和打击。

这类文人不屑于“常戚戚”，不情愿、也不喜欢参与政治、权力斗争，认为整人有损于自己的道德形象。而不善于进行权力斗争，就容易受别人的整，容易从官场上败下阵来，轻则遭贬被逐，重则丢掉性命。

这类文人虽然言语豪迈、志向远大，但精神上、心理上往往又十分脆弱，经不起官场上的失意和挫败的打击，做官的韧劲不够，很少能做到“三起三落”而又痴心不改，往往一经挫折就想退出，或向往归隐。历史上许多官场失意的文人的诗词作品中很多反映了这种情怀。

总之，这类文人性情灵性、处事方法，都不大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如要跻身官场，并想远祸全身，就必须变性情、去天真、重实际；不然，如宁死不肯放弃文人“本色”，就只能辞官归隐：或歌咏山川、纵情林壑；或梅妻鹤子、老死林泉了。这到底是一种苦涩与无奈，还是一种“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呢？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水平的文化人仕途不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李白、苏轼等文化巨匠，正是由于官运乖舛、仕途不顺，历尽挫折和磨难，才使他们更深刻地体验了人生与社会，得以使他们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文学作品，成就了诗仙、文豪的美名，这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幸事；相反，如果他们的仕途一帆风顺，一路顺风封官进爵，他们写的恐怕大多就是“吾皇万岁”的作品了。这样，中国历史上就会因多了一些平凡的官员，而失去了许多珍贵的文化瑰宝。